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往事】谁是美国独立战争真正的推手?

2019年03月18日 走遍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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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理念鼓动了独立战争?哪些人是主要的推手?谁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宗教信仰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类关乎美国本色的问题非常值得探索,它们的答案也并非如煽动家所描述的那么简单。

撰文:临风

文章来源:美国华人(chineseamericans)


1776的精神(洋基歌),Archibald MacNeal Willard创作于1875年,悬挂在美国国务院。(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无代表,不纳税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1689年“光荣革命”发布的“权利法案”限制了君权,保障了民权。在1750-60年代,英国议会多次通过向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抽税的法案(例如:食糖法、印花税法),造成殖民地极度的不满。根据“权利法案”,人民有选举议员的权利,殖民地却只有缴税的义务而没有选举议员的权利。于是,“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呼声成为响亮的口号。这个口号首先由爱尔兰人向英国政府喊出,被北美殖民地借用。


到了1765年,波士顿的詹姆斯·欧提斯(James Otis)更进一步提出“无代表的税收是暴政”的口号。英国议会为了平息民愤,于1766年通过了 “宣告法案”(Declaratory Act)。这个法案虽然缓解了印花税和食糖法的重负,但却提出英国议会对殖民地拥有“无条件的主权”。这个声明激怒了北美许多教会人士,认为这种无条件的主权是对上帝主权的“亵渎”,简直就是偶像崇拜。


在1773年底波士顿“茶党事件”之后,双方冲突加剧。1774年,十二个殖民地在费城举行第一届“大陆会议”,伸张殖民地的权益。虽然宣布仍向英王乔治三世效忠,不过民怨却逐步加剧。


战争爆发前夕,1775年3月,弗吉尼亚的律师帕特里克·亨利慷慨陈词,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豪语,促使弗吉尼亚也投入争取独立的行列。


帕特里克·亨利:“不自由,毋宁死”,Peter F. Rothermel 创作于1851年的油画。(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1775年4月,武力对抗终于在波士顿爆发。十三个殖民地都派代表参加了第二届“大陆会议”,并于1776年7月发表了主要由杰弗逊撰稿的《独立宣言》。当时东、西佛罗里达殖民地效忠英皇,魁北克省与原住民也站在英皇这边(见下图)。


1775年独立战争时期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红色部分)(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革命前夕的殖民地


革命就是造反,但是并非人人都想造反,殖民地支持革命的“爱国者”(Patriots)并非多数。根据北卡大学历史教授Robert M. Calhoon的估计,殖民地白人中有40-45%同情革命。一般估计,白人中大约有15-20%忠于英王,余下的是骑墙派,只想过平静的日子。


18世纪的社会具有浓厚的宗教性,他们以宗教的语境看世界。从教派来看,圣公会(安立甘教会的美国版)有不少忠于英王乔治三世,其它教派则多半同情革命。当时很多教会传布这样一种说法:新世界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北美白人就是“新以色列”,上帝要带领他们进入荣耀的新天新地。有人甚至宣称,乔治三世是“敌基督”。不过历史学家指出,他其实是位相当虔诚的安立甘教徒。


Johann Zoffany 创作的乔治三世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基督教历史学家诺马克(Mark Noll)认为,从神学上来说,美国独立战争并未达到“义战”的门槛。不过他又说,如果他活在当时,为了保护身家免受剥削,很可能也会站在革命者的一边。自古以来人们经常借用上帝的名号为自己的行为背书,其实独立与否的抉择并非根据神学上的解读,多半是出于切身安危的考量。


革命者的底气


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Emanuel Leutze创作于1851,陈列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主张革命的人物中不乏精英,亚当斯、杰弗逊、富兰克林等人都是一时之选。这些人大部分是律师,对积极争取殖民地的权利,以及天赋人权的理念都十分清楚,在主导建国理念上功不可没。


但是精英一般不接地气,他们的影响也仅限于城市。在没有公认权威的情境下,反而是牧师们的讲道会对草根大众产生巨大的的影响。


波士顿的名牧乔纳森·梅休(Jonathan Mayhew)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梅休是波士顿第一位偏离基督教,主张“唯一神论”(Unitarianism)的牧师,1750年的一篇关键性讲章流传至今。梅休牧师特意挑选在英王查理一世被砍头的纪念日传讲反对“向权柄无限制服从”的信息。


乔纳森·梅休牧师1750年的著名讲章。(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他主张,唯独在政府尊重“道德和宗教义务”的前提下法律才有效应。服从不是无条件的,他认为在暴政下不抵抗才是更大的罪恶。那么,谁来决定政府是否尊重“道德和宗教义务”呢?既然没有一个审理的权力机构,他认为最终的抉择取决于一批有自觉的个人,他们为了共同的福利而团结起来,反抗暴政。


自由权和财产权到底是政治的领域还是宗教的领域, 殖民地的群体往往不做分辨。在他们的日常语境里,这些都是不可分割的。纽约的塞缪尔·舍伍德牧师(Samuel Sherwood)在1776年1月17号的讲道《教会逃到旷野:时代致辞》里就用新约《启示录》的信息作投射:这世界充满了敌基督的势力,北美的教会就像是逃到旷野的选民,英国王室“具有许多‘兽’的脾性和形象”,必须排斥。


