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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社科院发布了《人口与劳动绿皮书》，里面提到，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根据绿皮书的推算，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我们早就对“人多力量大”“啥都缺就是不缺人”等观念习以为常。因此，中国将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新闻才更加引人注目——为何会迎来人口负增长？它将产生何种影响？只有中国遇到这种情况吗？

计算每一年的人口增长趋势很简单，用全年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即可。正数就是增长，负数就是负增长。换言之，如果当年度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就会出现负增长。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杨舸表示，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其实并不算一个特别新的“新闻”，因为十多年前，不同的机构、学者早就预计了这一结果，只不过预测的负增长时间点不完全相同——晚的推算是在2035年，早的是2027，比较中庸的预测都是在2026-2030年之间出现这一趋势。

当然，也有旅美学者认为根据自己的参数推算，认为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生育率更准确，并由此推算，中国从2018年就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

社科院的绿皮书对于2027年中国出现人口负增长的预测，是基于总和生育率为1.6的推算。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这个水平不变，在此基础上，中国2027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

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假设一个育龄女性在每个年龄生育的概率正好是当年该年龄所有妇女生育的比例，这名女性一生将累积生育的数量。虽然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可以大致理解为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

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提到生育率呢？因为生育率是决定生育趋势的关键数据。

一个社会，如果要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基本平稳，也就是说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要在2.1-2.2左右，即每位育龄女性一生生育超过2个孩子。如果生育率是1.4，那么相对于2.1的稳定人口更替水平，每一代人总数就减少了1／3，两代人就减少了一半。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生育率排名倒数前五个经济体全都在东亚，从低到高依次为澳门、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生育率在超低的0.8-1.25之间。

因为对于这一最核心的人口数据，不同学者和机构对于统计数据的看法大相径庭。

杨舸还表示，十多年前预计2035年出现负增长时，用的官方生育率数字是1.8-2.0，但后来发现，在生育政策调整（全面放开二胎）之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今年可能也是如此，因此预测时间节点才大幅前提。

而在人口学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看来，即便是1.5、1.6的生育率依然“虚高”。

他的判断理由是，1.6的生育率是根据最近两年公布的出生人口反推出来的。但这两年出生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全面二孩释放的堆积生育。比如，2017年出生的二孩比一孩还要多22%。但由于生二孩的一定是生过一孩的，而且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生育一孩的女性中，实际生育二孩的恐怕50%都不到。所以，在育龄女性年龄结构和生育行为相对稳定的自然情况下，二孩数量应该大大少于一孩。

这意味着，在堆积生育逐步释放的未来几年，二孩数量大概要减半，而生育率也会从1.6下降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这样人口负增长的时间就不是2027年，而是更早。

按照黄文政的估计，中国目前去掉堆积反弹因素的自然生育率已经接近全球最低水平。当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如60-80后）进入高频率的死亡周期，人口规模的整体萎缩效应就会愈发凸显出来。

黄文政表示，有关出生人口需要考虑三个数据：

一是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这是目前大家关注的焦点；

二是由每年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推算的出生人口；

三是每10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回测的每年出生人口。

按理说这三个都是官方统计数据，但它们之间却有相当大的出入。

在2010年之前，由抽样调查推算的出生人口与由人口普查回测的出生人口比较接近，但都要低于国家统计局当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与后者的差距，最多一年接近300万。如果说人口普查数据更可信的话，那这意味着，2010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存在很大程度虚高。

在2010年之后，由抽样调查推算的每年出生人口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出生人口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比如，2015年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是1.05，这已经是当年的全球最低水平了，由此生育率推算的当年出生人口只有1150万左右，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1655万要少了整整500万。

到底哪个数据更能反映真实的出生人口？黄文政称，这恐怕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出来才能更好地判断。

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意愿低迷，已经一再被调查数据佐证。

比如，根据四川一项民意调查，2018年，有生育二孩条件的受访者中，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为20.5%，较刚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时的2016年略降0.3个百分点，而明确表示“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较2016年上升8.7个百分点。

同样调查中，打算生育二孩和已生育二孩的受访者中，表示生育二孩会增加生活压力的比例分别为86.0%和87.7%，与2016年比，分别明显上升5.7和14.7个百分点。而在宁波，2018年户籍人口出生数相比上年同期下降了近17%，青岛下降了22.2%。

生育焦虑越来越大，意愿越来越低。

最近，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花长春称：

2018年部分省市出生人口数量下降20%，若此结果适用全国，我国新生儿人口或不到1400万。若成真，则意味总和生育率（TFR）将下降至1.37，而17年的TFR为1.62。

总和生育率只有在2.1以上才能保证人口总规模在未来保持正常更替而不下降。因此国泰君安据此“推测”：

新生儿人口急剧下降或是一个人口“通缩”新时代大序幕的开启。若TFR果真下降至1.37，最大的影响是我国人口拐点将提前5年到2025年，人口峰值将下降2500-3000万。

虽然理论上生育率可以在短期内扭转，比如有强大的经济刺激和资源支持（每个新生儿“奖”一套空置房），一两年内TFR就会暴涨，但这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假设和玩笑。生育率一直在呈现下降趋势是不争的事实，在没有强烈刺激和支持的情况下很难逆转。

