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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和中国持续升级的彼此指责及安抚，对两国关系造成深远影响。 但澳中关系专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凯瑞·布朗（Kerry Brown）教授撰文指出，在批评北京的情况下，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也没有适当地检视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据说将澳大利亚称为“孤独的大陆”， 然而从最近双边关系的起起伏伏，澳大利亚人除了感到孤独之外没有任何感受。
中国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众多且不断增长的游客和留学生，而且自2010年以来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澳的投资也成倍增加，但因为坎培拉担心中国投资带来的安全和干预问题，澳大利亚当局也开始审查这些投资。
中国难题
在过去的十年中，澳大利亚已更换了五位国家领导人。 从会讲中文的陆克文（Kevin Rudd）到现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尽管各有差异，但他们执政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发现，与中国打交道，从来都不容易。
原因并非是这些领导人不想找到有效的打交道模式。譬如，陆克文曾试过以“真正的朋友会彼此坦诚”的方式与北京打交道， 但却失败了，原因是陆克文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港口北部轮训，让北京认为他实际上与美国太过亲密。
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在位时试图寻求面向亚洲的整体外交策略。但是，中国在亚洲如此庞大这个简单事实让她的外交战略窒碍难行。后来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在2013年当选后迅速淘汰了这个策略。
阿博特试图靠近日本，如果当年他能在坎培拉政坛的残酷环境中多待两年，或者日本当时真的能像北京一样，提出了诱人的金融提议，那么当初这个策略是可以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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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而言，他多年担任资深律师和战略家，致力于建立更加务实、平衡的关系，但这一策略因为澳大利亚地方及联邦政客被指受到北京的影响而破功。特恩布尔政府随后制定了剑指中国的“防止外国干预”法案。
现在，莫里森总理走的道路也同样曲折：在语言上对中国强硬，但同时需要接受残酷的现实——对澳大利亚的繁荣来讲，中国仍然是最佳选择。正如他本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会晤所显示的那样，礼遇总是会带来回报。
中澳关系问题所在
毕竟，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访澳时，他在坎培拉的联邦议会表示，澳大利亚需对中国抱有更大的野心和冒险精神。中国喜欢法治，也喜欢澳大利亚制度的可预测性。那中国为什么要寻求破坏这些属性？
问题的一部分只是关于大小。中国崛起后成为关键玩家，也许是澳大利亚的关键玩家，但后者只有2400万人口。澳大利亚悠长的海岸线需要管理，但十分令人迷惑的是，该国却只有27,000名海军。
除此以外，与中国交往的种种，也使得澳大利亚国民心理中一些深层但通常被隐瞒的脆弱性暴露出来：尽管地理位置身处亚洲，但这个国家直到最近都从未想过要成为亚洲国家。
最近几十年，澳大利亚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美国则是安全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现在，澳大利亚正在接收大批来自该地区的新公民，其中许多移民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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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大学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有些大学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这就意味着这些通常自由的教育机构，依赖着来自价值观截然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资助。
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 （ABC）最近在《四角》（Four Corners）纪录片中包含了几乎偏执狂的说法，即该群体中的许多人由于其政治干预以及他们作为技术间谍而可能开展活动的说法，对澳大利亚构成了安全风险。
亦有些案例表示，一些学者对台湾、香港或新疆等问题感到压力。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有时对这些争议也确实采取严厉措施。但即便如此，还是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中国人会觉得自己对澳大利亚国库的贡献，以及来到澳大利亚学习新技能的过程被外界解释得如此不堪而感到迷惑。
澳大利亚面临的挑战
眼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没有哪个澳大利亚领导人真正在解决中国问题。 他们一直热衷于在合适的时候谈论中国这个庞大而又截然不同的新伙伴在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面所构成的威胁，但却不太热衷于谈论自己国家的恐惧及自身问题。
只有前总理阿博特对中澳关系有所见地。当年在一次私下谈话中，他对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提到，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是典型的“恐惧兼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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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可以避开来自中国的投资、学生以及机会，有时亦确实如此，华为便是一个例子。但是，这样的大规模尝试，例如在印度太平洋寻求其他合作伙伴关系，将意味着巨大的牺牲，并将对其思维方式进行重大调整。
目前看来，现任总理莫里森正在追随前任领导人的脚步，并继续采用高度矛盾的态度面对中国。这可能是出于非常简单的残酷现实，那就是，除了“站起来”面对中国威胁，发表自信谈话之外，他的政府和国家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