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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之交，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宣称，中国在审查互联网上的付出犹如“水底捞月”。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打击互联网，祝它好运！”克林顿在当年庆祝新兴互联网的潜力时嘲笑道。

但是在那次演讲后的19年里，互联网并没有像克林顿想象的那样发展：它影响政治解放的潜力明显有限，而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一个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审核制度。

本周，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其年度展览上展示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数字力量的各种元素。

华为、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众多中国科技巨头出席了今年在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与此同时，由300名国内外专家组成的团队重点介绍了15项“尖端科技成果”，涵盖了人工智能、云计算和5G技术领域的研究。

然而，大会上推出了几个可圈可点的成果：其中包括一款新的计算机处理器，它可支持中国雄心勃勃的2020年社会信用体系。

另一个成果则是中国日益成功地向全世界输出其网络审查的蓝图。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习近平主席告诉与会代表。

“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担发展责任，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国研制出全球最快计算机处理器

腾讯是中国科技巨头之一。图片来源：Reuters

在大会上，华为展示了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处理器，鲲鹏920。此前，该公司的5G网络项目在澳大利亚被禁。

该公司声称，测试证明该芯片比竞争对手快25%，而能源使用效率提高30%。

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需要对大量数据进行更快处理的世界中，它可以带来更为强大的计算能力。

例如，像华为这样的处理器可用于一种算法，从而在几秒内识别数万移动人群中的一张脸。

诸如此类的发展无疑将有助于北京在明年实现其全国社会信用体系的规划。届时，北京将根据14亿公民的多种社会行为及其对中国政府认可度的相关指标，对他们进行实时数字评分。

该系统的核心是全国约2亿个监控摄像头，它们将数据输入至支持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的监控网络。

该政策的批评者称该体系为“数字独裁”，同时，一些澳大利亚大学对与中国企业的联系进行了审查，这些企业被指控在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新疆地区为大规模控制人权的行为开发技术。

然而，中国中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在互联网大会上表示，全球对中国数字道路的担忧标志着一种“冷战思维”。

“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阻止网络空间的交流，”他说。

“某些国家利用国家安全作为借口，攻击其他国家与企业，提升了互联网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对立性与负面效果。”

中国扩大输出“网络主权”概念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几乎与西方并驾齐驱。图片来源：Reuters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提供了大量资金来支持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

现在，“一带一路”包括了对数字项目的援助，它显示出中国式的互联网在其他国家复制。

一位电信高管在大会间隙告诉《日经亚洲评论》，对于中国数字援助的签约国来说，这可能导致外国政府采用“中国式的舆论审查”。

这种新的模式被正式称为“网络主权”，即国家控制本国互联网上显示的内容，并阻止公民访问部分国际互联网。

这给中国年轻一代的互联网用户带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们对Facebook、Google、Youtube了解甚少，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网站在中国也无法访问。

希望控制异议和信息传播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泰国、老挝、塞尔维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已与中国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

今年，巴基斯坦、葡萄牙和卢旺达等国亦成为寻求数字机遇的“一带一路”新成员。

数字监控分析师迈克尔·理查森告诉ABC，选择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并不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因为各国可能想选择和复制中国互联网体系的某些方面。

“一些国家可能非常喜欢中国式的监控摄像头、人脸识别和图像处理工具……但他们可能对社交媒体监控不感兴趣，”他说。

“任何一个人口相对不稳定或特别关注安全问题并日益转向专治的国家都可能感兴趣。”

理查森博士说，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努力证明了全球正处于“某种程度的数字军备竞赛”。

“中国有巨额资金，它有国家的力量来支持项目，”他说。

2018年，中国企业获得了5130亿澳元的投资，而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在电信行业的投资增长了39.5%。

本届大会还透露了中国数字经济价值31.3万亿元人民币（约6440亿澳元），尽管这一数字仍远远落后于美国。根据4月份发布的数据，2017年美国的数字经济价值为14万亿美元（约20.4万亿澳元）。

理查森博士说，可以从中国对算法和计算技术的“巨大”投资中看出其新的数字力量。

“在某些方面，我们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方面远远落后，但在其他方面，我们做得还不错，”他说。

他补充说，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因缺乏技术“整合”与自动化战略而令人担忧。

克林顿时代对互联网的政治潜力的憧憬在21世纪受阻。图片来源：Reuters

但是，中国能否通过技术塑造老百姓的社会行为，或输出其对数字未来的蓝图还有待观察。不过，如今可以肯定的是，当年克林顿口中那个真正全球化、开放的互联网概念已不如从前那样牢固。

理查森博士在提到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时说：“[大多数]人们想象中的互联网总是非常小，在某些方面上，这种设想从未在国际层面上实现过”。

“这种早期的互联网模式是非常特别的，并且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这种文化背景源于我们所谓的网络乌托邦主义者，他们[认为]互联网可以免于国家干预。”

“主权互联网也许是对全球化、非常普遍和开放互联网的一种必然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