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的长文不同，这次真的只想说一句话。为了凑足微信200字的发布规则，我都不得不多闲话几句。

在这个自媒体、文字、语音、视频、课堂、社群特别发达的时代，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都会有无穷无尽的分享与道理，漫延并浸染入你的身心。

他们的每一句、每一段、每一章、每一次都有道理、有思想、有启发、有价值。

因此你应该诚心诚意地感谢那些潮人与老师。他们的确很用功、很用心、很规律地链接起了很多事物与内容，而且也很精彩。

但是，如果你不能做到“以下”这个核心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你所有接受到的“以上”这一切就足以害了你。

这个“以下”核心的基本原则就是：

在你或者年轻、或者不再年轻的人生岁月里，你必须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的灵魂中、大脑中、内心中逐步建构起一个基本的思想体系，并衍化成一个能够决定自己行为的方法论。

而他人所有的金句银句铜句铁句，全部都理应“沦为”你这个体系与方法论之下的有益的细节补充，或反面论证。

若非如此，你的人生、事业、学问就将永远无法达到第一流的境界。这就是我在新年里诚恳地想对真正视我为友的读者说的，也是我与身边朋友私下里聊天时提及过的。

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来佐证一下吧：

一、

在马克思与苏联的金句面前，先后有李德、王明、博古等沿用者，但除了博古后来转而辅助毛外，他们终被历史无情淘汰了，最终成为第一流的是建立了自己体系与方法论的毛泽东。

二、

在毛泽东的金句面前，先后有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以及坚持“全部计划经济”与“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批沿用者，他们同样被历史淘汰了。最终成为第一流的是建立了自己体系与方法论的邓小平：实事求是、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

三、

在邓小平的金句面前，尝到了并看到了市场甜头的很多经济学家，于是就有了一种纯粹“市场决定论”的说法。

市场作为主体，当然决定了大部分交易行为与价格、供给、消费，这个千万不必质疑，也绝不能走回头路。但“市场”就是最底层的逻辑了吗？贸易战与孟晚舟案，响亮地打了纯粹“市场决定论”者与我们一个耳光。

原来没有强大的国家主权、实力做背书，“市场与自由贸易”就只能是高阶生物设计好的低阶生物链。如果你试图脱离低附加值的全球产业分工、想着进一步向上游发展、跟他们在高端技术上进行“市场竞争”与“自由贸易”的话，人家就立马翻脸了。

如果是单纯靠自由市场，就不会有人修地铁、修高铁、造大飞机、建北斗导航，也不会卖给你核心技术驱动，但却会有人通过芯片与软件系统等高阶分工掐死你。

而这些，都是属于对不起不可市场、对不起不可贸易、对不起不可自由的范畴内。

原来市场自由诚可贵，主权与实力价更高。

四、

美国的一切都来源于欧洲：信仰来源于欧洲的宗教改革、英国的“新教”；逐渐形成的政府架构是约翰·洛克《政府论》的呈现。

但真正建构起为美国未来的，却是完全脱胎于英国“新教”体系的“清教徒”思想，而国家的治理核心是在茫茫大海中的“五月花号”船上通过自治公约草稿确立的。

而清教领袖布鲁斯特、布拉德福德等人于1620年11月推动起草的“五月花公约”，甚至比英国的“光荣革命”还早70年，比法国的大革命更是早170年，即使是比后来被当做普世价值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都还早140年。

美国若按照母国英格兰的体系与方法论行动，那就不可能有后来第一流的成就了。

五、

可是美国的体系与方法论却又有了沿用者。

那么在美国的政治金句面前，那些大群沿用者之中有取得大成功的吗？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院长讲了个事实：联合国成立时会员国54个，现在200个左右，因此“二战”后新兴国家有150个左右。在这150个国家数据概率里，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实行自由民主——也就是走美国体系——而走向发达的，一个都没有。

