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母亲之前，我是个循规蹈矩的留美博士生。每天按部就班地到实验室做科研，周末开车买菜，逛逛公园，偶尔找一群朋友到家里大吃一顿以秀秀厨艺，或者去听听高大上的讲座。沉浸在世界名校的优越感里，生活平静而美好，未来也清晰明确：做个科学工作者，一生受人尊敬，衣食无忧。

第一个孩子的降生像投进安静湖面的一块石头。这个小软香首先带来的是母爱泛滥，但很快就抛给我一个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该怎样教育他？各种育儿书籍，全世界的教育理念，各个育儿公众号和论坛都认真学习。吃喝拉撒都有讲究，早期教育更是至关重要，和孩子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不能浪费。自己学习的同时还要“改造”千里迢迢来帮忙带孩子的老人，其中的争执甚至伤害都不堪回首。

回想起当时近乎强迫症的状态，最根本的原因是潜意识里对自己的不满。几乎在所有人的眼里，当时的我是教育成功的典范：来自很小的城市，父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年级第一名，保送进重点高中但还是炫耀式地参加了中考，轻松拿了个状元；千军万马中考进北京大学，接着申请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读博士；同时跑得了运动会，拿得起画笔，还掺和在各种学生会里——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然而在这个近乎完美的学霸故事里，只有我自己知道一定有哪里不对。因为随着学历的提升，我的自信心和学习效率都在急剧地降低。我频繁地做着重回高考考场却什么题也不会的噩梦。看看周围的同学，总觉得自己是最差的那个。每天起床去实验室都不情愿，甚至多次产生过不再继续读博士的念头。小时候当科学家的梦想近在咫尺，可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想着能找到个不错的工作就行。

孩子降生后，我急于教育他的偏执狂状态，突然让我意识到我对这样的人生是不甘心的；同时也让我静下来思考，曾经的意气风发，为何变成了只在乎“眼前的苟且”。

回想起来，从进入大学的时候开始，我的斗志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在这之前，人生目标简单而清晰：考上名牌大学。即使是现在也有很多家长认同，只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可以万事大吉。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也很明确：考高分。我从没思考过上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也从未想过自己喜欢什么，只要修炼考试技能就好，其他通通是浪费时间。偏偏我又在考试上有些天赋，加上学校里分数统治一切的氛围，我一路成就感爆棚，这又激励我继续埋头苦练，终于拿到了亮闪闪的北大通关证书。

可是通关之后，没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从未独立思考过的我，一下子迷茫起来。再说到选专业，更是一头雾水，除了考过的科目，其他的完全没有概念。最后就选了一个容易出国的专业，至于为什么要出国，也没想过。大学的日子，没有了努力的目标，对专业又缺乏兴趣，我和周围很多同学一样，大量的时间都在打游戏、看电影。坦白地说，大学生涯只留给了我拖延症和隐隐的挫败感。学习动力不足带来了拖延，而挫败感则来自除了考试之外的评价体系的出现，比如科研成果和社团活动。

到了毕业时节，不知道该如何做选择的我随大流来到了美国读博士。当时的我对读博士就意味着选择科研道路完全不知情。开始读博之后才发现，考试成绩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了，投身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素质我又都没有训练过，加上在麻省理工这样的顶尖学校，周围同学全是精英，我不得不接受更严重的信心打击。日复一日枯燥的实验室工作加上学校之外相对安逸的生活条件，终于让我忘记了曾经的踌躇满志。坚持熬到毕业，找个体面的工作，过衣食无忧的生活就很好了吧。

这样的心路历程，相信并不是个例。我看到很多大学同学和从国内其他名校来美读博的学生，和我的状态一样。当然，能够在美国工作、定居，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是奋斗成功了。只是这样的未来，是否对得起当年埋头苦读十二年为拼那万分之一甚至几十万分之一的机会而付出的努力？至少我自己的答案是否定的，那篇“30年1000名高考状元无一成为顶尖人才”的新闻真的令人唏嘘。

然而我想说，学霸们也是受害者。我们无疑是聪明的，但却被应试教育引入歧途。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修炼在社会中基本没有用处的考试技能。一整套的规定动作又早早地扼杀了我们的好奇心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更谈不上发展自己的爱好和做自己的选择。

