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的夏天，紫外线格外强烈。晴时天空蓝得刺眼，阳光从上方倾泻而下，皮肤被烫得隐隐灼痛。这样的日子，让人很难有欲望迈出门槛半寸。每到午后，店里没有客人了，我和皮特坐在店里面百无聊赖，便打开收音机。广播中女主持嗓音尖薄，反复强调着涂抹防晒霜，像是树梢上的蝉鸣。 

皮特说：“渔，这女人应该到印度看看。那可没有空调，她会明白什么叫做热。”一有机会，他总要说起印度，说着说着他自己就笑了，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我俩都是店员。我是中国人，皮特是印度人，皮肤黝黑，眼睛硕大，头发卷成菜花。2012年夏天，我们双双在多伦多的一家成人音像制品店打工。所谓成人音像店，卖的全是色情音像制品。

从太古广场向南，上了肯尼迪路，走不上十分钟，就能看见一个袖珍商业广场，一家孟加拉餐厅，一家中国小便利店，音像店在正中间。从门外看不到店内，只有墙上留下三个醒目的“X”，提醒着少儿不宜。

那时我毕业两年，一直没有份正经工作，我从小城圭尔夫搬到多伦多，期待在这座大城市能寻找到更多机会。可每天发出几十封简历，刷遍了招聘网站，却一次次石沉大海。 

打给父母的电话里，我永远一切都好：“等我赚了大钱，买一座大房子，就接你们过来一起生活。”在我精心编织的未来里，我带父母去北极圈看北极熊和极光，到温哥华看雪山和大海。说得多了，仿佛这些故事马上就要实现一样。

我无法向父母坦白，在偌大的多伦多，我没收到一封录用书。银行账户只剩下一千加币。我每天吃一顿午饭，用两片面包卷上煮鸡蛋，佐料是盐和黑胡椒；付不起油钱，步行三四公里去坐地铁，却赶上暴雨，浑身湿透在雨水中狂奔。 

衣锦还乡，是中国人的夙念。我在心里打定主意，除非富贵，否则我不会回去。无处可去，我参与了四次传销会议，只因对方车接车送还提供两个面包一瓶水，但后来连这样的免费午餐也没了。对方大概看出我的意图，对我客气地下达逐客令。 

作者图 | 离开圭尔夫前，在圣乔治广场留念

钱不够续租，我只得在城市边缘寻一处更便宜的房子，开着那辆小破车，恋恋不舍跨越了一片松林，停留在两条高速交口边上。 

房东是个四十几岁的上海女人，很瘦，戴着圆圆的金边眼镜，说话之前，总是先伸出右手向上推一推镜框，左手叉着腰。她姓梅，让我叫她梅姐。初次见面，梅姐突然说：“小李，你如果要搬走务必提前两个月告诉我，不然我可是不退押金的哦？”

后来我才知道梅姐特意强调，是因为房子毗邻索马里难民区，每到晚上街头难民便三五成群站在红绿灯前，盯着形单影只的路人，像狼群。上一个租户住了一个礼拜，生生被吓得跑掉了，我心里发毛可毫无办法。每天一边嚼着干方便面，一边跟家里通话，“这房子可大了，位于富人区，正对着安大略湖，漂亮得很。”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七月底。那个午后，我接到一家成人音像店的电话，对方问我要不要来店里试试，我毫不犹豫地答应：“没问题，我随时都能工作。”

二

大部分时间，音像店里只有我和皮特两人，老板偶尔过来，这个巴基斯坦老头有着隆起的啤酒肚和鹰钩大鼻子。印巴两国势同水火，可二人却在异国他乡相处融洽。只要时间合适，归去时老头都要捎上皮特一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两人一前一后钻进车内。有时皮特抱着塞满碟片的箱子，老头不放心，边走边回头叮嘱些什么，皮特连声诺诺，像一对父子。

