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北谷随笔

（ID：bgsb2017）

 

前序

一个月前，曾经在麦肯锡并肩战斗的好友出差回国，跟我说有人想转载我在十四年前发表在海外博客网站文学城的一篇文章，想要联系我。“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想转载我十四年前写的文章，不早过时了吗？”我当时这样想。两个星期之后，公司的小编告诉我，有人打电话到公司（看来终于打听到我了），说是想要在公众号转载我那篇文章，希望能得到我的授权。我想转就转吧，我自己都忘记的事情，随便吧。

不久后，我在“假装在纽约”这个公众号看到了这篇文章，阅读数10万+，之后陆续有几位大学同学，麦肯锡认识和不认识的同事，都在微信或是微信群里给我发了这篇文章，说了他们的读后感。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一直不愿意重读这篇文章，似乎是在内心深处不愿意去重新审视那个曾经年轻又青涩的自己。两个星期之后，我终于鼓足勇气，重新读了这篇文章。这种感觉像是翻开十四年前尘封的老照片，照片上的自己陌生又熟悉，让我不敢正视，因为怕在对比中看到自己现在的沧桑和世故，却又忍不住想要偷窥几眼，偷窥那个曾经年轻，对生活充满了梦想和激情的我。

将这篇文章重新拷出来（之前的文档早在N次搬家中丢掉了），作为北谷随笔的创刊号，我会在后续的时间里跟大家分享我在08年二次海归之后的生活和创业经历，以及人生感悟。

回硅谷已经一年多了，经常有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约我吃饭，非常好奇也非常诚恳地询问我回国的经历。尽管最近媒体风传海归变成海待，在硅谷的中国人圈子里，阔别多年的祖国，依然像一颗巨大的磁石，吸引力有增无减。

中国加入世贸后经济增长势头稳健，海归的就业市场也颇有好转，不时听到朋友在国内找到高薪高职的工作，于是想借此机会谈谈我的海归经历。

我2001年从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不顾朋友劝阻，决定回国加盟麦肯锡大中华区北京公司做企业战略咨询顾问。

记得刚回国的时候，心里非常兴奋非常激动，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觉得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回到了阔别七年的祖国。

第一次和同事去嘉里中心旁边的小王府老北京菜吃饭，特别高兴，心想在美国可吃不到这么地道，又这么便宜的中餐。

回国的前四个月像蜜月一般，觉得中国处处都好，可不用在美国受第一代移民的辛苦了，心想这辈子不需要回美国去了。

没想到蜜月总有结束的时候，四个月之后，开始怀念美国，同时渐渐发现自己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

回国前，好友曾警告我，当心回国后有“Reverse Cultural Shock”逆向文化震荡，意思是说我需要重新适应中国的文化。

当时不信，心想我从来是很中国的，在美国这么多年，因为中国情结太深太重，总是有意识地抵触美国化，保持自己的中国本色，回国后定能和本土派打成一片，难道还需要适应我自己国家的文化不成？

结果不幸被好友言中，发现潜移默化中自己已经吸收了美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反而对中国文化不习惯了。那么就来谈谈我回中国的逆向文化震惊吧。

回国两月有余，第一次去相亲，对方是妈妈同事邻居的儿子，北师大毕业，人大的工商管理硕士，在北京一家民营的证券公司工作，比我大一岁，地道的本土派，仪表堂堂，爸妈颇为满意。

记得第一次见面，交谈不久，对方冷不丁问我中文里夹的英文词“impressive”是什么意思，我被问楞了。

在美国已经习惯了讲中文的时候带英文词儿，从没想到过需要把英文的口头禅翻成中文。冷不妨被问到，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怎么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译，但听起来很蹩脚，中文不用这么长的形容词儿。翻成很好的？好象意思没有完全表达出来。

仔细一问，原来我交谈中不自觉带的很多英文词儿他并没有听懂，只是不好意思问罢了。

大学的时候读围城，记得钱钟书先生把海归夹在中文里的英文词儿比成“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当时为钱先生的刻薄叫好，并对海归的这种行为大不以为然。没想到十年之后，自己讲话也变成了“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

真想对钱先生说，先生冤枉啊，我夹英文词儿可一点都没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实在是习惯了，脱口而出，真要一点儿英文都不夹还很费劲呢，因为要在说话前把脑子里现成的英文词儿现翻成中文，还得找到合适的中文词儿。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海归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克服语言关。

在麦肯锡第一次和中国客户打交道，同事对我说，注意讲中文，客户不喜欢我们说话带英文。于是给联想做项目的时候，讲话特别小心，英文一定要翻成中文再讲，但一不注意英文词儿还是脱口而出，比如说strategy, competitive analysis之类的商业用语。