所有有卓越成就的人，无一不热爱自己的事业，只有这种热爱，才是长久地支持他们克服各种艰难坚持下去的源动力，同时也会带给他们最真实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梁启超在《学问之趣味》中写道：“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而我最痛苦的时刻，是告诉爸妈，我不喜欢我的专业，我读不下去了，他们反问我，那你喜欢什么？我竟然什么也答不出来，这种茫然令我近乎绝望。那时，我已经年近三十。

养育孩子，一方面能帮我们重温记忆模糊的童年，另一方面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修正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错误。我的孩子绝不要再以考高分、当学霸为目标，这根本不应该成为教育的目的。尤其在我们的生活正在被互联网颠覆的时代，原来需要靠高分才能获得的优质教育资源现在都可以从网络上轻松得到，学习的能力和效率将更为重要。

我要努力让孩子们成为一直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而不是靠别人设置好的目标去前进；我要让孩子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能在过剩信息的迷雾里看清这个世界，而不是人云亦云，被大众的观点绑架。而我最终的目标，是让孩子们找到他们所喜爱和擅长的事业，为之倾尽热情和汗水，享受其中的磨难和收获。不管世界怎么改变，这都将成为能陪伴他们一生的幸福之源。

这样的教育，远比单纯的“好好学习”更难。孩子很多关键的品质，要从年幼时就开始培养。我为此开始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坚定了信念，学习了技巧，同时也意识到，最为有效的教育方式，永远是家长的示范。

于是，毕业后我放弃了美国的工作机会，回国，寻找自己的方向。初中时我迷过一段科幻小说，那些站在宇宙视角跨越时间长河的故事，常常让我感慨人的渺小和无力。在美国时我到过很多国家公园，天地之间的种种壮阔，最能让人忘却生活中的鸡毛蒜皮，思考人生的意义。这些年的日子和足迹让我想明白，到了短暂人生的尽头，唯一属于自己的就是经历，所以能折腾时莫犹豫；唯一能证明你来过这个世界的就是对他人的影响，所以自己的欲望从简，去做能惠及更多人的事。

我开始在教育行业探索。在参与了儿童早期教育、课后机构创业、留学咨询等几个项目后，我发现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意识并没有太大改变。应试的风气愈演愈烈，孩子们的压力和竞争更加残酷，童年已经被蚕食殆尽。高中的学生和大学的学生，还是一样的迷茫，不过是有一批从拼高考变成了拼“洋高考”而已。而如果真正想做出一点改变，只有到最核心的教育环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中去。

于是，2016年，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万玮校长，接纳我这个跨界教育新人到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的课程中心。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校里，我有机会为一到十二年级的孩子设计科学课程，给高中IB学生上课，甚至按照自己理想中的课程图景参与创办了一所小学。在与学生们相处的每一天中，在同时教小学一年级和高三的“分裂”体验中，在看到那么多同行为了更好的教育而不断的付出中，我体会到了“做一件比自己更大的事”的使命感和价值感。I work hard,not for a better life,but for a better world。虽然工作比读博士时更辛苦，虽然牺牲了很多陪伴孩子的时间，虽然要学习大量的新知识新理论，但我乐此不疲。

我庆幸三十几岁的自己，读到“新视野号”搭载着冥王星发现者Clyde Tombaugh的骨灰与冥王星相会，还会感动落泪；我庆幸我的家人，在最初的不解和失望之后选择支持我的决定。初心仍在，有人陪伴，我会在我热爱的事业中努力前行，用有意义的人生去引导孩子们追寻幸福的未来。

我上学的时候，学校走廊里常挂着这样的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于是擅长和科学技术相关的数理化生学科的学生，似乎因为要掌握这“第一”的生产力而有种特别的优越感，比学文科的孩子聪明又有前途。

一路理科成绩突出的我也曾一直以为科学就是越来越复杂的公式、越来越繁复的知识，直到到美国开始读博士做科研，才真正开始了解科学的来龙去脉，并残酷地意识到我在科学研究方面并没有那么擅长。背书刷题得来的碎片化知识很快被遗忘，也不知道怎么应用；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对我来说十分陌生，需要从头学起。反观我的美国同学们，他们理科院系的学生比例远低于国内的大学，但留下的都是对科学研究有很深的热情和理解、决心成为科学家的学生。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一度让我十分自卑和痛苦。