老头一离开，我们溜出后门，坐在枫树下面抽烟。皮特在老头手底下干了一年多，有空时他就会聊起老头的故事。皮特很抠门，总是蹭我烟抽，一面喷云吐雾，一面和我说起来。

“你知道不，他老婆比他小二十岁。”他看着我，我当然不知道这些，只能摇头。于是他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拉塞尔（老头名字）很厉害，他很成功。”

他去过老头家。在士嘉堡东南部的大房子，三层高，推开后院的栅栏，一大片草坪之外，是成片的森林。老头的房子被森林挽着，像是童话中的城堡。

“那房子非常的大！” 皮特双臂夸张地上下比划着，企图勾画出轮廓。眼中露出羡慕的神色，耸了耸肩，“我希望以后我也能像他那么有钱。” 

皮特很崇拜这个巴基斯坦老头，“你看，拉塞尔可以成功，为什么我们不能么？”皮特得意地笑着，想要拍我肩膀。我揶揄他，“不过我们还是在这里靠卖色情片为生。” 

他于是又耸耸肩，“终归这是份工作，不是么？”

我无法判定皮特是否真的如此淡然，认定这是份正经工作。我们的工资低于加拿大最低时薪，店里生意不好，每天只工作七小时。电话里，我告诉父母自己找到了一份音像制品批发的工作，我特意对“音像制品”四个字含糊其辞，才使得这份工作听起来体面一些。

三

梅姐每周过来一次打扫房间，来的时候总是在傍晚，日色昏沉，她弯腰拿着吸尘器在地上清扫。我们各自从房间出来和她打招呼，她一遍一遍地提醒着不要穿鞋在地毯上跑，垃圾必须分类，最常说的一句是：“这里可是加拿大，不是中国！”她把这句话打印出来，贴在墙上，似乎忘记了自己也是从中国来的。

租客们都烦她，她也看不起租客。自从听说我在成人音像店工作，她每次出现都躲躲闪闪，还带上老公或儿子。我难得落得清静，没去探寻原因，倒是其他房客神神秘秘地告诉我：“李渔，那老太婆私底下叫你小流氓，怕你动手动脚。”

说完，他哈哈大笑。 

八月初，我们和梅姐吵了一架。起因是房间里的洗衣机坏了。这个投币洗衣机响起来像个拖拉机，总能隐隐约约闻到一股焦糊味道。房客们一直开玩笑说这东西搞不好会炸掉。现在它虽然没有爆炸，但至少不再制造噪音。唯一不高兴的只有房东，她先是埋怨我们洗衣服太多，又埋怨我们乱动搞坏了机器。“哎呀，我这个洗衣机，之前一直好好的，怕是你们不会用，用坏的吧。” 

她一说话，又露出趾高气昂的样子。两个小留学生和她从洗衣房吵到客厅，从客厅吵到后院，那个江苏女孩哭哭啼啼：“我从小到大就没让人这么说过。”她坚持房东道歉，但房东最终上了车，一骑绝尘而去。 

我们花了好长时间安慰这个女孩。她坐在客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用能想到最恶毒的语言骂着这个姓梅的女人，又发誓她绝对搬走，一天也不多呆。 

只是还没等她下定决心，梅姐又回来了。一起过来的还有她老公，他依然寡言少语，坐在边上沉默得像块儿石头。梅姐郑重其事地和我们道了歉，她说自己不该吵架，为此她刚刚去了教堂向主忏悔，也希望大家可以原谅她。

临别时她站在门口，分别和两个女生相互拥抱，似乎欲言又止：“我下礼拜不过来，你们自己打扫一下。抱歉。”只是犹豫再三，却最终还是说了出来：“我要回国几天。我妈妈死了。” 

说完这些，梅姐的眼圈瞬间红了。她变成一只小鸟，把头埋在身边男人的肩膀。我看着他们乘车远去心有戚戚焉。晚上特意和家里视频。我看着父母，父母看着我，“你怎么瘦了？” 

