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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

一

2009年到2011年，我在加拿大一个极小的城市里念大学，小到市中心只有三四条街道，整个城市被森林包裹，零星点缀着居民区。从多伦多向西，沿着高速走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圭尔夫。

留学生们充满了自嘲精神，管圭尔夫叫“村”，大家都是“村民”。一到暑假，学生们就成了归巢的候鸟，早早订好归国的机票，如同“农民进城”。 城里人口少了一半，路上就变得空空荡荡。

留在村中的只有一小部分，一个原因是穷；还有一些刚刚毕业，不知道该在国外闯荡还是回国，所以暂居。 

我则是二者兼而有之。2011年夏天，我帮着朋友把最后一包行李塞进了后备箱，目送他上了车，这个白人小伙子按了按喇叭，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渔，祝你好运。”一骑绝尘，上了6号公路，在原野之间慢慢浓缩成一个黑点。

他是我在圭尔夫的最后一个朋友。

我在各个加油站转悠，爱尔兰老板把地点发到手机上，从圭尔夫、滑铁卢到剑桥、基耶拿，我穿着橘黄色警示马甲，有车开来便挤出微笑问人家要不要办信用卡，机器人一样登记好姓名、地址、电话。车一离开，我又成了加油站唯一活物，那段记忆弥漫着汽车尾气的味道。 

偶尔天气好，我坐在台阶上，靠着墙，闭着眼睛晒太阳，要是困了，就溜到墙后面的草坪睡一觉。草坪上稀稀落落的几棵树，阳光掠过树梢照在身上的感觉很暖。有一次我睁开眼，一只硕大的浣熊正瞪着眼睛看我，身后跟着她三只幼崽，我和它互相看了半分钟，她转身带着幼仔跑掉了。 

这份工作只是一个过渡，我没想过要干太久。只是每天简历雪花般投出，却都石沉大海。日子久了，我也没了信心，每天找工作像例行公事，简历也不再修改了。倒是后来接到了传销的电话，十几个亚裔中年人坐在台下，黑人小哥在面前侃侃而谈，像是电视上的饶舌歌手，我听了一半夺门而出。 

不想回国，正经工作又找不到，我一度沉迷于看电影。晚上关在公寓里，拉上窗帘，熄灭了灯，可以一个人无声看到半夜，饿了就叫芝士披萨，配上一瓶可乐。

慢慢的，我除了身材日渐走形之外，人也乖僻起来。出门时低着头，溜着墙角，看到有人走来，远远地走到马路另一侧；上楼时，电梯里若有别人在，便感觉针扎一般难受，干脆继续等待，或是转身爬楼梯；最怕的还是和人聊天，宁愿安安静静地一个人在角落发呆，一两个小时不说话，有人过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逃跑。 

遇见文青之前，这便是我的生活状态。 

二

我在人生最胖的阶段遇见了文青。 

文青和我都是北京人，那时候她已经找到工作，在多伦多一家小园林公司种树。夏天时她通过共同朋友联系我，说要来趟圭尔夫，想找我用车。圭尔夫九成以上都是白人，能遇到一个同乡不容易。虽然从来没见过，但是我答应了她。

我们约好在火车站见面。一开始没看到她，等看到她时，她已经离我只有两三米远，不像留学生，更像是个土生土长的CBC。那些瘦瘦小小的留学生女孩们瘦到让本地人怀疑是不是未成年，而文青很丰满，她身子很高，穿着短裤，露出古铜色的大腿。她摘了太阳镜，露出黑溜溜的眼睛，“你就是渔吧？” 

我们按照约定上了车。夏天的圭尔夫很安静，草坪上呆立着一只只大雁。孤零零的小车，穿过河流，一直开往山顶，耳边响起若有若无的鸟叫，风吹着树叶沙沙响。有那么一瞬，让我想起“探索者”10号，我们正向着看不到尽头的宇宙深处漫无目的地漂。 

车内也是无声的。文青支着手臂，撑着腮，过了一会儿，她说她回圭尔夫是为了看以前房东。

“老太太去年死了，老头就把房子卖了，自己住进了了养老院。收拾房间的时候，找到了一些我的东西。” 

