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祎徐亦凡

编辑/漆菲

澳大利亚终于可以决定，派谁出席即将在日本举行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峰会。

5月21日举行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所领导的反对党工党最终获胜，他也因此成为澳大利亚下一任总理。现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所在的自由党-国家党执政联盟败下阵来。

澳大利亚大选初步结果已出：莫里森败选，工党卷土重来，华人选民称“被莫里森伤害”，“反华牌”收效如何？

截至发稿时，工党已获得71个席位，在本次选举中胜出

本届选举改选了众议院全部151个席位，以及参议院76个席位中的40个席位，在众院选举中获得过半席位者才能获得执政资格。

直到选举前一天，工党依然保持小幅领先，澳大利亚民调机构Newspoll的数据显示，5月20日工党支持率为53%，执政联盟为47%。舆论早有猜测，莫里森政权岌岌可危。

此时的澳大利亚正为疫情、通胀所困，两党领袖却均将“中国牌”视作竞选中的武器，试图以此打压对手。这个不甚新鲜的政斗招数，究竟能撬动多少选票？

莫里森总理（左）和反对党工党的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花费4亿澳元的最贵选举

5月21日，澳大利亚当地时间下午1时30分许，现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其女儿们就读过的Lilli Pilli公立学校投票后发表讲话，他向选民重申，联合政府是实现强经济的最佳人选。

“没人能行使我有幸享有的巨大特权……除非你得到当地社区的支持，否则不能担任总理、财务主管或部长。”竞选进入尾声之际，莫里森没有就自己赢得选举的可能性发表评论，也不愿透露如果他失去总理职位后，希望人们如何记住他。

今天上午，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出现在Carnegie公立小学投票站

当有记者问及“今日一艘从斯里兰卡抵达澳大利亚的船只被拦截”一事时，莫里森再次重申了关于边境保护的言论：“我是来阻止这艘船的，但为了阻止那些来的人……你今天需要投票给自由党和国家党。”他说，此前有多艘未经授权偷渡到澳大利亚的难民船被拦截。匆匆回复了几个问题后，莫里森表示：“现在我要回家，和家人在一起。”

几乎同一时间，反对党工党党魁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来到墨尔本东南区的卡内基（Carnegie）小学投票站进行最后的拉票。他谈到自己对工党的承诺，以及要让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的决心。“我不是为了改变我的生活，我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这就是我要做的。”

在竞争激烈的希金斯（Higgins）选区，街边挂满了绿色的标语，“把工党放在最后”赫然挂在C位。就在刚刚，联邦法院下令拆除这些标语。目前，该选区自由党代表凯蒂·艾伦（Katie Allen）的支持率仅为2.6%。

联邦法院已下令拆除设计得像绿党标语的竞选广告

悉尼西北部郊区的麦格理（Macquarie）是澳大利亚最边缘的选区之一，从21日清晨开始，大量选民来到投票站进行投票。截至下午2时，工党的苏珊·邓普曼（Susan Templeman）以0.2%的微弱优势领先，她的对手是自由党的萨拉·理查兹（Sarah Richards）。

“这是我第五次参加竞选，每次选举都非常不同，因为这里是非常边缘的席位，所以每张选票都很重要。”邓普曼说。

在北悉尼选区（North Sydney）的Willoughby公校投票站，该区议员、自由党的特伦特·齐默曼（Trent Zimmerman）携家人一同投票。在这一选区，他需要对阵工党候选人凯瑟琳·伦肖（Catherine Renshaw）和独立候选人丁凯丽（Kylea Tink）。

北悉尼议员特伦特·齐默曼与家人在公校门前投票，并与选民交谈

当选民们走进投票站时，得到前总理陆克文背书的候选人凯瑟琳还在投票站做最后的呼吁。齐默曼则说，他将迎来一个“令人紧张的夜晚”。他承认，不少选民告诉他，他们想投票给他，但实在不喜欢他的老板、现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

居住在悉尼北部霍恩斯比（Hornsby）的詹姆斯·特恩布尔（James Turnbull）和家人因感染新冠而被隔离，此前他曾担心自己会错过这次投票。21日上午，他和儿子Max通过电话进行了投票，这也是Max成人后的第一次投票。他抱怨说，通过电话登记投票很繁琐，网站崩溃了六次。