“眼花了吧。我好着呢。” 

“要是不如意就回家吧，不丢人。” 

我借口上厕所，合上电脑，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面，哭出了声。

作者图 | 在多伦多一个游乐场前

四

夏天结束的时候，店里生意依然一塌糊涂。为了不让它歇业，我在脸书上打广告、让朋友帮忙分销，还做了海报，连夜贴在路旁指示牌下，缠上一串彩灯，通上电便闪闪发光，像一串暧昧的粉红色葡萄。然而店里依旧门可罗雀，一天到晚见不到几个人。难得有几个客人看得多买得少，大多数面无表情。 

他们都是可怜人，不修边幅，头发蓬乱，穿着肥大的西裤，皮鞋上永远蒙满灰尘，皮肤像是剖开的玉米窝头。目光躲躲闪闪，挂着腼腆的笑，显然缺乏自信，很容易让人猜到他们曾经如何远渡重洋，不惜一切代价来到加拿大，孤苦伶仃、没日没夜蜗居在唐人街打拼，被盘剥。

我总怕自己就此沉沦下去，也变成这般模样。一天送走个福建人，看人出了后门，我小声说：“他是非法入境的。”我给皮特看了“多佛惨案”：58个偷渡者，被闷死去往英国的集装箱中。这些人怀着梦想出发，最终却命丧他乡，至死没有到达目的地。 

皮特看完后沉默良久，拉着我到室外抽烟。他说他心情难受，又想起了自己的爸爸—这个印度人现在是个出租车司机，还在开车养家。他给我看了照片，一个普普通通的印度大叔，像街头那些印度司机一样，微胖，肤色黝黑。 

没来加拿大时，他家在印度有房有地，父亲是中学教师，受人尊敬。皮特十几岁时，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突然下决心要带着家人到加拿大，即便全家人反对也在所不辞。那时无人理解他的想法，和潮湿温热的印度相比，加拿大冰天雪地，简直是苦寒之地。 

后来家里卖了房，卖了地，拿出全部积蓄，坐在飞向加拿大的客机上，皮特看着下面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小，终于被厚重的云层掩埋。广播里传来正宗的加拿大英语，金发碧眼的空姐，屏幕上的航线图，无一不再提醒着他和故乡告别。 

我以为皮特会怀念。因为他每天听着印度歌曲，看着印度舞蹈，最爱的电影是阿米尔汗的《未知死亡》，然而皮特说：“我才不会回印度。” 

“你知道真实的印度是什么样子么？”皮特走到货架上，拣出一张印度色情片，封面上的女人瘦骨嶙峋。“这些可怜的女人都是街头找来的，代价仅仅是一顿饱饭或者一百卢比。” 

“一百卢比差不多是两个加币。”怕我听不明白，他又提醒我：“渔，你今天中午吃的那条披萨是三个加币。”

“所以我绝对不会回印度。我宁可死在加拿大。”

五

一场雨让夏天彻底过去。雨一下起来，多伦多就突然冷了。我刚到加拿大那天也下着这样的雨水，天空漆黑，雨淋了我满头。再看到这雨，我多少有些惆怅。 

梅姐不在的日子里，房子里忽然安静许多。有时我们会唏嘘她人在海外，不能陪伴着父母变老，说着说着大家变得沉默，免不了联想起自己的境地。害怕有一天自己也突然接到国内电话，也经历这样的生离死别。

两个礼拜后梅姐归来。看上去她似乎消瘦了几许，我安慰了几句，她平淡地说了声谢谢，又说老人走得很安详。她吸着地毯，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常常看着地面发呆，一个地方吸了好久也不知道挪一下。 

我们都知道她心情不好，于是要她休息，我们干活就好。她没有争执，靠着墙站在一旁。过了一会儿跟我说：“渔，你们有时间也要多关心关心父母。”我知道她在强忍眼泪，不敢乱说什么，只回答说打算一在多伦多立足，就把父母接来。

