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张伟：叛逆未遂,腾讯娱乐微信公众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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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贵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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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在《即刻电音》前5期节目中，他3次指出参加竞演的制作人作品段落与他人相似，并试图借此向观众说明：你们以为的抄袭很可能是参考。

2）他形容艺人的生活就像踩在跑步机上，在别人眼里一直在跑，但对自己来说却是原地不动。“你只要一不动，你就会被那个带着往后，摔跟头。”他对《贵圈》感慨。

3）“我对现在的自己并没有任何反感，我只是很反感大家认为我不够高级。”大张伟厌烦“高级”被作为攻击他人的武器，想致力于展现肤浅，“特别努力地让别人觉得我特别特别肤浅”。

▲2018年11月25日，北京，中国首档电子音乐制作人竞演秀《即刻电音》举办开播发布会

（文/杨楠编辑/方奕晗）

35岁的大张伟和14岁时看上去没什么区别。他瘦回少年时期的样子，依然为摇滚乐狂飙眼泪。他还是不好好说话，依旧最在意歌曲创作和舞台演出。张伟唱《静止》的时候人们夸他青春无畏，大张伟唱《倍儿爽》的时候人们骂他低俗贪财——即便这些对他来说，付出了同样的真诚和努力。

“摇滚最重要的三件事：反抗、愤怒、思考，我们这儿长不出来这个。”他一口咬定，如果一直陷在摇滚里，未来只有三条路：自杀、疯了、转行。

哪条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从音乐中得到快乐。

大张伟写过190首歌，三分之一都是为了安慰自己。他从《三傻大闹宝莱坞》的台词里得到启发，写下《阳光彩虹小白马》：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梗垮不乐是你傻，心要你哄它一切会好哒。

他相信，谎言说了1000遍就会成真。

但长期焦虑和失眠已经让他快绷不住了。2018年开始，他每天醒来都会流眼泪。“我不能理解我自己的地方在于，我这两年成绩挺好的。我已经拥有很多了，我为什么还不高兴？我没资格说我特别痛苦，这件事就特别痛苦。”3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就曾这样说。

一直以来，大张伟都在蓄意对抗主流审美和评价方式。拧巴，心里是个朋克，什么都要跟大众反着来。聪明，打游击似的当朋克，没法儿大获全胜，就一直憋屈着。

梨树结不出桃来。他的锄头抡得老高，和这片泥巴地较劲了20年。他喜欢被别人关注，但又想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是我人性中最大的虚伪”。

抄袭

抄袭重要吗？被人说抄袭重要吗？证明自己的原创能力重要吗？

大张伟很少正面回答如此“硬核”的拷问，但在《即刻电音》前5期节目中，他3次指出参加竞演的制作人作品段落与他人相似，并试图借此向观众说明：你们以为的抄袭很可能是参考。他心想，在节目中指出来，总好过被网友扒拉出来，多少能有个回应。“有时候天都放过你了，网友都不放过你。”

“为什么不放过我呢？”他念叨着，紧接着说，“这不重要。”

2005年之前，大张伟是智慧少年，是崔健、丁武瞩目的摇滚新星，他组建的花儿乐队被期望创造新的音乐潮流。2005年之后，大张伟是抄袭惯犯，早期两张摇滚专辑的曲目被网友质疑，2006年的《花天囍世》再次受到挑战。十年后，大张伟在某节目中remix的《爱如潮水》被德国音乐人Zedd指责；拥有4500多万微博粉丝——约等于大张伟微博粉丝数量四倍——的王思聪，至今仍置顶此事。

他自嘲“音乐裁缝”，在节目中调侃“我每一首抄袭的歌都唱出我自己的风格，基本上比我抄袭的那个人的歌好听”。别人问，这抄袭的帽子摘不掉怎么办？他说：嗨，无所谓。

可从来没有无所谓。每一次质疑，他都正面回应，努力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和逻辑。直到2017年下半年他忽然意识到，想要得到真正的释然，就要有被人讨厌的勇气。“我陷入一个估计一辈子都出不去的困境，我出什么歌都是抄袭。十年前我确实有这个问题，有些歌是真的抄袭了，我错了，我道歉过很多遍了。”