今早的倾盆大雨淹没了道路，导致新南威尔士州北部城镇克拉布溪（Crabbes Creek）的居民无法进入投票站，该镇位于里士满（Richmond）的边缘工党选区。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道，虽然克拉布溪社区大厅的投票中心已经开放，但政府建议选民优先考虑人身安全。由于电话投票系统仅提供给因感染新冠而隔离的选民，洪水或将影响该镇400余名居民的投票。

据了解，今年登记投票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700万人，比上次选举的1600万选民增加了约100万人。选票将被翻译成33种以上的语言和13种原住民语言。由于疫情原因，这届选举还采购了3.4万升清洁剂、6.4万升免洗洗手液和460万支铅笔——往届只需10万支，但如今没人愿意和别人共享。以上种种，或让此次选举成为史上最昂贵的一次，预计花费将超过4亿澳元，比三年前整整贵了1个亿。

工党在选前民调中保持领先

本届的现场投票只有5月21日（上午8时至下午6时），当天没办法前往投票站的人，可以选择提前投票或邮寄投票。

提前投票中心在选举日前数周就会开放。但选择此种投票方式的人，需满足投票委员会罗列的诸如“正在旅行”“距离最近投票站8公里以上”“因宗教信仰原因而不能前去投票站”“正在监狱服刑”“病情严重、身体虚弱或即将分娩”等条件。至于受新冠影响的选民，则需在包括投票日在内的三天时间内进行电话投票（5月19-21日）。

Newspoll的数据显示，工党今年以来一直在民调上保持领先，双方差距最大时拉开了12个百分点。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沈予加则提到，“大选民调存在偏差，仅能作为一个指标参考，不能当做决策和判断依据。在上次大选中，工党同样在民调领先却没有取胜。”

从去年8月至选举前，工党支持率一直领先于执政联盟

澳大利亚采用强制投票制度，不参与投票的18岁以上公民将被处以20澳元的罚款，但通常而言，希望表达观点的选民才会有意愿参加民调，这导致民调难以准确反映民意。

此外，澳大利亚采取偏好投票制度（preferential voting），选民按喜好对候选人进行排序，候选人必须得票超过50%才能当选。当有候选人落选后，其获得的选票会按照顺位统计到选票上排名第二的人身上，直至最终有人得票数过半。

但从民调可以读出的是，两位党派领袖本人的确都吸引力有限。在很多人眼中，阿尔巴尼斯存在感很低，低调得留不下什么印象；莫里森则是个十足的讨厌鬼，常常被网民形容“像个傻子”。

沈予加在与当地朋友的沟通后总结称，“大家普遍认为莫里森是中规中矩的形象，缺乏‘克里斯马式’（Charisma，魅力型权威）的领袖魅力，但他作为财长出身，比较擅长处理经济问题；阿尔巴尼斯相对而言则更像领导人。”

米歇尔·格拉坦（Michelle Grattan）是堪培拉大学教授，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独立新闻网站《对话》的首席政治记者。她评价说，根据一年来的Newspoll民调可以看出，人们对莫里森的信任度很低，而阿尔巴尼斯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评分也很低，两个人不去弥补这些不足，反而揪着“中国问题”不放，且不说这种攻击是否奏效，最终损害的还是各自政党的利益。

民调：莫里森和阿尔巴尼斯谁更适合当总理？

今年的计票工作于当地时间5月21日下午6点（北京时间下午4点）开始。但根据一项新法律，选举委员会有权提前2小时开始整理选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首席选举分析师安东尼·格林（Antony Green）表示：“我们希望今年的选举结果不会比2016年和2019年更晚。”要知道，上两届的最终选举结果，让选民足足等了一周。

投票结束后，格林将不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实时监测计票工作的进行。最终的投票结果会被输入由他管理的ABC选举专用计算机中。换句话说，这位首席选举分析师将是第一个宣布澳大利亚选举结果的人。

去年及今年年初，南澳大利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的选举结果也是由他来公布的。据他回忆，最早公布结果的一届选举是2013年，当晚7时左右便结束计票。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党差距悬殊，工党大比分输掉了那一届选举。”格林说，至于本届选举结果何时公布，取决于投票结束时，两党之间的竞争有多激烈——越激烈，结果计算得便越慢，反之亦然。他也透露，如果选举期间的民意调查是准确的，很快就会出现一边倒的趋势。

4月5日，格林在节目中分析最新一轮民调，当时工党表现强劲

当“反华牌”成为竞选武器

随着选举日临近，澳大利亚多地的街道上出现了红色的移动广告牌，写有“中国共产党说投工党（CCP says vote Labor）”的字样。在首都堪培拉、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和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都有该广告牌的踪迹。