我早已从一位替她看护房子的教友那儿，得知她从前的生活。来加拿大之前，梅姐和老公的生活让人羡慕。两人在上海，一个是外企的中方副总，一个是私企中层领导，一年收入足够在浦西买一套最好的房子。九十年代初出国潮时他们来到加拿大，除了行李中的衣服鞋子，还有一手提箱的钱。 

只是万事并不顺心。生活像是自高空坠落，从前的经验毫无用处。在异国他乡生活坎坷，长时间找不到工作，为了生存，梅姐老公白天打电话找工作，晚上开车送外卖，梅姐则放下尊严到大学食堂里面卖饭。最难时口袋里只剩下五块钱，每天靠泡面为生。可偏偏男人又突然患上了抑郁症，本来开朗健谈的一个人整日把自己锁起来，不出门也不见阳光，一言不发如同朽木。

原本信佛的梅姐改信基督教，在异国他乡，他们只能寄托于信仰。每个周末，在士嘉堡东北部的一个小教堂中，一群老移民聚在一起唱歌，一起做饭，大家在异国他乡抱团取火。

作者图 | 阴天的多伦多

“以前我也觉得时间多得很。”年轻时她总觉得条件不好，妈妈过来也是跟着吃苦，等到条件稍稍好转，妈妈年纪也大了，经不起舟车劳顿。“我就是好面子，一直撑着不回国，现在好了，我没了妈妈，彻底不用回国了。” 

这世界上最肮脏的莫过于自尊心。我心里多少有些伤感。对梅姐而言，家乡是他们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了，像许多人一样，当年放下一切选择离开，要是不能衣锦还乡成了笑话，那就不要还乡好了。只有鄙视着比自己还要不如意的人们，心里才稍微好受一些。

六 

九月底，拉塞尔决定把店关了。眼看生意不好，这个老头决定止损。皮特和我只能留下一个随他去其他店铺，我是新人，皮特是老员工又和他亲近，最后的选择不言而喻。

他挑了一天收拾店铺。我们清空货架，把一袋袋光盘塞进卡车，一路向西南，走到城市边缘。那里是他家所在。如皮特所说，老头的房子确实很大，虽然不是想象中的城堡，但是有巨大的后院，用篱笆紧紧扎起来，种了两棵不知名的大树。树叶黄了，挂在树梢上晃晃悠悠，看起来随时要掉落。

我们一起去街角一个巴基斯坦餐厅。吃饭时，他忽然问我：“渔，你有什么打算么？” 

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

他露出右臂，绷紧肱二头肌，像健美运动员一样摆了个姿势：“你知道，生活就是他妈的一场战斗。你要么赢了它，要么它就把你吃了。”说着他哈哈大笑，两道胡子快乐地翘起来，“我在自己当老板之前，干过不下二十份工作。”

他说自己第一份工作是推销员，穿着西服领带，挨家挨户卖各种奇怪的清洁用品。每天嘴角微笑，被拒绝吃了闭门羹也要微笑，久而久之，嘴唇总是撅着几乎能挂衣裳架。后来他又做过售货员、装卸工、餐厅服务员、超市收银员，每一份工作都很辛苦也赚不了多少钱。

“最缺钱的时候，我甚至要去做脱衣舞男。不过，那帮混球没要我。”老头骄傲的昂着头，我看到他的白发向后散开，像是只白狮。“渔，你要记着你自己心里想要什么。”他拍了拍自己胸口，“你要做正确的选择。”

离别之后，我独自回家。躺在床上，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无业游民。 

窗外不远处灯火明亮，门口中餐厅还亮着，我思虑再三还是爬起来，去买了一份新加坡炒面，在路灯下边走边吃。房子就在不远处，夜色中这栋白色木屋像个巨大的集装箱。我害怕回到集装箱之中，害怕自己会像难民一样再也走不出来。

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失眠，站在黑夜中，发了疯地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