好在联想的客户很尊重麦肯锡，也很愿意向麦肯锡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理念，所以受我影响不知不觉讲话也带上了英文词儿。想想很对不起钱钟书先生。

海归遇到的语言震惊是很容易发现也是相对来说容易克服的，而海归和本土派中西文化的差异，则是微妙的，它藏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里，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

记得一次和本土派的朋友聊天，谈到聪明和智慧的区别，他问我说，你觉得自己是聪明型呢，还是智慧型的？我当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是既聪明又智慧型的”。

朋友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说道，你倒是一点儿都不谦虚啊。我当时一楞，突然意识到在东方文化里，即使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也应该谦虚地说，“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哪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道理？

在美国呆久了，习惯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忘记了谦虚，也忘记了谦让。西方文化直来直去，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一定要说十分—如果不是说十二分的话，学会推销自己是在美国谋生的先提条件。

东方文化则比较含蓄，经常拐弯抹角，嘴里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也只会说八分，留着二分让对方去猜。

在上海做项目的时候交了一个上海男朋友伟，本土派的，其实也算海归，留日的。但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还东方，所以我们在一起经常碰到中西文化的差异。

一个周末我最好的女朋友苗从北京来上海玩，住在我酒店的房间里。苗的朋友遍天下，在上海也有朋友，所以我想周末苗该见她的朋友就见她的，我给苗要了一张房卡，这样我们俩互不影响，行动自由。

跟伟一讲，他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这么对朋友呢，中国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应该陪好朋友玩了。我觉得很委屈，在美国，即使是好朋友，相互之间也是很独立的，有空约时间见面，如果各有各的事，那么就各行自便，没什么可客气的。

在我看来很自然的事，在伟眼里是“不讲姐们儿义气”，解释了半天也解释不清，本来苗想找她的朋友玩，我想和伟去无锡玩，结果我们两个人都陪苗去了杭州），也没玩好，因为我和伟吵架，三个人都扫兴而归。

生活中的文化差异像是浪花，需要海浪的撞击才会迸发，即使发生也不一定是件坏事，有时会给平静的生活平添一些乐趣，而工作中的文化差异，则像是一股旋流，会有一种被它吞没的感觉。

在麦肯锡北京公司工作，感觉肩上的责任比在美国大，更有挑战性，比如说给微软这样的财富五百强跨国公司或中国电信、联想这样的国企民企领头羊做企业总部发展战略。但是最大的感觉就是累，几个月下来身体透支得很厉害。

回斯坦福商学院参加我们2001届MBA的一周年聚会，和在美国麦肯锡做的同学一聊天，发现同是给麦肯锡打工，我在中国的工作时间是我同学在美国工作时间的两倍。

在中国其它外企工作的校友也有同样的感觉，在中国工作的工作时间加倍长，强度加倍大。为什么呢，我想有两个原因。

其一，经济差异，中国仍在飞速发展的阶段，而美国经济已相对成熟，好比马拉松赛跑，如果你想追上比自己早起跑两个小时的对手，自然会跑得累很多。

其二，文化差异。美国文化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强调individuality，个人利益第一，企业利益第二。

如果问100个美国人，工作和家庭哪一个更重要？99个会回答说，这还用问，当然是家庭重要。

剩下一个会被大家认为是workaholic，工作狂。晚七点以后和周末是法定的个人时间，偶而老板让加班，还要很抱歉地对你说，不好意思让你加班了，做完赶紧回家吧。

而亚洲文化，强调集体的重要性，强调conformity，企业利益第一，个人利益第二，个人服从集体，老板觉得你的时间都是他的，加班理所当然。

况且中国文化崇尚坚忍，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麦肯锡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做得那么辛苦，大家却也习以为常，没有人因为工作时间长就炒老板鱿鱼。

习惯了individuality的我，一下子被卷入conformity的旋流中，在忘我地工作了大半年之后，突然有一种失去自我的莫名失落。

回到硅谷后，碰到和我年纪相仿，想回国的女同胞，问我回国的感受，我第一句话就问，你结婚了没有？有没有男朋友？如果回答是没有，我下一句就是，最好在硅谷找到男朋友再回去，回国找不到男朋友的。

