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微信圈里流传一个“加拿大好人”阿尔文·汉密尔顿（Alvin Hamilton）的故事。

图片来自微信朋友圈

中国“救命恩人”汉密尔顿

话说1960年，中国经过疯狂的“大跃进”运动，陷入了全国范围的大饥荒，不得不想方设法从国外进口粮食。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准备进口12亿斤粮食。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国谈判代表秘密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小麦局进行了接触。

当时，中国外汇有限，希望能够以贷款形式购买加拿大小麦。由于中加两国还没有建交，而且刚刚在朝鲜战场交过手，加拿大政府意识举棋不定。在这个关键时刻，加拿大农业部长汉密尔顿挺身而出，“游说八方，一人成军”，劝说保守党政府批准了中加小麦贸易协议。

于是乎，微信传来传去，汉密尔顿成了一个“好人”，一个为中国提供救命粮的“恩人”。

应该说，在那个美、苏集体封锁中国的时代，汉密尔顿能够摒弃意识形态的束缚，积极推动向中国出售小麦，对中国确实是一个巨大帮助。有点历史知识或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1960年前后的中国满目疮痍，不少农民缺衣少穿，已经到了吃树叶、啃树皮的地步，

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加拿大人敢于突破政治封锁，为中国提供几十万吨粮食，确实值得中国人民铭记。

但是，对于任何人物、任何国家、任何现象，都不应该美化过度，或者丑化过度。

丑化一个人、一个国家，意味着无知；美化一个人、一个国家，则蕴含着危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知识界是多么羡慕英美、崇拜英美。多数人甚至认为英美就是中国的未来。然而，“巴黎和会”消息传来，英美马上由正义的化身立马变成了强权的代表。

半个多世纪前，中国人是多么地热爱苏联、袒护朝鲜，那时的说法叫“血浓于水”。然而，一朝翻脸，兄弟马上变成势不两立的对手。

人生在世，最好不要把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想象得那么好，也不要想象得那么坏。人是复杂的，一个国家更是复杂的。只有认识到人和国家的复杂性，才不会时而亲如兄弟、时而视如寇仇，才能长久地和平相处。

汉密尔顿推动加拿大向中国出售小麦，固然存在着“义举”成分，但更多还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格局的推动。只有了解到这些背后的因素，才是对历史以及汉密尔顿本人的尊重。

迪芬贝克政府的贸易算盘

20世纪50年代以前，加拿大在外交上很难获得独立的话语权。一个渊源深厚的母国，一个日渐崛起的邻国，都决定了加拿大只能“随波逐流”。英国要参加一战、二战，加拿大就必须提供兵员；美国要参加韩战，加拿大也只能予以支援。

但是，战争在让加拿大付出代价的同时，也使得其逐渐走向外交独立。一方面，加拿大对于母国的强大战争支持，迫使母国不得不提高其政治地位，赋予其外交独立决策权；另一方面，战争催生了加拿大工业现代化，壮大了加拿大经济实力，使其有了与美国讨价还价的一点资本。

1957年，约翰·迪芬贝克率领保守党赢得大选，就任联邦政府总理。迪芬贝克一改自由党政府立场，积极争取摆脱美国经济控制，发展独立自主的加拿大经济。

作为西部农业大省萨斯喀彻温一个农场主的儿子，迪芬贝克是依靠农民、工人支持上台的。他从内心里同情农民、工人等小人物，特别注重解决西部农民的经济问题。当时，得益于农业现代化，加拿大西部粮食产量连年增长，如何帮助农民扩大新的国际买家，将粮食销售出去，成为了迪芬贝克政府着力解决的一大难题。

1958年7月份，加拿大《环球邮报》总编跑来中国，见到了中国外交部长陈毅。次年，该报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现在看来，这应该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文化事件。在那个年代，欧美集体封锁中国，加拿大凭什么愿意“冒险”与中国深入接触？我觉得，很可能是迪芬贝克政府想打开中国这个粮食市场。

1958年7月13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会见加拿大《环球邮报》总编。图片来源：Show China 网站

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看汉密尔顿。如果没有迪芬贝克政府积极拓展小麦国际市场的背景，一百个汉密尔顿恐怕也办不成事。

可惜，当时中国“大跃进”运动风生水起，大家满脑子都是钢铁，根本没心思考虑粮食问题。而且，1958年中国粮食同样丰收，没有必要增加进口。所以，迪芬贝克政府的想法没有实现。

