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医生、监管者和决策者依靠临床试验来评估新药、疫苗和设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临床试验都有产业赞助，这些赞助者与学术界合作，以得到临床和方法学专家的意见、招募受试者并参与学术出版^2,3。最近，为了有效地监视临床试验，产业赞助越来越多地转向与研究机构签订合同。这些营利性实体雇用临床医师科学家、药剂师、生物统计学家、管理人员和医学论文写手，而这些人控制着试验的设计、实施、分析和报告^3,4。这种对临床试验的商业化监视，使试验中学术型医师的作用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近期在The BMJ刊登的一篇论文(doi:10.1161/bmj. k3654)中，Rasmussen和他的同事对2014—2017年发表在高影响力综合医学期刊上的200项关于疫苗、药物和设备的Ⅲ期和Ⅳ期临床试验进行横断面分析，这些临床试验均接受充足的产业资助，并至少有一位学术性作者⁵。Rasmussen等还调查了临床试验的主要学术作者，以确立他们与产业资助者的合作经历。该研究报告称，在大多数试验中，资助者和学术作者都参与了临床试验的设计、实施和报告。调查的结果是，在大约一半的临床试验中，数据分析由资助者或签订合同的研究机构进行，而由于有时得到试验数据受限，没有一位学术作者参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只有8项（4%）试验，资助者没有直接参与。

尽管主要学术作者对调查回复率较低（40%），但仍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大多数学术作者发现与产业资助者合作是有益的，通常是因为有资金赞助；79%的学术作者报告与产业资助者签订了临床试验合同。接受调查的作者评论说,合同赋予了资助者审查、评论甚至批准临床试验报告的权利。这些是特别令人担忧的，因为有证据表明，有影子作者（17/80项研究）存在，11%的作者在试验设计和报告方面，与产业资助者存在分歧。此外，一些作者（11%）无法获取完整数据集，4%的作者经历了延迟发表。因为该调查仅限于成功发表的试验，所以这些回复可能还低估了对学术自由的挑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医学期刊就要求披露利益冲突，但对于是否能减少偏倚仍无定论⁶。专家们认为,披露利益冲突只是将问题从"偏倚保密"转移到"偏倚公开",使读者被偏离方向的"信噪比"淹没⁷。在Rasmussen及其同事的研究中⁵，87%的试验有一位或多位共同作者，他们受雇于资助者，并且在83%的临床试验中，主要学术作者与资助者存在利益冲突。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高资助者和调查人员的临床试验报告的透明性。首先，医学期刊应要求作者独立确定他们在研究的每个方面中的作用，包括谁对设计、行为和报告负有最终责任。一种综合性工具，例如2010年《经济利益冲突清单》（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Checklist 2010），可以补充目前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s Editors，ICMJE)的利益冲突公开表,此表格仅限于公开有关经济利益的信息^8,9。

其次，医学期刊应要求提交和公开提供完整的试验方案，包括任何修订、涵盖标准方案项目：推荐用于干预性试验（Standard Protocol Items：Recommended for Interventional Trials，SPIRIT）声明的所有要素^10,11。SPIRIT声明要求试验方案详细说明研究的发起者和赞助者所担任的角色和责任；获取数据，包括披露限制研究人员访问的协议；宣传传播政策，包括作者合格指南和对专业作者的潜在用途。

第三，医学期刊应该更多地实行ICMJE关于医学研究实施、报告和医学期刊编辑、发表的推荐规范¹²。目前，期刊要求稿件符合这些规范，但Rasmussen及其同事的研究重点叙述了违规行为。特别是ICMJE推荐规范指出，作者应避免与赞助商达成协议，不能限制他们访问数据或干扰他们分析和解释数据的能力，以及独立准备和发表稿件；医学期刊可以保留秘密检查协议的权利，以确保它们严格遵守ICMJE的建议。

Rasmussen及其同事的研究强调了临床试验者在与产业合作中面临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的挑战。医学期刊必须是报告临床试验的公正裁判。如果期刊没有更高的透明度，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医学研究的完整性有可能会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