为什么呢？那就谈谈我回国的交友震惊吧。

在美国洋插队了七年，回国的时候已是年近三十的大龄女青年，我的婚姻问题成了我父母最大的心病。

在美国的时候心想，中国有十三亿人，男同胞应该有6.5亿吧，市场足够大了，自己条件又不错，找个老公总不成问题吧。殊不知自己大错特错也。回国半年多，居然一个约会都没有，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想想在美国七年，什么时候担心没有男孩子约我呢？如果我想约会的话，去一次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组织的舞会，或是郊游，自然能认识好几个单身男士，约会不成问题。硅谷男女比例失调，女孩子是大熊猫，不愁没人追的。

没想到回国之后突然之间门庭冷落，空守深闺了。

海归的舞会，郊游，或是派对也去了，认识的人也不少啊，可好象从来没人主动给我打电话。偶尔有男士约我出去，还以为对方喜欢我，交往一阵子后发现对方已婚，甚至孩子都有了，想在婚外找红颜知己，我可不想做第三者——第一者还没着落呢，哪有时间去做第三者？

想想不对，用麦肯锡的2X2市场吸引力，企业竞争力矩阵一分析，突然发现自己在交友市场上吸引力是零，自身竞争力也是零，处在要被麦肯锡建议退出市场的原点上。

为什么呢，先谈目标市场吸引力，我的目标市场是海归男士，觉得大家背景相同，都是洋插队回城的，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吧。没想到海归男士不想找海归女士，自己挣钱已经足够多了，何必再找个女强人呢，还是找一个本土派的贤妻良母比较好。

那么扩大目标市场，转向本土派吧，可惜自己在美国两个名牌大学拿了两个硕士学位，年薪十万美金，足以让本土派男士望而却步。我曾试过在新浪网上交友，email告诉对方自己的学历和经历之后，对方只回了四个字，高山仰止。

大学的时候就在杂志上读到过女硕士女博士找对象是高射炮，找不到目标。现在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市场吸引力是没了，再看看自己的竞争力，既不年轻，也不是特别漂亮的那种，可能也不够温柔，在美国习惯了独立，一切事情都自己做主，从不依靠任何人，东方女性的顺从谦让都忘到脑后了。

和本土派年轻漂亮温柔贤惠的女孩子比起来，似乎也没有竞争力。怎么办呢，难道真按麦肯锡的矩阵理论，退出市场不成？可总不能一辈子孤家寡人啊。

正在交友无望之际，偶然在上海做项目访谈时认识了伟。

伟比我高一届，88级的，大学毕业后赶上出国潮，东渡日本留学五年，回国后在一家日本公司做销售。我在上海给一家跨国公司做中国市场的战略咨询，在做市场访谈的时候碰巧认识的。

因为工作关系请伟吃中饭，聊得很投缘，所以约好周末一起出去玩。在上海出差几个月了，还从没在上海好好玩过，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周日晚上从北京飞到上海，周五晚上又急急忙忙飞回北京。这回决定在上海过周末，反正公司报销五星级酒店房费。

周日伟带我逛上海，在豫园品茶、吃南翔小笼包，在外滩坐渡船，登上东方明珠塔最高层看外滩的夜景。上海的夜景很美，可以和旧金山相媲美，但比旧金山更有情调，因为上海夏夜的风是温暖柔和的，像是恋人的手，不像旧金山的海风，即使是夏天也吹得你透心儿凉。

和伟在一起的日子时间过得很快也很开心，是我回国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光。曾有想过在上海找个外企的工作，扎根中国﹐就把美国放弃了吧，这也是父母的心愿。

但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一种失落落的感觉，像是有个填不满的黑洞。

其实我自己知道是为什么。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人生成长中最关键的十年，我有七年是在美国度过。尽管自己一直在抵触美国文化，但潜移默化中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成了我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美国的一半，成了我和伟之间最大的障碍。我们俩之间总是会碰到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我知道伟永远不能够理解我的另一半，那个我生长在地球的另一端。

三十岁的我，发现仅有爱情是不够的，我需要找到一个soul mate，一个真正能了解我的全部，分享我的全部的知己。

我想了很久，觉得我和伟是不会有长久的幸福的，激情褪色之后，我们俩之间的差异会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中体现出来。伟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一直不愿让我为他放弃美国。

回国前朋友都劝我留在美国，这回父母姐姐倒是都劝我留在中国（因为当时美国经济太糟），但内心深处的我，知道自己如果不回美国的话一辈子都会后悔的。

所以我鼓起最后一点勇气，在二零零二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和伟告别，在硅谷经济一片萧条，公司裁员风声鹤唳的时候，孑然一身回到了硅谷。

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想家想得发疯，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就哭了。