图：联合国统计口径下的中国生育率

（请注意1.63这个生育率选取的期间段是5年）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生育率下降不仅发生在中国，而是一个全球现象，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从图上看全球总人口预计在未来是下降的，因为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将保持在2.1的最低更替水平之下，随着更多人老去死去，更少婴儿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人口可以避免以马尔萨斯所预言的“暴力”方式减压，完成“软着陆”。

另外，从目前“进度”来看，多数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的人口生育率已经做好了软着陆的姿势（生育率在2.1之下），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非洲，目前全球人口增长贡献主要来自于非洲，预计本世纪末非洲人口将助人类人口突破110亿人。

图：未来人口正贡献增长将主要来自非洲

以上两点是从图上直接得出的观察结论，但问题是这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先来看较为“简单”的非洲问题。非洲人口未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上演血腥的经典马尔萨斯地狱情景；另一条是像其他国家一样，通过提升避孕率，提升女性受教育年限和经济发展，让非洲也走上“软着陆”道路。目前来看非洲是在两条腿走路（在一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非洲仍然疾病肆虐、食物匮乏、战争不断），并在努力向第二条更人性的道路转换。

最复杂的是其他较先进国家，“软着陆”并非没有代价和风险。

首先从“软着陆”的总框架来看——让上一代人渐渐老去，同时留下更少的子嗣，即所谓的“老龄化”、“少子化”现象，其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没有足够的年轻人给上一代养老，未来如何解决养老问题目前看来仍无有效解决方案，即便是在全球养老金准备最为充足、人口还并不算太老的的美国，养老问题都是对其财政的最大威胁。

“老龄化”和“少子化”不仅仅是供养比的问题，下面又衍生出一些列问题和潜在风险。

按目前趋势，全球人口的预期寿命将在2100年从目前的2015年的70岁上升至83岁；不算非洲，到2050年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将在60岁以上，目前全球有9亿60岁以上老人， 到2100年预计将达32亿人。欧洲统计局预计，到208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球人口的29.1%，全球人口的12.7%将在80岁以上。

这些数字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幻想可以像父母一样退休：现在是你和小伙伴们在养老人，到时候下面没有足够的下一代“小伙伴”，就只能自己养自己，即延长退休年龄。

图：全球人口65岁以上老人供养率变化和预测

但延长退休年龄并非没有风险：

最早养老金的雏形早在罗马帝国时已经存在：只要在军队服役，退休后都有一笔养老金。

美国也非常善用这种激励机制：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勇作战活下来的士兵都会获得一笔终身养老金；到了美国内战又“故伎重演”。

此后很多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开始为在公司服务超过20年的优秀员工提供这种“预期”，以鼓励员工尽职工作并保持对公司的“忠诚”。 

即便到了现代，养老金这种隐含的激励作用仍在起作用：大部分工作的人都“设想”过自己退休以后的美好生活。

所以，养老金不单纯是一个老年人的社会安全网，它更是一个摆在年轻人面前的一个稳定预期和使其坚持努力工作的动力之一。

所以保证养老金的“可信度”极为重要。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罗马帝国轻易被野蛮人攻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罗马帝国后期养老金制度“失信”。 

所以现在延迟退休年龄采用逐年增加的温水煮青蛙方式，防止出现巨大反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退休年龄跟预期寿命之间的差距将越变越小。

但延长退休年龄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是减少了领取养老金的年限，新生劳动力的供给仍是问题。摆在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引进移民劳动力和发展AI和机器人取代更多人工。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多数国家也是两条腿走路，但在不断向AI方向倾斜。加拿大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典型：人口只有3600多万，但60岁以上人口已经高达近900万，占比近25%（按联合国“旧标准”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的标准计算，全球目前呈现老龄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多达92个，新标准将门槛提高至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7%，仍有91个国家“达标”），加拿大推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计划：未来三年从全球引入超过100万新移民，即每年通过移民方式增加约1%的人口。

而其移民结构也非常有“意思”：从菲律宾引入的住家保姆人数逐年减少，而2018年移民的前三大职业是：1.信息系统分析师和顾问、2.软件工程师、3.计算机程序员。（加拿大是现代人工智能的发源地，为美国输送了大量AI人才，脸书、三星和谷歌在加拿大均设有AI实验室）

而随着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对移民的态度越来越具有敌视态度，未来AI料将获得更多发展动力。

然而，发展AI除了可以部分解决新生劳动力的供给问题，也将像其他科技一样继续压制工人工资涨幅，挤压低技能、低收入、低资产净值劳动人口对下一代的资源供给能力和生育意愿。

图：美国低技能劳动人口收入30年来几乎没有变化

图：低生育率现象只在一定收入水平之下“有效”，超过一定收入后生育意愿仍然强烈（注意高收入人群并未统计其婚外生育量）

图：各国婚外出生率变化

这也是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崛起的背景之一：新一代的年轻人，特别是处在社会、经济阶层中底层的年轻人，在潜意识中能够感觉到这种现代版马尔萨斯主义对自己生存和繁衍人性本能的长期影响。

虽然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但在人类目前仍没有能力向类地行星移民的情况下，随着人口增长不断接近资源和科技所能承载的极限，未来人类经济、社会将越发呈现零和博弈趋势——成功管理好此次民粹崛起将增加实现“软着陆”愿景的可能性，全球人口特别是先进国家人口同步减少；管理不好或会上演经典的马尔萨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