她叹了口气：“他的子女都在美国。现在这个国家里，可能除了我，就没别人惦记着他了。” 

走到圭尔夫湖下，房屋渐渐稀疏，远处是成片的松林。车停在养老中心边上，她让我等着，一个人进到楼内。过了一个小时，自己拎着个箱子归来，眼圈有些红。 

老头是文青第一个房东，退休前是医生，老太太是护士。四年前文青来到圭尔夫时，在两个老人家中暂住。他们都是基督徒，把文青当作自己小女儿，带她去教堂，和她玩拼词游戏，春节时一起做饺子，考试前文青在图书馆熬夜。无论多晚，老头一定开着那辆老丰田停在楼下。家里还有条叫贝拉的老金毛，躺着在脚下像是温热的毯子。 

剧照 | 《布鲁克林》

后来老太太死了，贝拉也死了，只留下老头孤单一人。“其实没什么东西，他就是想我了。”她对着窗外抹着眼睛，她说都走了好远，回过头去，还看到老头站在窗口望着她。“感觉自己是个恶人，把他抛弃了。” 

我们彼此无言，又回到火车站，按约定文青要付我40加币，可是我没要。 

“陪我吃个饭再走吧。” 

坐在铁路边的寿司店里，她心事重重。我安慰她说，“在加拿大，至少还有一个人惦记着你。”我好久没和人好好聊天，说起话来嘴巴笨拙，我告诉她，可以有时间多来看看老头。

三

后来文青一个月来一次圭尔夫。 

她来之前我都觉得麻烦，但见了面，能有个人聊天又很开心，每次分别都带着莫名的失落。

我们总是坐在圣乔治广场的喷泉下面，捧着热狗，她两腿前伸，胸前高高隆起，阳光下面每一根汗毛都闪着金黄色。我们聊看过的电影，聊尼采和马克思，或者看着广场上的海鸥发呆，一起回忆夕阳下的北京胡同中长满杂草的房顶、被尘土掩盖了的漂亮雕梁、长满苔藓的青砖。

文青常常说起她的男友。从高中到大学，两个人相逢相知，但因为本科很难拿奖学金，后来她独自出国读书。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北京，相隔十二个小时时差，只能各自忙碌。后来她说，她男朋友第二年就毕业了，毕业就要去芝加哥读研究生。

九月初她告诉我：“我也准备去美国。”我有些失落，猜她是要去美国和男朋友团聚。文青并不否认，“我要去安娜堡了，以后估计不会再回来了。”她没有去芝加哥，而是选择了另一个地方，同在美国，却依然四五个小时的车程。

男友因此和她吵了一架，她看得淡然：“有没有他我也能活。” 

在圭尔夫的留学生们似乎都是这么活下来的。孤孤单单的拖着行李箱，从一个陌生的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夜里饿了无处可去，独自吃一碗泡面，坐在门口台阶对着头顶明月流下两行泪。后来就不想家了，冬天时漫天白雪积在后院没过了膝盖，安安静静煮一杯咖啡，一边喝一边静静看着雪地平平整整，只有一行梅花脚印，那是野鹿从树林中跑过的痕迹。最后例行公事般给家中回个电话，说声一切都好。

文青说，这些男友都没有经历过，自然不会懂。她曾经在学校做设计到晚上十一点，回家时已经没了巴士，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在小路上，忽然听到左手边丛林中一阵窸窸窣窣。那时树影飘摇，风穿过丛林发出怪异的尖啸声，文青想起看过的恐怖片，凶手总是持着刀躲在黑暗里面，只露出血红的双眼盯着猎物。后来，钻出来的是一只黑白臭鼬，呲着牙，浑身毛立着，一下从身边逃走了。文青如释重负，蹲在地上开始哭。 

打电话的时候，男友却无法理解：“你那个小城市能有什么事儿。你就是胆子小，你看别人都不怕。” 