中、加、澳三国间的粮食博弈

到了1959年，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恶果本来已经显现。毛泽东也准备到庐山上进行反思总结。可惜，彭德怀一封“万言书”让主席龙颜大怒，会议的基调由反思变成了对“落后干部”的清算。

清算一年多，农业产量更加捉襟见肘，全国发生大面积饥荒。1960年底，陈云、李先念、周恩来等向毛泽东汇报，申请进口12亿斤粮食弥补缺口。主席大笔一挥，说“完全同意。能进口20亿斤，更好。”

有了主席批示，周恩来便全程安排谈判人员，通过香港华润公司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小麦局联系。当时，美、苏是对头，西欧不是粮食基地，只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粮食充足，又与中国没有太深的政治成见，具有可操作性。

经过秘密谈判，中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小麦局，以现汇支付的形式购买了几十万吨粮食。接下来，中国很快发现外汇不足，只能以贷款形式购粮。谈判代表遂通过香港华润，分别向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政府提出了为期6-12个月的粮食贷款请求。

大饥荒

鉴于中国财力太紧张，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政府都不敢轻易答应。中国连吃饭都困难，万一将来还不上怎么办？最初，两国政府都非常谨慎。

但是，现在回过头看，加、澳两国政府太希望扩大粮食出口，提高农民对自己的支持了。他们一直没有拒绝与中国的接触。中国则充分利用加、澳两国贸易竞争心理，分别向两国谈判代表“施压”。

最终，加拿大政府担心澳大利亚抢占对华粮食贸易先机，答应向中国提供为期9个月5000万加元贷款。澳大利亚小麦局知道后，也不甘落后，向中国提供了更为优惠的贷款条件。

汉密尔顿推动的中加粮食贷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你说，是当时的澳、加贸易竞争格局促成了贷款，还是汉密尔顿促成了贷款？恐怕是前者更多一点，个人只能顺势而为。

从道义上来说，中国在粮食贸易谈判中“脚踩两只船”，对加、澳两国政府有点不厚道。但是，商业贸易从来都是货比三家、买贱卖贵，中国的做法并不算违背常理。

加拿大对中国的“后续帮助”

中加之间的粮食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加拿大知道纸包不住火，这个事不通知美国，是行不通的。经过协商之后，他们向美国通报了中加小麦贸易谈判的情况。

美国政府表面上没有硬拦，但是暗中下了很多绊子。他们先是要求参与控制和检查运往中国的小麦船只，继而拒绝加拿大使用他们的真空泵。没有他们的真空泵，加拿大运货船难以成行。美国干预的借口，是中国会用小麦资助“北越侵略南越”。

不过，迪芬贝克政府非常硬气，坚决支持中加小麦贸易，确保了两国协议的落实。

1966年5月加拿大小麦局与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进行小麦贸易谈判。图片来源：Show China 网站

将粮食卖给中国后，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始终担心中国的偿还能力。当时，中国从加拿大进口粮食、医疗器械、纸浆、药品、不锈钢等，而中国只能为加拿大提供点土特产，双方贸易差额巨大。按这个样子，中国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上贷款。

所以，中加粮食贸易开始后，汉密尔顿又几次造访中国，商量如何帮助中国还贷。中国接待人员告诉他，只有让中国出口更多东西，中国才能还钱。于是，汉密尔顿又张罗着邀请中国代表团赴加拿大访问，为扩大中国纺织品出口提供机会。

由于本土纺织行业的抵制，中加纺织品贸易一直启动不起来。此路不通，汉密尔顿又想出一计。他介绍与加拿大关系较好的拉美、东亚国家，购买中国的工农业产品，以便提高中国的外汇储备。事实证明，这条路走通了。追根溯源，中国今日与南美、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恐怕都与当年汉密尔顿等加拿大政治家的穿针引线密不可分。

平平淡淡才是真

说了这么多只想表明，汉密尔顿及其背后的迪芬贝克政府，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活雷锋”，甚至也不能算中国的“救命恩人”。他们向中国提供粮食贷款和小麦，更多是出于农民急于扩大粮食出口的压力，并且受到了澳大利亚小麦局的“误导”。这更多是一种经济行为。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加拿大政治家的个人盘算如何，他们与澳大利亚从1961年开启的对华粮食贸易，对中国人来说确实是雪中送炭，避免了更多的饥荒。同时，这些粮食贸易也让中国看到了突围的希望，为后来开启中国与日本、西欧、东南亚、南美贸易，提供了经验和参考。

总之，我们最好不要把一个国家绝对化。对自己好的时候捧到天上，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踩到地上。

一句话，无论个人关系还是国家关系，平平淡淡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