那阵子他上节目就道歉，哭着道歉，恨不得给观众跪下来，但都没用。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和任何人说话。后来，他开始学习新的编曲混音方式，努力避免“所谓抄袭唱的旋律”。但这两个字像刻在脑门儿上的刺青，只要他还在出新歌，非议就没完没了。

▲大张伟在《即刻电音》录制现场

《即刻电音》录制初期，大张伟遭到多数参演制作人的质疑。Anti-General直言大张伟不够努力，有抄袭嫌疑，“出于自尊都应该推翻之前的东西，重写一个”。他觉得大张伟的作品强行融合多种风格，典型的“什么流行做什么”。

身为主理人的大张伟没想到制作人对他有这样的意见。他在微博上回应，“我知道有些制作人无法体会我是如何拼了命的奔跑，才能留在原地。”他形容艺人的生活就像踩在跑步机上，在别人眼里一直在跑，但对自己来说却是原地不动。“你只要一不动，你就会被那个带着往后，摔跟头。”他对《贵圈》感慨。

也有情难自已的时候。《即刻电音》第四期节目，大张伟哭了。为了劝打算弃权的制作人留下来，他了掏心窝子：“有太多的人，他们仗着我喜欢音乐欺负我。……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让我们满意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做音乐是为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自个儿满意。”

他哭，台上台下的制作人也跟着哭。Anti-General在第二阶段录制后，用“可爱”形容大张伟，“看到那张脸就觉得很真诚。”他对《贵圈》说。

背叛

大张伟16岁时，成年人问他：你有什么理想？

“没什么理想。”

他曾对着摄像机镜头无奈地撇撇嘴回答提问：“我喜欢的不是Beatles，是Greenday。”他喜欢的朋克不仅是音乐风格，更是一种重要的青年文化，简单来说就是“用我的话，表达我的不满”。“标准既然是人建立的，人也可以打破它。”Greenday唱道。

很多年之后，大张伟只能描述出第一张专辑中歌曲的创作动机。比如，《放学啦》是初三时渴望放学的心情；《起飞》是表达不想写作业的烦燥；《花儿》是看到小女孩时的感觉；《静止》是说没人找他玩，看电视看到近视还头晕，特没劲；《幸福的旁边》源于同桌谈了女友，天天说自己幸福。

初中时，大张伟家胡同口总有小痞子劫道。他刚开始害怕，后来就习惯了，心想着“我要能像他那样生活多好”。但他从小没怎么上过体育课，打不上别人也追不上别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叛逆的心没有得到释放。直到遇到摇滚乐，听到垃圾摇滚（Grunge Rock）那些粗野又强壮的旋律和歌词，大张伟“感觉天地一杆秤起来了，人生终于有一个新的亮点了。”

“后来人们觉得我歌词写得特别好，什么《花儿》、《静止》啊。只不过我那时候看了一些小说。”摇滚少年大张伟读的是“愤怒青年”和“垮掉一代”的代表作，比如《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打死父亲》。他在接受腾讯视频采访时说，“书都是写得莫名其妙，我就感觉歌词也要写得莫名其妙，上一句不挨下一句。那一阵儿我就特别不具象地写歌词。”

到第二张专辑时，他已经十分痛苦了。“我觉得（做朋克）太扫兴了，我们当时做过很多演出，台下观众都俩手捂着耳朵。”这和他了解的欧美摇滚音乐节的演出现场相差甚远。在一些晚会中，台下年长者困惑甚至厌恶的眼神，刺得他生疼。