坐在我面前，文青自嘲笑笑：“这些年自己一个人搬家，一个人吃饭，难过时候没人陪，哭也没人安慰，自己一个人生活惯了，有没有男人一个样。他去他的芝加哥，我去我的安娜堡。都在国外，自己照顾好自己就好，不要勉强。” 

她忽然又有些惆怅：“你知道鲸鱼爱丽丝么？她永远自己游来游去，只因为别的鲸鱼听不懂她的叫声，所以偌大的大西洋里陪伴她的，永远只有她自己的声音，我觉得我就是鲸鱼爱丽丝。” 

四 

大家都是这样。

我也一个人住，唯一能说说话的，就是她每月来探望房东的时候。夏天的尾巴常常多雨，一个下雨天，我在阳台上抽烟，街道上一个男人裸奔，边跑边喊着“世界末日”，像一条泥鳅绕过的曲折轨迹。雨打在身上，我想，自己要是突然就这么死了，要多久才会有人发现呢？ 

秋天时，我一个人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一路枫叶尽红，却顾不上驻足。开了两个小时，只为了看二十分钟大瀑布。例行公事地看完，感觉这个秋天就没什么可再期盼。 

回去路上接到了文青的电话，她说她在圭尔夫等我。

她坐在我家楼下的咖啡厅，喝着热咖啡，配了一块布朗尼，见我给了我一个拥抱：“渔，我失恋了，安慰安慰我。” 

剧照 | 《布鲁克林》

两人没有争吵，电话里和和气气地分手，仿佛谈着别人家的事情。可是挂了电话，她大脑一片空白。那天夜里下淅淅沥沥的小雨，听着窗外黑夜中传来的声音，她想哭。 

文青想不出来还有谁可以说。她回了圭尔夫，老头看出她心情不好，问她时她强忍着眼泪不露一字，等见到我，她又不想哭了。 

“他出轨了？”我问她。 

文青摇了摇头，“我出轨了。”

文青出轨的是一个电信工程师，人在牙买加，一年多前两人在机场认识。他三十多岁，很贴心，每天早上一个电话，晚上一个电话，偶尔寄过来一些加勒比的小礼物。男友无法帮她解决那些糟心事，可他不同，电话中他的声音温暖，像老旧的唱片，一面听着她抱怨，一面帮她想办法。 

文青说她爱上了那个男人。她去了牙买加渡过了三个礼拜，甚至已经想好和男友分手，第二年一毕业就飞去结婚。然而后来她却发现自己不是唯一，这个工程师还有几个女人。一年后，男友在QQ空间见到了她那些牙买加照片，终于东窗事发。 

 “他知道就知道了吧。本来早就该结束了，一直拖到现在。” 咖啡店里灯光昏黄，文青的头发也是黄色的。咖啡店里放着一首英文民谣，吉他声和着深沉的男声，我看着她，觉得我们都是孤儿了。 

聊得太晚错过了火车，文青在我家留宿。公寓很乱，她不顾阻拦，帮我把地上的书和衣服收拾好，又把地毯好好吸了。我在厨房准备着两个人晚餐，断粮已久，冰箱只有一袋鸡蛋面，于是煮了面，用老干妈拌了，文青看得目瞪口呆，“你就吃这个？” 

她翻了翻冰箱，确实连个鸡蛋都没有。于是我俩一人抱着一个碗，坐在地毯上边吃边看电影《黑暗骑士》。似乎是一开头她就睡着了，看了一半我也困了，我把她摇醒，两个人开始做爱。 

结束后她蜷伏在我的身上，浑身颤抖，终于哭了出来。 

五 

文青和男友断了后，我们渐渐联系多了起来。一到周末，她就来圭尔夫找我，我们从早到晚做爱，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醒来，我送她到车站，目送她上火车离开。 

最后一次她和男友通话，我们躺在床上，窗外大雪纷飞，电话突然响了，文青裹着毯子，却露出半截屁股。电话中两个人又开始了争吵，文青争吵时，声音歇斯底里，“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你考虑没考虑过我一个人在这边怎么生活的？” 

