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应用经济及社会研究院（Melbourne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进行的一项名为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及劳动力动态（HILDA）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持最低工资的员工中，13.8%出身于全澳前20%最富裕家庭，另一方面则有13.6%出身于全澳最贫困的20%家庭。

该调查负责人、墨尔本大学研究院Mark Wooden教授说：“这些数据恰恰表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非减少贫困或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

“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如何确保澳大利亚人拥有足够的收入来生活，我们需要依靠一个更好的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Wooden教授说，“的确，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可以根据诸如家庭规模这样的个体需要来制定收入标准，而单凭最低工资标准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对于工党提出的“生活工资”，Wooden教授认为，这个概念毫无意义，“如果贫困和收入需求是焦点，那么现任政府或下一届政府应当考虑的是新起点失业津贴的水平是否合适。”

据悉，该调查仅针对21岁以上的雇员，“这些数据的得来并不由那些在麦当劳打工的孩子们主导。”Wooden教授表示，很多人，尤其是来自富裕家庭的人，他们是小型企业或个体经营者中的中等收入者。

调查数据显示，收入最低人群主要集中在家庭收入的中下水平，这一比例与2005年的调查相差不大。这也表明，低收入家庭中更多的人其实是失业者或是领取养老金的人们。

曾作为工党财长Paul Keating和Wayne Swan经济顾问的经济学家、商业领袖，John Edwards也对提高最低工资的想法做出了警告。

澳储行（RBA）行长Philip Lowe一向将消费反弹的希望寄托在工资增长上，但他表示，目前的最低工资增幅已经足够，而任何增幅都应由生产率推动。

他在2月份曾说，“我一直渴望看到薪资水平和人们的收入增长加快。如果这些增长加快，人们都会感觉更好一些，也会更有能力去消费，这是首要问题。我很满意过去几年中对最低工资所作出的调整。”

然而，更加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最低工资的调整并没有转化为工资的增长。Wooden教授认为，低工资员工主要集中与小企业中，他怀疑这些企业并没有遵守相关奖励规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近年来最低工资水平提升了3.2%和3.5%，但却似乎没有对更为广泛的工资通胀指标产生任何影响。”他说。

工党领袖肖顿认为，18.93澳元的最低时薪标准太低了，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做出改变，“在澳洲全职工作的人们应当得到足够的报酬，而不能辛苦工作换来的确实贫困的生活状态。”肖顿说。

工党或通过修改《公平劳动法》将最低工资标准转变为生活工资，希望公平劳动委员会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可以考虑更多因素。

澳洲工会理事会（ACTU）也呼吁公平劳动委员会（FWC）在未来两年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11.5%至年薪4.2万澳元的“生活工资”。该机构提出，今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6%至每小时20.07澳元，而后再提高5.5%至每小时21.17澳元。

工会组织辩称，加薪是为了确保到2020年，没有全职员工低于贫困线，并表示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工资的上涨速度。

据悉，2018年最低工资为收入中值的54%，低于经合组织（OECD）对相对贫困的定义，即收入中值的60%。

但与工会行动不同的是，工党尚未提出新的最低工资标准。

据澳媒报道，工会的主张很可能会遭受公平劳动委员会的抵制，后者此前就曾拒绝过这类加薪提议，并表示，加薪会对加重就业风险，尤其是对低技能劳动者。

去年，工会曾提出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7.2%，公平劳动委员会就表示，“快速让大规模的全职工人摆脱贫困…很可能会给就业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将对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已经被边缘化的群体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那些因失业或工时减少而易陷入贫困的家庭造成相应影响。”

同时，联邦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认为，澳洲工资应当随着经济状态的变化而改变，他还否认澳洲经济进入萧条和滑坡状态。

对此，有网友赞同，认为会“水涨船高”。

但也有网友提出质疑，“提高最低工资？那这钱由谁来出呢？”

“想想那些放弃了澳洲的大企业和集团，比如霍顿（Holden）、丰田（Toyota）……不应涨薪而应降税，税收如此之高，钱不知道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