另一位同情革命的著名人物是作家艾默生的祖父威廉·艾默生牧师(William Emerson)。他不但传讲反抗的信息,更是亲身领导民兵抵抗英军,引发了1775年波士顿的围城之战。他同名的儿子(艾默生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属唯一神教,是波士顿第一教会牧师,在当时是响当当的波士顿闻人。


这批教会牧者的抗争,主观地说并非基于清晰的政治理念,他们的反抗正是他们信仰的表达。这是个很特殊的现象,他们对圣经的解读,以及他们的神学观,其实非常值得质疑。这不过说明,在危急存亡的时刻,人们总以宗教的理由支持自己的抉择。西方谚语说“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正是同样的道理。 


革命前夕的临门一脚


出身于英国的托马斯·潘恩是个激进的思想家和活动分子。他看出当时殖民地底层人民的民意摇摆不定,没有什么清晰与坚定的信念。


潘恩的著作


于是在1776年1月,潘恩出版了《常识》这本不到50页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条理清晰地陈明为什么这十三个殖民地应当独立,非常具有说服力。在文中,他没有借重高深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使用任何拉丁术语,或是过度旁征博引。他用直白的口语,常识性地叙述和分析了政府的来源与结构、英国宪法的特色、世袭君主的贻害、美洲殖民地的现状,以及独立的可行性。


潘恩是个如假包换的自然神论者,他曾在《理性时代》里表达了对有组织宗教的极端反感,但是这本小册子却写得像是一篇牧师的讲章。


潘恩了解他的受众,他首先指责乔治三世是英国的“皇家野蛮人”,君主制与贵族制都是痞子们用武力统治的体制:“他们用精致的文化和富豪的风度掩盖了他们的强制和粗暴”。(他在划清平民与贵族间的界限)


潘恩说:“把庄严神圣的名号加在一条即将消残的蠕虫身上,这是何等不敬虔的做法!” 他反复强调君主制的暴政,甚至借用旧约里以色列人祈求上帝赐给他们一位国王(扫罗)来管理这件事来影射君主制根本就是偶像崇拜,是对上帝的亵渎。


这位并不相信“圣经里的上帝”的潘恩总结说:“圣经在这部分的叙述是直接的和积极的,毫无模棱两可的余地。全能者明明在反对君主制政府,你如果不同意这点,那你就在认为圣经是假的。”


潘恩更是毫不畏惧地响应了17世纪清教徒约翰·温斯罗普“山上之城”的呼声。不过与温斯罗普不同,潘恩的“山上之城”是建立在共和原则和宗教宽容上的新千禧年国度。在潘恩的世界里,世袭和阶级都是邪恶的观念。


他用使人兴奋的语气来刻画这棵正在成长的小树:因着自由的浇灌,它将逐渐变得茁壮硕大,全世界将看到一个自由的新的冒险的诞生。他甚至宣称,这是自诺亚方舟以来领导人类开启另一个崭新世界的机会!


这本小册子在出版三个月内就发行了十二万多册,到了年底已经卖出了五十万册!它被认为是美国革命时期最有煽动力的宣传品,也给独立运动提供了一个立足点。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它最重要的影响力至少有如下两点:


其一、无论是美洲还是欧陆,精英们总觉得“庶民”不该参与有关政府和政治的辩论,而这本小册子写作的对象就是这批“庶民”。它的写作手法非常通俗易懂,简单直接,让“庶民”也有机会参与政治讨论。这不但增加了大众的能量和热情,更达到了教育的功用。没有文化的人也可以在公共场所聆听其他人朗读《常识》,也可以参与到讨论中来,你可以想象那种震撼性和煽动性的场面。


其二、它改变了许多人对从“祖国”独立出来的看法。因为,除了少数激进分子,大部分庶民对“自由”的向往摇摆不定。人们对独立的感觉相当矛盾,对没有国王的日子毫无概念。这本书的出现改变了一切,让人们意识到,其实他们是有选择的。独立代表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一个可以实现的更美好的社会。


虽然精英们(例如,亚当斯)并不欣赏这种直接的、不够严谨的,煽动性的论理方式,但是老百姓却被动员起来了。民粹的力量无可比拟,文化塑造与社会转型不能单单在精英的层面操作。它的基础越宽、越草根,越能自发自动,力量也就越强大。不过,如果缺乏具有正确理念的精英掌舵,它也有可能发展成暴民运动。


潘恩就好像是个布道家,用人们所熟悉的语境将自由派和福音派在“世界的事工”上联合起来。潘恩本身虽然有争议性,但是他启迪了美国的民气,在美国开国史上是一位功不可没的重要人物。有人甚至认为,他才是美国的“革命之父”。


效忠英王者的遭遇


战争永远是丑恶无情的,就是最高尚的战争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对待异己“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那批对英王效忠的殖民者,就受到了许多迫害。