第二张专辑中的大多数歌曲，都令他感到厌烦。2016年他接受GQ采访时，回忆起那段经历：“那根本不是我想的，是因为付翀（花儿乐队经纪人）让我听的都是那样的歌，他跟我说那就叫牛逼，大家就喜欢。”专辑发行后，大张伟和付翀闹掰。作为朋克少年，他必须对自己诚实——他不喜欢写这样的音乐，再高级也没用。

2004年，花儿转投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EMI百代，音乐风格也从朋克转为Teen-Pop（青少年流行）。再后来，大张伟英语好了一些，能看懂Greenday的歌词，觉得这才是他想表达的。“Greenday的歌词就是‘不喜欢我的人你就去死’，‘我就喜欢给人一个大嘴巴’的音乐。”但他不能这么表达，“所以我就把他反过来，极致的开心反而是我另外一种反抗，另外一种叛逆。”

《嘻唰唰》就是纯开心，高兴地劲儿顶在那儿。几年后另一首大红的《倍儿爽》被称为广场舞神曲。大张伟曾说起，歌词里“天是那么豁亮”戳的是雾霾天，“地是那么广”回应的是北京老堵车。“我都是按人世间能够最爽的生活状态写的，很有含义的，只不过你没看懂。赖谁啊？赖你，真的。”

变换公司及曲风带来无尽的指责，指责花儿乐队背叛伯乐、背叛摇滚。乐评人尹亮的发言颇有代表性：“看看今天花儿……就像他们当初抛弃新蜂一样，一切的根源来自对物质及名利的过度苛求，以至于踩线过界，道德沦丧。花儿今天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炮火是对着大张伟的，他是创作核心，换风格也是他一个人的主意，连乐队内部都反对。

那一年，人们将《嘻唰唰》和《老鼠爱大米》《QQ 爱》等彩铃音乐一同归为年度“神曲”。大张伟觉得这完全是两回事。他也尝试写过彩铃歌曲，“我觉得怎么大家都在干那些倒退的事情，但我这个人又特别媚俗，我就觉得我不写那样的歌，是不是我就更没有机会在这个行业里生存了。但是我写完之后就老抠我眉心，天天抠，那歌俗得我都受不了。”

不可否认，在抄袭事件爆发之前，专辑《我是你的罗密欧》为花儿乐队带来了财富。大张伟想挣钱，想要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28岁时他曾在一次访谈中感叹：“中国很奇怪就是做摇滚乐的特别苦。任何敢于享受、敢于出专辑上电视（的人），都是背叛音乐似的。”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苦大仇深才算艺术呢？

肤浅

“我对现在的自己并没有任何反感，我只是很反感大家认为我不够高级。”

高端意味着符合某一部分人——多数是掌握话语权的人——的审美喜好，这非常不朋克。大张伟厌烦“高级”被作为攻击他人的武器，想致力于展现肤浅，“特别努力地让别人觉得我特别特别肤浅”。

背叛摇滚是肤浅，挣钱也是肤浅。大张伟想活得舒服，但这并不让他感觉快乐。他滴酒不沾、不懂车、不炒房。他的淘宝购物车攒着长长一串，却一个都不买。购物的快乐只来自确认付款和拆快递的那几秒，“哦，我买了，好像挺高兴，但不会给我带来真正价值上的开心。”

事实上，大张伟有许多方式展示自己的深刻。比如他非常爱读书，在他看来“文艺青年”是有真知灼见的人，例如鲁迅和王朔，至少得是陈丹青。“如果方大同都算文艺青年了，那文艺青年这个词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再比如，他视痛苦为创作源泉，最高产的时期，正是抄袭风波的那几年，因为“平淡如水对文艺行业特别致命”。

一直以来，大张伟都在蓄意对抗主流的审美和评价方式。13岁时他想当个痞子，就是老师讨厌的、叛逆的、没气质、大家不喜欢的小孩；15岁时他说写摇滚不为理想；25岁时，他宣称要做个娱乐大众的人，大家开心就好；35岁时，他拒绝用朋克形容自己，因为朋克这词儿“太装”。