有人觉得这肯定是瞎说。肯定会说“二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不都是照搬美国体系发达了吗？其实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发达了，而不是在战后。但即使算上日本在内，这些发达的国家与地区都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都属于中华文化圈的，都是在东方文明滋养根基上发展起来的。

而中华文化是有自己的逻辑体系与方法论，普遍来说，经世致用的智慧相对来说也较高。

其他地方呢？更大时间与地理范围来说，不论是包括巴西与阿根廷在内的南美洲、包括南非在内的非洲，还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各国及东南亚，或者中东部分“颜色革命”的国家如埃及及东欧诸国，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沿用美国体系与方法论而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

杨教授提到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联合国经常宣讲博茨瓦纳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它被称为“非洲之星”。这个单一民族国家，人口225万，人均收入7600美元左右，艾滋病感染率是25%，就是这样的国家，联合国、“世行”还把它当样板。第二个例子是9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包括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非洲的埃塞尔比亚、尼日利亚，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全都没有“发达”起来。杨教授还分享了个真实故事，中国代表团到孟买，印度人就问了：“你们上海比我们孟买落后多少年呢？”代表团只好回答说：“落后很多年，等你们指导”。

在这里，我也不想谈杨教授论及的制度比较。我想与“李不太白”公号的读者围炉私话的是：不是美国与中国的模式哪家牛，而是这两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体系与方法论。

而上述其他国家则没有。

这就好比你听了再多名流的跨年演讲、道理与金句，沿用他们的体系与方法论，你也没有多少几率能够收获他们一样的成就。

事实上，人家那些美好动听的金句于你无补。

六、

在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等按键手机所统治的金灿灿的市场面前，没有追随它们体系的是谁呢？

是最终拥有自己思想体系与方法论的苹果手机、华为手机建立了新世界，并取代了它们。

七、

王安石失败了。败的很惨。

本来没有王安石变法，北宋还能撑下去一大段时间。但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北宋反而加速提前“驾崩”。与王安石联手变法的是宋神宗，宋神宗的儿子是宋徽宗、孙子是宋钦宗，两者都被金人掳到寒苦之地当奴隶去了。

王安石为什么失败？史学家分析了一大堆，我不想去说了。当然了，历来都是革命的成功率相对好一点，改革的成功率相对就低很多，连邓小平都感叹说汉武帝改革、王莽改革、张居正改革都失败了。这个没有办法的，与革命相比，改革天生就是容易失败。

具体到王安石身上，作为“李不太白”公号是有一点大历史观察的。王安石个人道德没问题，也没有个人私心私利，他和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很大，同时还特别用功、特别努力。但是很可惜，在最关键的底层规则上，王安石至多算作二流思维，志大而才疏，食古而不化。

以大历史的眼光来探究，王安石的变法其实学的是两个人：商鞅与管仲。这两人都是很厉害的，“变法”也都是相当的成功。两人也各有一套自己的体系与方法论。

先说商鞅。商鞅是“战时管控体系”，这种体系与方法，后来在“二战”的时候斯大林也略有近似地用过。其核心是一切都以战时为标准，国内的人民被编制、组织到每一个个体的人，经济也以战时管控为核心：前者是耕战管控，斯大林则是战时生产与分配制度。

管仲呢？我读管仲四年多了，像是在管仲这个大学上了四年课，从内心来说，我喜欢管仲远胜于商鞅。商鞅是硬来，管仲是软施。前者是霸道，后者是王道。在春秋战国那样的年代，管仲搞的其实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他就把盐啊铁啊等物资作为国家资源，实行专卖；又把粮食啊玉璧啊等隐形货币物质当做贸易工具，搞得国家财富大丰收，把一个东部盐碱地的齐国搞成了“春秋五霸”之首。而他本人的这套方法也成了后世学习的榜样。

