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分享中想特别强调的是，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成功模式，一个在过去很成功的追赶模式并不是未来可以持续发展的保障。当然，最困难的问题其实是识别改变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经济已在面临已有的发展模式失效的制约，怎么知道我们应该去寻找何种不同的增长方式，这个是最难的，东亚经济在成长历史上曾经有经验，也有教训和挑战。

我今天分享的就是三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经济的上一程将如何结束，其次是下一程会有什么不同，最后简单讨论一下如何走进下一程。我认为所有高成长的经济体都有上一程和下一程之分别。他们都经历过超常的增长，但是也都会进入到中低速增长阶段。经验上看，有些国家或地区从超常增长到中低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比较剧烈，有的转换相对比较平稳。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 GDP增速高达两位数，而在上世纪70年代受到外部冲击之后，GDP增速一路下滑至4%左右，这个降速的过程非常剧烈。8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又是剧烈的硬着陆。所以日本是一个典型的转换过程不顺畅的案例。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情形要比日本好，他们的经济增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震荡下滑，这种下滑不像日本那么痛苦。而中国呢？在抵抗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两三年之后也还是下来了。大家一定想知道中国会是像日本还是像韩国，下一程是否会走得更平滑一点，而不是更惨烈，我想今天可以简单地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其实从告别上一程到进入下一程的过渡期，似乎都跟遭遇的外部冲击有关系。这一点也许多半是巧合，毕竟经济告别上一程跟外部危机没有因果关系，但外部冲击有可能使得一个努力维护正在失效的发展模式的经济彻底告别上一程。

那么我们怎么识别一个经济的发展模式将进入尾声呢？经济告别上一程，走进到下一程，其实跟增长模式的变化是有关系的。高成长经济的上一程通常都是追赶模式，追赶模式有什么特点？追赶模式，也就是超常增长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出口驱动的工业化模式，所有的东亚经济都是这样的。我们过去40年其实没有发挥大国市场的红利，它走的是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如果我们不用出口导向、出口驱动的工业化模式，中国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增长那么快，资本不可能积累这么快。如果让我给出一个关键词来刻画“追赶模式”，这个关键词一定是投资，或者叫资本形成。这当中，各地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共资本的积累，包括基础设施的改进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增长原因；同时，又有国内竞争性的产业政策，包括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都积极的参与到工业化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点，从东亚先行工业化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追赶模式里面，金融没有开放，金融开放后就会变成扰动，这个时候金融要保持相对扭曲或者抑制，日本也是这样，四小龙也是这样；另外，非贸易部门总体上受到政府的保护，没有向外部资本开放。当前所有经济学家在任何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中国经济最常用的词是“资源错配”，这就提醒大家，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所有政策都要针对怎么样校正在追赶阶段人为造成的那些扭曲，其中包括金融的抑制，非贸易部门的保护。那个时候是用可贸易部门的开放，外资的流入，参与全球的供应链等来加速本土工业化，这是追赶模式里东亚的经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增长模式并没有什么特色，跟我们早期看到的东亚经济体非常类似，这体现不出中国的“固定效应”。所以下一程，我们所有的发展政策都要去考虑怎么样发挥中国作为大国这一巨大经济体的空间优势，这个优势在过去40年还没有机会被利用起来。

而下一程最大的特点就是开始朝前沿的国家或地区收敛，增长进入收敛的模式。这是两程的最大不同点。增长进入收敛的模式，也就是说与发达经济体的距离已经变小了，这个时候潜在的增长率下降了，而且此时人均资本存量已经积累到不低的水平，比如说现在我国人均资本存量已经接近OECD国家的一半，传统投资领域的回报率开始急速下降，这种情况应该是对你正在进入收敛模式的提醒。在这种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增长那么快。需要说一下的是，中国现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都已经从之前的3-4%的增长降到了1%甚至更低。

正因为微观上的这些变化，当遭遇外部冲击的时候，经济就遇到麻烦。面对外部冲击，国内的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一定会像过去那样发力，用宽松的政策去维持之前的总需求，但是发现效果远远不如之前，这就是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提醒政府，经济很可能已经在向下一程过渡了，原有的增长方式其实在逐渐失去之前的效果。前面我说一个经济从上一程到下一程的转变，虽说跟外部危机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恰好都是发生在外部冲击的时候，原因就在这。 

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追赶模式的尾声，接下来我给出几个主要的指标。第一，我们主要制造品的贸易份额现在基本上都处在历史高位，而且跟东亚小型开放经济体去比，远远超过他们曾经达到的最高比例。现在看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份额，也已经超过了日本最高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劳动力供给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真实工资在持续上升，劳动力的供给条件的转变其实是识别追赶模式走向终结过程的非常重要的指标。第三个就是投资的回报率，大量的文献都发现一个问题，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在持续恶化。最后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全要素生产率从我们在追赶阶段的每年平均实际增长3%—4%，下降到现在的1%甚至更低。

在追赶的阶段，由于GDP增速接近两位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最好的年份是大约4%。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GDP的增长即实际产出的增长贡献了1/3的份额，其他的就是资本形成的贡献，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到最好。看向未来，生产率的增长不可能快于过去40年的平均水平。即使未来花不菲代价去做研发，去推动技术的创新，TFP的增长也不可能超过之前3%、4%。但是，因为产出的增长率也快速下降，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虽然不会超过之前的水平，其在GDP增长中贡献的份额则会持续提升。以美国为例，假如美国GDP增长2%，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约为70%，那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点多，可以看到美国作为科技最发达、研发投入总量巨大的国家，可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只有百分之一点几。