约翰·亚当斯的堂兄,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可以说是一位模范的革命者,杰弗逊称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他有激情、有行动、更有虔诚的信仰(公理会)。他也是两届“大陆会议”的代表,《独立宣言》签署者之一,并参与宪法的制定。


残害效忠英王者,Philip Dawe, 1774(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可是,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亚当斯也是秘密组织“自由之子”的创建者之一和领导人,策动了波士顿的“茶党事件”。在战前,他所率领的“自由之子”是个积极迫害效忠英王者的组织。例如,把烧热的松焦油倾盆倒在保皇派的身上,然后全身撒上羽毛,加以嘲笑和侮辱。


独立宣言签字,John Trumbull,1819,悬挂于国会大厦(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在签署“独立宣言”以后,对保皇派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各州的议会通过了各种“测试法”,要求所有居民宣誓效忠他们所居住的殖民地(州),拒绝宣誓的人被视为非法分子。他们不但丧失基本权利,更可能会被监禁,财产被没收,遭到流放、死亡的命运。


在战争期间,许多殖民地通过法律,赶逐效忠英王的民众,没收并拍卖他们的财产。这类法律受到“大陆会议”的肯定。纽约殖民地更进一步悬赏告密者,告发保皇党,被证实的人将被判处为叛国罪。


战争结束以后,1783年英美双方在巴黎签订《巴黎条约》。条约中特别规定,对那些忠于英王的殖民者应当“不仅要受到正义和公平对待,并要在和平的祝福下享受和解的精神。”


然而事实上,这个条约并没有受到各州的尊重,忠于英王的殖民者的财产仍然不断被没收。大批人逃往加拿大和英国的领地。在1783-1789年间,英国政府指派专员在哈利法克斯,圣约翰,魁北克,蒙特利尔和伦敦,听取流亡的保皇派的财务损失。他们受理的案件超过五千件,英国政府为了照顾这批人,所付出补赏金额总值超过750万英镑。


再次证明,战争的丑恶是不分种族、宗教和文化教养的。美国的可贵并非争取独立,而是它背后“人因被造,生而平等”的治国理念。根据这个理念所形成的宪政共和制度,相对限制了人性中的邪恶。


宗教与政治的动态关系


革命前十五年的1761年,正值英法北美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原住民与法国同盟)的高潮时期,康涅狄格州公理会牧师们承诺向大英帝国国王绝对效忠并服从。然而五年以后,当英国开始向殖民地收税,这批同样的牧师们开始指责国王,认为不服从是正当的。


在《独立宣言》公布以后,“大陆会议”的代表们要求把第一批印刷好的宣言首先发给各教会的牧师,让他们率先向会众宣读。


独立战争时期,有超过一百位神职人员在革命军队里做随军牧师,也有不少保皇党的牧师参与做英国皇家军队的随军牧师。由于战争,许多教会礼拜天无人讲道。在革命期间,支持独立的神职人员在政治上十分积极。他们因为身穿牧师的黑袍,被称为:“黑色部队”!


可见,在独立战争时期,由于切身利害,宗教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那么战后呢?


美国宪法签字图,Howard Handler Christi,1940,悬挂于国会大厦(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根据 adherents.com 网站的资料,制宪会议55位代表大部分是圣公会和长老会的会友,其次有公理会、贵格会、循道会、天主教、路德会,以及荷兰改革宗。这是个非常粗略的分野,其中有多少是“文化基督徒”,有多少是唯一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它的答案并非如此简单。


不过有几点可以确定:第一、除了华盛顿以外,这批代表都是由各州所推选。如果不是主要教派的会友,不可能被推选。第二、不论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代表们有很深的宗教心。第三、代表们虽然各种行业都有,不过大部分是律师。经过辩论,宪法中几乎不提上帝,可见启蒙思想对这批精英的影响之深。 


这55位中只有39位签字,很多代表们不肯签字的理由是:这个版本缺乏人权保障;还有些代表不愿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纵使在通过第一修正案,人权与宗教自由受到保护,宪法付诸实行以后,这种中央和地方权利分野的张力,以及政治与宗教间的张力,在美国历史上还是一直存在。


到底是什么理念鼓动了独立战争?哪些人是主要的推手?谁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基督教的角色又是什么?本文指出,这类重要问题的答案并非如煽动家所描述的那么简单,那批自政治上用宗教作为武器,排斥异己的人更是应当反省。


历史是多样的、复杂的,很多真相和因素都在细节当中。只有那些真正愿意寻求真理和真相的人才能把握住历史的脉搏,做历史的学生,而不会去操控死人的口,达到自己的野心和目的。


让我们永远做历史的学生,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吧!



部分参考资料:

“Christian History”杂志第50期,”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96,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history/issues/issue-50/.

“What Happened To British Loyalists After The Revolutionary War?”, 2015-7-3, NPR(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https://www.npr.org/2015/07/03/419824333/what-happened-to-british-loyalists-after-the-revolutionary-war.

Gordon Woo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2

Angela E.M. Files, “Persecution of the Loyalists (or Tories),” http://threerivershms.com/loyalistspersecution.htm.

Expulsion of the Loyalists, Wikipedia.


作者简介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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