有媒体披露，上述广告牌是澳大利亚边缘党派“前进澳大利亚”（Advance Australia）的“作品”，但其灵感无疑来自于现任总理莫里森。

拿中国当靶子，是莫里森的惯用话术。他在选举预热演讲中，公开将反对党工党描绘成“亲中派”，并指责他的对手阿尔巴尼斯是“本届大选中被中国政府选中的人”。他甚至用“满洲候选人（Manchurian Candidate）”这一侮辱性称呼形容工党副党魁理查德·马勒斯。马勒斯此前曾在访问北京期间呼吁加强中澳双方的防务合作，这一发言成了莫里森的攻讦由头。

工党也不遑多让，为避免被对手的话术所累，也开始拿涉华问题做文章。在选举前的辩论中，阿尔巴尼斯对自由党大加挞伐，强调其国家安全应对疏漏不断。然而5月18日讨论外交政策时，他却避谈自己的对华主张。

毋庸置疑，大打“反华牌”成了本届澳大利亚大选摆在明面上的选举策略。《外交学人》杂志评价称，如何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确应是重要议题，然而两党的竞选叙事都落在了姿态而非政策本身。

以反华作为政治斗争工具，并非本届政府首创，但取得过“奇效”。

2017年，时任工党党魁支持率超过了来自自由党的总理特恩布尔，为打击反对党上升势头，特恩布尔政府指责工党的政治新星邓森接受中国商人的政治捐款，并借机拱起反华浪潮。这不仅导致邓森辞去议员职位，还稳固了自由党的执政地位。

如此好用的招数，哪怕已被玩腻，自由党也很难放弃。沈予加向《凤凰周刊》指出，莫里森想以此不断提醒民众，工党靠不住，在处理中国问题上容易失误。

强调自身的反华立场，政客们也各有政治考量。

自2013年以来，自由党和国家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虽然在历次大选中取胜，却没有总理获得过连任——党内政治争斗和分歧使得总理人选不断更迭。因此，稳固权力根基对莫里森而言是利益所需。

沈予加分析称，莫里森上台前，其党内反华基调就已确定，只是在其任期内得到延续，但相比莫里森本人，党内还有其他更加极端的反华者。“为了迎合这些政客的政治主张并有效巩固其领导地位，莫里森需要表现出进一步强硬。”

现任国防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就是自由党内的鹰派代表，也是莫里森在党内的对手。达顿对于中国的攻击向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宣称中国导弹能打到澳大利亚；他还数次将工党和中国“捆绑”，例如在2月的议会上宣称，“中国官员把阿尔巴尼斯视为他们的选择”。

澳大利亚防长彼得·达顿是自由党内的对华鹰派

这迫使莫里森成为“新冷战斗士”，并展现出不落于达顿之后的姿态。

“达顿的立场亦是各方利益所驱使。”沈予加指出，“这其中还存在官僚部门斗争的问题。达顿作为国防部长，宣扬中国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既能增加其部门利益，也会强化他个人的影响力。”

4月25日的澳新军团日，达顿发表了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讲话。他明确指出：“澳大利亚人能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为战争做准备，作为一个国家强大起来。”讲话中，他特意强调澳大利亚需要“盯住任何侵略行为”，并暗示中国正走在“类似于二战前德国的老路上”。

“事实上，对中国的种种指责是一个非正常议程。”沈予加曾在澳大利亚长期生活和从事学术研究，对政策界很熟悉，深谙该国政治。她解释说，“我认为该国的政治精英非常清楚，中国不可能对它的实际安全造成什么威胁，但他们把中国‘安全化’，任何涉及中国的话题都被渲染成可能影响其国家安全。”

此前有一段时期，澳大利亚国内的反华氛围完全异化了，沈予加形容，“有点类似于白色恐怖，甚至客观地言论也会受到攻击，甚至影响职业生涯，而这样的情况存在于各个层面，甚至连学术界也不能幸免”。

因此，当反华成为堪培拉的“政治正确”，服从这股政治潮流是必选项，无论政客们原先是何立场都概莫能外。

就像2019年时，阿尔巴尼斯还说过“澳大利亚和中国有着友好关系”，如今这样的论调根本不会出现在大选中。一方面，工党试图撇清与中国的关联；另一方面，他们也学会用一样的招数“回敬”自由党。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莫里森屡遭攻击。今年3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草案被泄露后，阿尔巴尼斯表示，“所罗门群岛是战略要地。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控制太平洋，一些最激烈和最重要的战斗就发生在此。”