所以我觉得这是追赶模式和收敛模式最大的差别，追赶模式的时候，因为可学习的东西很多，所以技术进步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要靠研发才能推动一个点的经济增长，可是中国作为后进的国家，可以引进技术，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学习，可以模仿，当你有巨大的模仿空间、可以引进学习别人技术的时候，你的技术进步率就是3%、4%。但是你在GDP当中的贡献并不高，我们最好的时候也只有30%。进入收敛模式之后，我们要清醒，技术进步只会更慢而不是更快，因为只有你是后进国家可以学习和模仿先行者的时候，我们的技术进步才会更快。所以中国如果一旦告别上一程，我们的技术进步率只会更慢，不会更快。在收敛的阶段，不再有足够大的模仿空间，如果不做研发、不做驱动，你的技术进步会更差，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除此之外，我们一旦进入增长的收敛模式，我们的资本积累的速度也会大幅度放慢，例如今天资本形成已经不再是中国沿海地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人均资本存量不断积累，到了一定高度之后，会导致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下降。 

另外，在收敛模式下，相对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会显著提高。还有，在收敛阶段上，人均收入的增长虽然会放慢，但是社会的福利水平会显著提高。在追赶阶段时，影响福利的最大因素是收入，但是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就开始缓慢增长，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享受的其他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生活节奏慢一点，环境好一点，人和人之间更友善一点，更文明一点，这些东西开始影响我们大家的福利。 

最后要强调的是，在经济增长进入收敛模式之后，开放国内服务业和非贸易部门变得非常重要。这点日本做的不好，所以日本的经济转换就不是很顺畅，最后美国要推动它开放。现在中国也要开放非贸易部门，要开放服务业，比如我们的医疗、教育、文化娱乐、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和非贸易部门都面临开放的选择。但是我们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开放。非常重要的一点，就业创造会快速从制造业开始转移到服务业或非贸易部门。市场开放之后，我们的贸易余额会恶化，而且作为大国市场，会永久恶化，但我们的贸易条件会显著改善。出口品的价格会上涨，而我们会因为市场规模优势而享受廉价的进口。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谈谈我们怎么样走进下一程。我并不是说中国已经进入下一程，而是说，我们正接近上一程的尾声。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其中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过渡期风险的识别问题。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不从容，通常这种转换会面临巨大的宏观波动风险。日本就是这样，它第一次面对70年代石油危机没醒过来，到了8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给他们制造难题，也是从贸易战开始，日本做出反应，但当时因没有意识到本国经济早已告别上一程而仍然沿用上一程的政策，结果制造了国内巨大的资产泡沫和持久的需求紧缩。

所以我个人觉得过渡期最大的风险，其实是来自于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中国也面临整个体制适应的问题，所有支持追赶模式的那种体制，包括政府的治理，未来都面临根本性改变。要去迎接、要走进收敛阶段，第一要容忍GDP的增速下降这一事实，必须要容忍降速。第二要非常小心宏观管理，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做出了反应，有了“四万亿”货币扩张的政策。而我们发现，似乎已经没办法再用之前的政策去对冲它带来的后果，我把这种现象叫“货币陷阱”。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即经济很可能是已经走到了追赶阶段的尾声。 

阶段变了，治理思路也要转变。我们讲“扩内需”讲了很久，其实扩内需并不是真正靠信贷，要扩内需，是要开放那些在追赶阶段受到保护的行业，这才是扩内需真正的途径。在追赶阶段，扩内需主要是扩大投资的需求，而今天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下降，靠大规模的资本形成已经不适合了。因此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扩内需是要通过开放大多数服务业和受到保护的非贸易部门，这样才有可能形成内部需求的释放。另外，我个人也认为应对收敛阶段的到来，需要推进体制的改革。比如我们现在风险控制的模式，是我们在追赶阶段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但是未来在中低速增长的阶段，更多需要市场主体去创新，资源配置会越来越变得分散化，这种情况下控制风险的模式就要发生改变，此时沿用自上而下的统治办法去控制风险就未必再有效。同样的，官员治理的模式也会发生变化，政商关系也要发生变化等。

最后我要简单提及中国的规模优势。首先，中国在告别原有的追赶模式之后，在制定未来经济发展政策时都要把一个参数放进去，这个参数就是中国市场的规模。如果政策不去考虑这个因素，依然用小型开放经济的那些政策的话，会给中国经济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中国是个大国，根据发展经济学里非常重要的理论“万有引力”，即两个经济体要做贸易，贸易的流量跟两个经济体各自的规模成正比，跟这两个经济体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意味着，中国是个大国，最终应该更多地跟自己做贸易，因为它太大，中国跟美国的贸易离的太远，所以中过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将来也会下降。中国在亚洲的贸易重要性会显著提升。 

第二，中国自己的贸易规模巨大，但过去是由一致对外的三千个县来推动的，未来经济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显然离不开地区之间更加紧密的“贸易”。要做地区之间的贸易，有些地方就不需要自己生产它所需要的东西，地区之间的贸易很重要。“内向贸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区域一体化，对未来经济发展格外重要。在下一程，中国的发展战略必须转向，发展政策和贸易战略必须从让每一个独立的小块变成独立的小型经济彼此竞争，转换成充分发挥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的贸易政策。所以未来一体化就变得非常重要，例如长三角如果不走一体化，它未来的重要性就会受到削弱。

第三，服务业和非贸易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很多小型经济体的服务业和受保护的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很低，所以他就不开放，越不开放，劳动生产力就更低。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规模，我们开放这些部门，比如说医疗、健康保健、教育，甚至于娱乐文化，他们的劳动生产力依然会很高，因为市场太大了，可以容纳足够的竞争容量。

第四，中国有完备的供应链和城市群，这些都是未来在新的发展阶段上要充分用起来的固定效应，即大国效应。现在我们所有的政策依然是沿着过去追赶经济的政策理念在做，未来必须要有巨大的转变。

因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