在美国辛苦奋斗了七年，总算回国了，以为可以摆脱缠绕我多年的乡愁了，没想到回国不久，乡愁换了个名字，又重新回到了我身边。

上班堵在三环路上，自行车比出租还快的时候，开始想念在280高速公路上时速130公里开车飞驰的自由的感觉。

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好莱坞大片。每次回美国度假，都要一个人跑到电影院里，连看好几个电影，享受在超大屏幕前看指环王，哈利波特的感觉。

想想海归好惨，洋插队几载，辛辛苦苦适应了美国，回国后又要克服逆向文化震惊，重新适应中国，在美国的时候想中国，在中国的时候又想美国。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最后总要做一个选择，无论选择鱼或是熊掌，总免不了一分割舍的痛。

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位本土派朋友，在国内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有车有房有存款，可是出国梦仍未圆。

琢磨着去美国读书吧，舍不得在北京的高薪投资银行工作和舒服的生活，不出吧，眼看公司里海归同事越来越多，总觉得自己缺了点儿什么。举棋不定，向我讨教。

我对他说，出国一定要慎重。

如果你想长期在国内发展，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出国，而且出去时间不要太长，在国外呆一两年镀个金就好了，出去时间太长国内机会成本太大，回国又要面对逆向文化震惊，有可能得不偿失。

如果你想长期在美国发展，对出国的机会倒不需要那么挑剔，不过一定做好得失的思想准备。

回到美国后，我悲哀地意识到，我和父母永远隔着一个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父母不适应美国，我不适应中国，这个现实我永远无法改变，这是每个第一代移民都要付出的代价。

说了这么多海归的困惑，似乎海归不是那么有吸引力。那么到底是归不归呢？

中国和美国实在是各有各的好处，海归与否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主要是看你想要什么了。我个人以为对海归来说，中国有更大的事业发展空间，而美国生活质量高些，更适合家庭，舍鱼或舍熊掌，全看个人喜好。

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书时的一位好友，2000年回国，已经在民企里摸爬滚打了四年，对我说现在已经彻底本土化了，“别人都看不出我是海归了，说我看起来跟北京小痞子没什么区别”，海归做到这份儿上，也算是修得正果，取到真经了。

——本文发表于2003年

2008年我二次海归，一晃回国也快十年了，看看之前写的文章，又有了很多心得，在这里简单和大家分享，以后我会陆续在北谷随笔里有更多的分享。

关于生活：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发展是飞速的，也是令人震惊的。中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颠覆了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原有的印象。二十年前说起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繁华大都市生活，人们向往的是纽约，香港。现在，北京和上海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都要更繁华，更现代，也更充满了活力和喧嚣，热闹。所以，现在在国内生活是很适应了，大学同学看了我十四年前的这篇文章，问我二次海归生活的感受，我的回答是“热闹舒服有意思”。

现在回硅谷反而会觉得太寂寞，周围的环境太一成不变，不像北京一不注意就又有一栋栋形态各异的高楼大厦平地而起，城市夜景越来越璀璨迷人。周围永远有吃不完的新餐馆，买不完的新衣服，网购和海淘的兴起，让中国人民的消费提前和国际接轨，在商品和物质的丰富度上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外。今年北京的雾霾有明显改善，周边关了很多厂，人们又能重新看到蓝天白云，我自己已经有大半年出门没戴口罩了。我最后的一点美国情结，随着雾霾，渐渐消散在北京蓝天白云里。

关于文化：08年二次海归，虽然自己心里已经有了准备，但真回来了，无论在职场还是在生活上依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reverse cultural shock，生活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在后续的文章里会谈到。

再见伟：08年回来之后不久伟到北京来出差，约我一起吃饭。见面前心里很忐忑，不知道在经历了六年时空的变迁之后自己将会有怎样的心境再面对他，也不知道见了面之后该说些什么。真正见到他的那刻，这些忐忑都烟消云散了。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都没有改变，彼此的容颜，和在一起的感觉竟都没有变，仿佛这六年的时光从未过去。我们在一个小饭馆喝完了一瓶二锅头，之后去了后海的酒吧。

他说北京比他想象得好很多，他说或许当初应该为我和公司申请调到北京。他那时和朋友一起在做一个移动支付的创业项目，他说如果有一天他能创业成功，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创业，他会说，为了向一个女孩证明自己。伟还是单身，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我流了很多眼泪。我想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许正是因为从未真正得到和拥有，所以在记忆里永远留着那份美好，就像那年，那个夏天黄埔江边微微拂面的风，飘着流浪歌手幽幽的歌声，柔柔地融在灯火辉煌的璀璨夜色里，一起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想起来的时候，总会有一份淡淡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