他将中所协议称为澳大利亚的“重大外交政策失误”，并将其归咎于莫里森政府，指责正因为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策略“混乱”，才让国家“不那么安全”，还批评对手曾以99年的租约将北部达尔文港口租赁给中国公司。

不论目的为何，澳大利亚政客确实将中国威胁“深植民心”。

去年，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民调显示，63%的澳大利亚人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而非经济伙伴，这是一个“显著转变”——2020年，只有41%的人有这种感觉；而在2018年，82%的受访者视中国为经济伙伴，而不是安全威胁。

过去几年来，认为中国是安全威胁而非贸易伙伴的澳大利亚人比例快速上升

但对于这些不新鲜的主张，恐怕选民已经“审美疲劳”。莫里森多次提及的“国家安全论”，无法再像上届选举一样给他创造巨大红利。

英国《卫报》2月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更多受访者选择相信工党，比自由党高出11个百分点。61%的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是“需要处理的复杂关系”，但只有26%的人表示中国是“急需面对和处理的威胁”。

对选民来说，民生问题才是更大关切。民调机构Newspoll在1月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约1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威胁”是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排在新冠疫情、经济复苏和气候变化之后。

而自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也未像近几年一样将所谓别国威胁当做选举焦点，没有冷战记忆的年轻选民很难因这套说辞有所触动。

两党对华立场无本质区别

相较自由党，工党出言并不那么激进与强硬，但这不代表二者的对华政策有什么本质区别。工党的影子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认为，澳大利亚与中国仍需要做生意，不过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国家安全等方面，其与自由党的立场高度相似。

她在4月底的演讲中称：“我们的地区正被重新形塑，大多是因为中国正变得愈来愈决断、愈来愈具有进攻性。”

工党影子外长黄英贤

这意味着，无论何党派执政，都会对来自中国的贸易制裁采取强硬路线，并增加国防开支。在中国关切的问题上——诸如南海问题、5G网络、人权等，黄英贤已表示，工党不会放弃澳大利亚固有立场。

更何况，澳大利亚当下政治语境非常明确——对华示好或让步是危险举动。阿尔巴尼斯表示，工党将以“成熟的方式”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但不会与现任政府做法有太大偏离。

不过在姿态上，工党无疑会有所缓和，且能展现出一定理性。黄英贤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处理和中国关系时，不会玩弄国内政治。”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和工党影子外长黄英贤就外交事务进行辩论，重点仍离不开中国

沈予加判断，工党上台后，中澳关系能获得一定的回旋余地，但其政策也只会是一步步缓和，而非大幅调整。此外，澳大利亚民众并没有认识到，现在是急需改善中澳关系的关头，“舆论造势让他们确信需要对中国更加保守，保持警惕防范”。

而一旦莫里森获得连任，中澳之间连这一点转圜余地都很难出现。

过去几年里，中澳关系在自由党执政期间步步走低。从2018年通过《反外国干涉法》开始，无论是涉疆涉台、5G建设、中印冲突等问题，澳大利亚都急于展现反华姿态，甚至单方面撕毁维多利亚州与中方签订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不过，澳大利亚的反华苗头早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任前就已出现，只是随着美中关系的僵化而冲在最前线，并以国家安全为名扮演“反华急先锋”角色。

比如，澳大利亚不惜毁弃与法国的潜艇合同，而与英美组建AUKUS联盟。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防部长达顿甚至宣称“若台海开战，澳大利亚会跟着美国一起出兵”，此后又改口称“将提供武器”。

“澳大利亚并非是完全被动地追随美国，很多时候反而是在主动吸引美国的注意。”沈予加分析说，“通过挑衅中国，既展现其对美国的忠诚，也试图借此将美国注意力留在亚太地区。如果美国置澳大利亚于不顾，反而影响与全球其他盟友的互信。”

澳大利亚处处提防与攻击中国，不仅伤害中方，也反噬其自身利益。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随着中方施加贸易制裁以反制，其多个行业已然损失严重。

2020年，受到疫情和贸易摩擦的双重打击，中澳双边贸易额同比下降0.7%，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额下降5.3%。不过2021年，两国贸易额出现上涨，很大程度来自于澳大利亚对华出口铁矿石价格和数量的上升。