“说好在国内读两年就来，然后呢？我还要等你多久？” 

“少感动自己了，去美国就是为了你自己！” 

“别说了，我有男朋友了。” 

扔掉电话，文青蹲在地上开始哭。我倒了杯橙汁，兑上三分之一伏特加，放在她手边：“一切都会好的。”两个人赤身裸体躺在地上。

她说在最孤独的时候，她曾经迷恋上去酒吧，宿醉之后，躺在陌生人床上，她怅然若失，又感觉到一点罪恶。后来她问我：“觉不觉得我很坏？”

我摇摇头，“没有。”谁还不是活得很累，想稍稍放纵一下呢？

春天时候我体型已经有所改观。文青经常拉着我去跑步，沿着速河，从市中心一直向西，跑到城市边缘，再沿着河边走回来。路上常常遇到穿着运动服，默默快走的陌生白人男女，见到我们就微笑着打招呼，没人时，我们追逐着松鼠，躲在树林下亲吻。 

后来我想要搬去多伦多了，和文青一起看了几个房子，最终租了间主人房。房子在艾灵顿街和金士顿路交界，再向西不远就是阿贾克斯。 

我们把行李塞满了后备箱，像一对小夫妻，手拉着手在宜家买便宜家具，走得累了，她撒娇让我背着她，趴在耳边呓语：“以后我找老公，一定找你这样的。” 

我跟文青说，“那要不你搬过来吧。”

两个人住在一起，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散步。天气渐渐热了，我们常常走在的林荫路上，有时候会走的远一点，一直到南边的湖边，那里有卖冰激凌的小贩和玩闹的孩子。

每个晚上我们都做爱，床摩擦着地板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月光从百叶窗落下来，把她的胸口照得很白。我趴在她的胸口，感觉像陷在天鹅绒中，很长时间不想离开。 

有天我问她：“文青，我们生个孩子吧。” 

她眨了眨眼，手捧着我的脸，“好，我们生个孩子。”后来她看我认真，笑容也渐渐严肃，“我们还年轻。” 

“那嫁给我好不好？”

“你不怕我再出轨么？”

“你不会出轨。” 

她抓着我的脸狠狠的亲了一口，却说：“我可不能保证。”

六 

八月的时候文青要启程去美国。她辞掉了工作，买了一辆二手车，车壳上坑坑洼洼，我们说这个车说不定挨过枪击，或者曾经被上上个车主开到过伊拉克，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她管这个车叫做坦克，我们开着她的坦克回了趟圭尔夫。她带我去见了房东老头，一起玩拼词游戏，这个白人老头带着老花镜，皮肤像粗糙的白桦皮，拾起字母时，胳膊晃晃悠悠。我们玩了三把，他赢了两把，我们赢了一把，老人显得很开心，文青有些不舍，离别时眼圈有些红，老人分别拥抱了我们两人，笑着说：“上帝保佑你们。” 

归去的路上，我们一人一个热狗，走到圣母殿教堂门前。夏天的小城很美，尤其是在雨后，教堂被冲刷得洁白如雪，圣母像双手合十，我们站在它面前，也双手合十祈祷。 

文青问我祈祷了什么。我说，我是在祝福她一路顺风。“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谁也不要拖累谁，对吧？”

其实我说了假话，我希望她可以留下来。 

可最终她还是走了。在八月中旬，文青开着她的车从多伦多出发，一路奔向美国安娜堡，她要在那里开始她的新生活了。车上装着她的衣服，生活用品，广式甜点，还有我送给她的一盏台灯。 

那是我在一家中古店淘到的，黄铜色的外壳，维多利亚风格的花边，按下开关，光芒像水花一样泻下来，我希望她未来伏案读书的日子里，只要打开台灯就会想起我。 

剧照 | 《布鲁克林》

那年圣诞节，文青回了趟多伦多，但在过节前一周，我已经收拾行囊，彻底离开了这个国度。

后来文青告诉我，她那天在教堂前许下了愿望，她希望我能在多伦多耐心等她回来。

我们再无相见，我们两不相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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