在被彩铃音乐烦到已经不想写歌的时候，大张伟接触到电子音乐。“我喜欢EDM（电子舞曲）的原因是，我找到了摇滚乐的出口。那阵我热血都没了，听见那些新的EDM音乐之后，发现它和我喜欢的很多音乐类型都能对得上号。”

但根儿上最喜欢的还是摇滚乐。“我去看电音节，永远看到最后都是烦，都想走。但是我看摇滚音乐节时，看到我喜欢的乐队，激动到警察追我，我就狂跑。我这么笨的一个人居然能直接跃那个栏杆，啪一下跃过去。”大张伟绘声绘色地对《贵圈》描述当时的场面，“（摇滚乐）对于我来说，我可以为了那个事情把命给丢了，我觉得那就是我的生命。”

电子音乐让他开心，但光有开心是不够的，安抚不为生活带来真正的力量，那只是镇痛剂。他自认胆小，认为“在中国，愤怒跟痛苦不可能实现，人们不喜欢那种力量”。他曾用“软弱”形容自己，称“不能勇敢地去面对真正喜欢的东西，所以我没有那么执着，也就不会受伤。”

扑棱

2009年花儿乐队解散之后，大张伟开始独立发片、演出，与程振兴合作。

程振兴和大张伟同年，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比如都是弹吉他做乐队，听大量的摇滚乐和流行乐，喜欢Greenday和Sex Pistols，后期都喜欢上电音。大张伟重视审美趣味的相似，二十年来他稳定的合作伙伴除了花儿的成员，就只有程振兴。

他们开始摸索着制作电子乐，照着Youtube上的制作教程，一步步模仿调音。大张伟曾花了1万块钱去学英语，并且两次在微博上询问提高英语的方法，都是为了看懂国外的教程，然后翻译给程振兴听。

2009年“花儿十年”的演唱会中，重新编曲的《化蝶飞》是他们完成的第一个电子混音作品。他们试图用当时国外流行的Dubstep重新编曲。“我们就学着别人做很吵的感觉，结果发现我们做出来那个吵会刺耳，但国外的不刺耳，很有力量感。”程振兴告诉《贵圈》，反复试过之后，终于在演唱会前，幸运地做出“又重又有力量”的新版本。

大张伟在整理和分析素材上颇有条理。工作室有个4T的移动硬盘，按照音乐风格分了不同的文件夹。“他的整理能力非常强，你要找什么都能在第一时间找到。”程振兴说。

时至今日，大张伟仍在用iPod听歌。他每周都在更新歌曲列表，收纳各种排行榜。“去听最新的歌，听他们都是怎么编的。这20年我学习音乐是非常主动的，每个月最起码听500首以上的歌。”最新歌曲能激发大张伟编曲的想法，快速提取不同音乐中的关键元素。就像他早年声称为写《嘻唰唰》听了5G的歌找灵感，相当于100多张专辑。

“我会算歌，算什么歌会红。”大张伟言之凿凿。

但真正让他翻红的是综艺节目。流行文化的风向变了，搞笑成了核心。2016年最忙碌的时候，大张伟主持了6档综艺，常驻4档，还参与录制了另外64期节目。但大张伟觉得，“通过接下茬儿喜欢我这件事，让我觉得自己特别没有才华，特别没劲儿。”

在一个流传颇广的视频中，他告诉身边的学生，做人得像鸭子一样，水面上泰然自若，脚下一直在扑棱。能被别人看见的努力，都是肤浅的努力。

除了上节目，大张伟的全部时间都和程振兴待在北京的工作室里。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塞满各种设备，活动空间逼仄，转个身两人都能撞上。最重要的设备是一台电脑、一个巨大的曲面屏、两套鼠标。大张伟时不时就要导一次手机语音备忘录到电脑，里面多是他录下的突如其来的想法或者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