回国之后，我关注教育领域，个人背景的原因让我特别深入了解了科学教育的现状。一方面科学似乎越来越被重视，国家颁布了全新的小学科学课程标准，STEM教育也成了课外机构低年段的新兴盈利点；另一方面，学校内的科学教育，在小学的宽松之后，初高中仍然在学科知识加刷题的轨道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整体上看，对于科学本质和科学素养的教育，无论在课内还是课外，都还十分欠缺。

在美国的高中阶段，学生们深入学习理化生学科之前，总要先学科学哲学，把科学是什么看清楚。在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实施的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课程中，高中生也要学习一门叫Theory of knowledge（知识论）的课，研究各个学科的知识来源、方法、历史、影响。思维方式永远比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科学素养比科学知识更重要。

那么科学到底是什么呢？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而且是我们现有的认知方式中被实践证明比较合理的一种。科学的历史并不悠久，直到十七世纪牛顿的时代，我们才渐渐地建立起科学认知的基本模式。科学带给生活非常多的便利，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但科学并不代表正确，科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从不宣称自己正确。所有的科学结论都有有限的应用范围，世界上也有很多现象是科学不能解释的。非科学的领域同样有很高的价值，例如宗教，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有多元化的态度。

科学结论是可证伪并有连续性的。可证伪性是指对一个论断，一定可以假设出来一种可观测的条件，这个条件如果不成立的话，那这个论断就是错误的。如果某个论断具备这样的性质，它就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的。例如“上帝是否存在”这样的命题，在“上帝全知全能”的前提下，不管观测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说这是上帝的意志，那么就不存在一种条件，可以使得“上帝存在”这一命题是假的。

因此它不可证伪，就不是科学研究的范畴。连续性是指，在条件成立的前提下，科学结论在过去是对的，在将来也是对的，在中国是对的，在美国也一样。也就是说科学结论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连续一致的。基于科学的这个特质，我们才能够基于科学成果建造工具、发展技术和推测未来。

科学的认知方式有三个要素：事实依据、逻辑关系、审辩性思维。

事实依据是指所有科学结论都要建立在一个人人皆可观测的事实证据之上。在所有的科学研究领域中，都是通过实验取得数据来证明理论。如果理论没有事实依据，那就不能够被相信。科学领域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第一反应是重复实验，确认事实，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很多媒体一样，看到一个标题，马上改成一个更吸引眼球的标题，然后传播出去。对于孩子和处在信息洪流中的每个人来讲，重视事实依据，才不会被那些煽动性言论所迷惑和操纵。

逻辑关系是连接事实依据与科学结论的桥梁。逻辑关乎事实依据是否能支持结论，是至关重要的思维品质。例如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区别，是最基本的逻辑学常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应用。对于逻辑的教育是我们非常欠缺的。很多成人，即使大学毕业，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逻辑学，在生活中也因为很常见的逻辑谬误被误导、起争执。

审辩性思维是独立地思考的态度。正是因为科学世界并无权威，科学工作者们各自独立思考事实是否支持理论、逻辑是否合理，有了新的事实发现，会去验证之前的理论，看看能不能推翻，看结论中有没有隐藏假设，才逐渐建立起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无比宏伟的科学大厦。

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审辩性思维来避免人云亦云。但在我们的教育环境中培养审辩性思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中国文化崇尚“听话”，对家长和教师的话要服从。因此，保护并且赋予孩子独立思考的权利是很必要的。

观察到事实→用逻辑推出结论→审辩性地看待结论并对其进行调整→寻找新的事实，这样一个循环，构成完整的科学思维体系。这样的思维过程，是违背人类本能的。人是群居的动物，天性倾向于合作和听信他人，抛开情感诉诸事实并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需要后天刻意训练去习得。对科学本质、科学特征的理解，以及对科学思维过程的掌握和运用，可以帮助孩子们解决比数理化习题宽广得多的问题，这是科学教育应该达到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