沈予加指出，中澳政治摩擦与贸易往来没有那么紧密捏合在一起，即便政治关系断裂，双边贸易也可以延续。

鉴于澳大利亚将自身利益与美国深度绑定，必然会继续追随美国脚步、遏制中国。“如果中美之间爆发结构性矛盾，澳大利亚毫无疑问会把自己的国家安全建构在美国的秩序之下，竭尽全力维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秩序。”沈予加说，“如果中美间未出现这种情形，澳大利亚会以相对务实的方式处理澳中贸易，包括参加多边贸易组织等机制，帮助其自身更好地融入亚太经贸体系。”

“我只关心能否拥有自己的房子”

“凯瑟琳·伦肖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住在北悉尼选区的韩裔选民艾米丽·朴（Emily Park）今年38岁，她和家人全部支持工党，“在育儿和医疗保险方面，我完全支持工党的理念。”

19岁的詹姆斯·查尔卡（James Chalcroft）住在悉尼郊区的凯普希（Campsie），他也投票给了当地的工党候选人托尼·伯克，这是他第一次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总的来说，我对这次选举感到乏味。他们在上面斗来斗去，但我关心的只是这辈子能否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查尔卡说。

投票现场：工党候选人凯瑟琳·伦肖 (左二) 在北悉尼选区投票前，正在与丈夫（右)交谈

莫里森在竞选过程中屡次爆出过激言辞，也让120多万澳大利亚华人心生反感。4月末，前总理陆克文出现在墨尔本东部的Box Hill购物中心，他是被工党请来站台的——这里不仅是澳大利亚最边缘化的地区之一，也住有20%的华人选民。

居住在该选区的李先生告诉《凤凰周刊》，华人对两党的观点会两极分化。因为华人社区的华人不仅来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地区，也有人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我希望澳大利亚能有自己的国防政策，而不仅仅跟随其他国家。”李先生无奈地说，澳大利亚需要有足够智慧的政治家，带领人民走出困境，而不是靠喊“反华”口号来煽动情绪。

澳大利亚独立智库Per Capita华裔研究员赵明佑（Osmond Chiu）表示，莫里森强调会将中国和当地华人社区区分开来，但当地华人的担忧并未减小，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它是以一种将华人视为牺牲品的方式进行的，很多人因为政府的言论而遭受隐形歧视。”

在墨尔本生活了十余年的何女士这次将选票投给了工党。“尽管澳大利亚边境已经开放，但华人生意恢复得很慢，疫情带来的种族歧视等影响是长远的。”她告诉《凤凰周刊》，疫情期间莫里森的对华政策深深伤害了当地华人的感情。虽然华人移民中有投票权的公民估计不到百万，但变化剧烈的中澳关系已经深深影响到华人群体。

一些学者也表示，相比过去，华人选民在本届大选中表现出了更加成熟的一面，具备了更好的信息识别能力。“以前每次大选，我都会碰到华人选民说他们不在乎选举，会说‘不就一张票的事情嘛，反正哪个党执政都差不多’。”华裔时政评论员刘路新说，“但这一次，从很多选民犹豫不定就可以看出，他们在仔细掂量不同政党、不同候选人的政策对自己会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媒体也在积极发声。《时代报》《悉尼先驱晨报》《堪培拉时报》《卫报澳大利亚版》等九大报纸在头版呼吁“澳大利亚需要新政府”。

《时代报》在社论中写道:“虽然我们对这场选举中缺乏说实话的精神感到绝望，但我们认为，为了恢复联邦政治的完整性、更好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需要更换政府。”

“工党绝不能浪费领导和塑造澳大利亚的机会，至少应该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悉尼先驱晨报》也在报道中称，“这个国家需要改变。”值得玩味的是，他们也并未力挺阿尔巴尼斯，只是称其为“不是最坏的选择”。

沈予加则提到，“默多克掌权的新闻集团与自由党关系深厚，对澳大利亚政坛影响力极大，也会对选情带来影响。”

新闻集团旗下的《澳大利亚人报》和《信使邮报》认为，莫里森在应对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挑战方面发挥了强大的领导力，保住了国家的财富，因此应该有机会领导国家的复苏。

“虽然选举社论对选举结果几乎没有影响，但重要的是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时代报》编辑奥尔康（Gay Alcorn）表示，这个时代没有党派之分，我们试图通过独立思考得出一个立场，即哪个政党最能服务于公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