能在春秋那个时代就想出这样的体系、方法论，那实在是高明得很。所以孔子就很仰慕管仲，就说如果没有管仲这个牛人啊，我们这些家伙都还是些赤膊纹脸的野人呢！诸葛亮年青时也常常以管仲为偶像，自我期许。

我不知道王安石有没有逻辑推导过，但想来在心里一定是这样想过：既然商鞅是牛人、管仲是牛人，如果集两大牛人为一体的话，那我王安石岂不是就成了超级大牛了吗？因此王安石就跟宋神宗很专心地将“三顾茅庐”、“隆中对”的话剧又复习了一遍，这两个主角都特别的入戏。

于是在公元1068年，大宋的熙宁元年四月，话剧就这样开始了。

“你认为唐太宗如何？”宋神宗一脸痴迷地说。

“陛下！”王安石却一脸不屑地回答道，“您学什么李世民啊？要学就学个大的，您应该以尧舜为表率。”

“哎呀，安石！你对我期望真是太高了，我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啊！”宋神宗的脸红了，小半因为是谦虚的害羞、大半却是因为兴奋。

连李世民都不在话下，直接对标尧舜。对于一个刚刚即位的、年仅20岁、正想挽起袖子大干一场的大宋董事长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迷人的未来场景设想吗？朕All in。

“坐下，”像无数童话里曾经的圣君一样，宋神宗屏退了左右，然后说，“我要和你长谈一番。”接着他就讲起了刘备与诸葛亮相识相知的传说。

王安石又不高兴了。

“在上等人才眼中，诸葛亮根本不值一提。”王安石说：“当代就有人才可比尧舜时的贤臣，只是因为小人阻碍而无处施展罢了。”

“每一个朝代都有奸佞小人嘛，”宋神宗再次激动起来，又很贴心地安慰道。

（以上对话原文摘录自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李不太白”公号稍微变化了一点句式。）

那么谁是小人呢？不言而喻，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欧阳修，苏洵、苏辙、苏轼三父子，以及宰相韩琦、富弼等人，甚至也包括王安石两个亲弟弟王安国、王安礼。

上学时，历史书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属于“保守派”，但我后来却明白历史书才是“激进的左派”。要让这么多历经风雨的、正直的大臣不约而同地齐心反对一个人，实非无缘无故。正如苏洵、吴珪预测的那样，将来搞垮大宋的必定是王安石。他们这些人仅仅根据实事求是的生活经验，就知道他的方法不可行。

王安石像管仲以盐铁专卖、以粮食与玉璧为贸易工具一样搞出了国营贸易局（均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市易法）、农民贷款制度（青苗法）；又像商鞅的连坐制一样搞出了十户人家一组的征兵制度（保甲法）、土地与马匹登记制度（方田军税法、保马法）……合两个大牛的体系与方法论为一，想必成果肯定是两个大牛的倍数了吧？我相信王安石私下一定这样憧憬过。

从根本上说，王安石是把商鞅、管仲两人的金句读得多了，而不知道大宋所面临的整个时代环境已经大非春秋战国时可比，时与势都不同了，体系与方法论当然也不可能一样。

而最最根本的，其实是在底层规则上，王安石并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体系与方法论。他只不过是古老的沿用者罢了。

正因为如此，不改革，大宋王朝固然危机重重。

但不懂得如何改革，大宋却会死得更快。

八、

所以齐白石才说：“像我者死，学我者生。”

九、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私下里跟朋友说，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自己的内容，就四处跑去尽听潮人分享，那他危矣。

尾声、

2019新年来了，就说这九个案例吧。

最后，这个基本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我之所言：若你没有自己的体系与方法论，你所读到的“李不太白”如上内容也尽可是些废话。

窗外雪停了，我也在暖融融的室内落下笔来。本来只是一句话，为了凑足字数发布给你看，一不小心又说了这样多。

谨此祝福我亲爱的读者朋友！愿你也只私信给你真正的好友：听人言，也要懂得勿听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