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之前，我从来没想过，堕胎居然是有可能是一种违法行为。

查一下维基百科才知道，当今世界只有三分之二的女性可以合法堕胎。也就是说，还有十多亿的女人只要怀了孕，就必须把孩子生下来，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4400万例堕胎，中国占了1300万例。

我们国家都已经经历过“不得不堕”的高级阶段了，居然有些所谓发达国家还停留在是否“不得不生”的低级争论之中，我难免因此会生出从5G网络回归到2G的惊诧感。

（一）澳洲的现状是，大部分州都实现了堕胎合法化，也就是在规定的孕期之前想堕就堕。但有两个州还没有完全合法，一个是南澳，一个是新州。

上图是悉尼的29个女人，拉着行李箱来到州议会大厦，表示支持堕胎权。她们这次行动的象征意义，就是每周有29位新州女性长途跋涉到澳洲的其他州和领地寻求堕胎手术。

今年，新州终于下决心要动手开始立法开堕解放广大妇女同胞了。上个月，新州下议院意料之中地以59比31投票通过了法案。

但是就在这两天，有三名新州议员跳了出来，指责州长（Premier）对该法案的处理不当，竟然动议要罢免州长。这不是一言不合就要篡权夺位么？

他们的反应为何如此激烈呢？不就是允许女人打掉孩子么？为何搞得似乎天塌地陷文明就要灭绝了一样？这肯定是触犯到他们的原则底线了。如果坐下来好好读一下“反堕胎派”的理由，就会发现堕胎这一件在中国已经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做法，的确是有深入思辨的空间的。

必须说明的是，在这里我们只讲逻辑，不讲信仰。

但凡信仰，都是人们心目中的绝对真理，不管是信仰上帝还是信仰爱国，只要某一方认定了绝对真理，那辩论就失去意义了。

所以用现代人的理性思维来分析，我们要证明一件事情A合理合法，就要给它找到逻辑上的理由B。而这个理由B不能是预设的真理，必须也要经得起提问。

（二）我们来看看“反堕胎派”的理由是什么。

很简单：杀死无辜的人是错的，胎儿是无辜的人，因此杀死胎儿是错的；堕胎就是把胎儿杀死，因此堕胎就是错的。

请注意，这里的推理预设了两个前提，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先问一下，这两个前提是否成立。第一个前提，杀死无辜的人是错的。

杀死无辜的人是不是总是错的呢？我觉得不一定。比如说连体婴儿，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动手术把他们分开，手术可能就会导致一生一死。那这种手术是不是在杀死无辜的人呢？

这种手术是不是就是错的呢？比如说安乐死，我们为了不让晚期绝症病人受更多的痛苦，就用药物帮助他们了断无意义的残生，这是不是也是错的呢？

所以，我认为衡量“杀死无辜的人”这一行为是对是错的标准，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杀死这个人，我们是否会遭受比一条无辜的人命更重大的损失？

如果不动手术分开连体婴儿，那两个孩子可能都会死，这会不会是比一条人命更重大的损失？如果不给病人执行安乐死，那他们就可能活得生不如死，这会不会是比一条人命更重大的损失？

就堕胎来讲，如果孕妇被迫产下胎儿，她就会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和对自己未来的选择权，这两种权利相对于胎儿的生命来说，到底哪个更加重大？

这种孕妇自身的道德困境，到底需不需要法律来裁决对错？这都很难说，反正这一个前提不一定成立。第二个前提，胎儿是无辜的人。胎儿到底算不算一个“人”呢？这就要看我们怎么定义“人”的。

有人认为，只要生物体带有人类的基因编码，就可以算作人。有人认为，除了带有人类基因编码，还需要拥有“人”的一系列特性才能算，比如说能思考、会交流、感受痛苦等等。

还有人认为，“人”还必须是道德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必须拥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另外，就算胎儿符合以上定义，可以算“人”，那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算呢？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赋予胎儿生命权，那这条生命的起点在哪里？有人认为是从受精卵开始，有人认为是从受精卵着床开始，有人认为是从第一次胎动开始，有人认为是从胎儿第一次大脑活动开始，有人认为是从胎儿可以在子宫外存活开始，有人认为是从出生开始。

如果我们连生命的起点都无法达成共识，那赋予胎儿生命权又何从谈起呢？

更有人认为，胎儿发育是个渐进的过程，所以胎儿的生命权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由少渐多的过程。也就是说，胎儿在出生以前拥有从1%到99%不等的生命权。

那孕妇有权夺去这种不完整的权利么？

所以，“胎儿是不是人”这个问题，根本就莫衷一是，所以这一前提也不一定成立。既然以上两个前提都不一定成立，那“反堕胎派”的推论就无法继续下去。

（三）而反过来说，如果“挺堕胎派”的理由是“孕妇选择权大于胎儿生命权”或者“胎儿不算是人”，那也经不起太多的推敲。

因为这也只是他们的主观判断，而非确凿无疑的事实。另外，有一些设定具体条件的堕胎，其实也很牵强。比如说，如果胎儿是强奸、乱伦的结果，就可以堕胎。

强奸、乱伦是成人犯下的罪行，为什么却要以胎儿的生命为代价呢？

比如说，如果胎儿产下来以后有残疾的可能性，就可以堕胎。残疾是不是就可以被剥夺生命权了呢？这是不是对残疾儿的歧视呢？

如果歧视残疾胎儿是合理的，那歧视女性胎儿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合理的？所以，人类是否有权堕胎，跟人类是否有权乱伦、人类是否有权编辑婴儿一样，是一个高难度的伦理问题，是无法深入追问的，我们无法用是非标准来判断，只能用利害关系来衡量。

面对伦理问题，我们要看个人和社会因这个问题而获得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

如果一个女性违背自己意愿产下婴儿，她为此付出的选择权代价是已知的、显而易见的；但婴儿今后能否活出值得拥有的人生，却是未知的、悬而未决的。

在一个以“活在当下”、“自由至上”为主流价值观的时代，已知显然是大于未知的，个体选择显然是大于群体意识的。正因为此，支持堕胎权才成为了当下的一种“常识”。

然而，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价值未来会流向何方，这种常识会不会发生改变。

（四）其实，堕胎权争议的表象，是否也掩盖的另一个源头问题？那就是人类应该如何管理自身欲望的问题。

进化成高等智慧生物的最吊诡之处，就是设计出了欲望这种东西。设计者只允许我们适度满足欲望，而不能无尽放纵欲望，否则就要因此承担后果。

我们可以满足食欲，但不能放纵食欲，否则就会三高。我们可以满足购物欲，但不能放纵购物欲，否则就会破产。

同样的，我们可以满足性欲，但不能放纵性欲，否则就会承受生产的痛和育儿的苦。这里不是单指女性，更重要的是指应该承担一半责任的男性。

不妨问一下，很多人类满足自己欲望之前，是不是事先考虑过欲望的后果？如果考虑到了，是采取措施来防备后果，还是存着侥幸心理不顾后果？

如果人人都能够控制越界的欲望不闯红灯，那么讨论汽车是否该撞死闯红灯的行人是不是也就成了伪命题？

在这样一个避孕手段已经如此多样和成熟的时代，如果每年依然有上千万女性计划外怀孕，那这到底是教育的失败呢，还是教育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