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被辞职”了，主要因由是他曾前后两次对孟晚舟案表态，说孟晚舟律师如果有的放矢，胜算很大；如果中美两国达成协议放弃引渡孟晚舟，对加拿大最好不过。

此言一出，立刻在加拿大政坛引起轩然大波。很多政要都批评麦家廉评论司法事件，违反了政治惯例，要求总理将其开除。特鲁多总理一开始还表态说不会这样做，到了麦家廉第二次评论出来后，最终还是没有顶住政治压力，“要求并接受”了麦家廉辞职。

麦家廉图片来自网络

很多人看到这里，心里会冒出一个念头：麦家廉不就是为孟晚舟和中国说了几句好话嘛，至于将人家开除嘛？说话都动辄得咎，这是什么样的民主自由国家？甚至有网友直言，他们所谓的言论自由都是虚假的！

像加拿大、美国这样的国家，到底有没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到底有没有点真事？

我们中国人产生这种质疑或疑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做自己想做的事，言论自由就是说自己想说的话，违反了这个原则，就不能叫自由。

按照这个原则衡量下去，加拿大不能容忍一个外交官自由发表言论，就称不上有言论自由。

但是，美、加“liberty”（自由）的概念，与我们中国人潜意识里的自由观念是不一样的。它是从古罗马的法律体系中酝酿出来的，是从中世纪特权观念转化来的。换句话说，欧美的“liberty”概念，从来不意味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再说的直白点，欧美的自由及言论自由，始终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问题，而是严肃的法律或政治问题。法律没有禁止的地方，政治惯例不设红线的地方，才有个人自由选择、自由发言的合法空间。

现在美、加两国的法律是如何界定言论自由的？言论自由到底有没有得到贯彻？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最高法院的表态最明确，也最有参考价值。

在19世纪，界定言论自由是美国各州法院的权力，联邦法院无权干预。到了20世纪，联邦法院才将这一权力慢慢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为了界定言论自由的最高权威。其中，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的两个判决，到今天仍然支配着美国法官对言论自由的基本立场。

一个判决叫《纽约日报》诉沙利文案判决。

1960年初，马丁•路德•金被蒙哥马利市政府以伪证罪逮捕，民权组织为解救他，成立了“为马丁•路德•金辩护和争取南方自由委员会”。3月，委员会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募集资金，呼吁社会各界支持马丁•路德•金和南方民权运动。蒙哥马利政府为阻止民权行动，以警察局长沙利文（Sullivan）的名义，向州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广告侵犯了沙利文名誉权。法院判决《纽约时报》向沙利文支付50万美元赔偿金。《纽约时报》不服，诉讼至州法院失败后，又提交至最高法院。

1964年最高法院经过讨论，以9:0的比例推翻了州法院判决，一举奠定了美国当代言论自由原则。根据这一判决，除非公民和媒体对官员的批评，被证明抱有“事实上的恶意”，或对事实真相“漠然视之”，否则公民言论都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

反过来说，公民不能歪曲事实或存在事实恶意地批评、攻击官员，否则就是犯罪。不过，公民和媒体是不是歪曲了事实，是不是存在事实上的恶意，完全由官员负责举证。官员如果证明不了，公民和媒体无论说了什么，就都没问题。而且，公民和媒体仅发表言论，没有被证明“事实上的恶意”，也不能受到法律惩罚。

另一个判决叫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案判决。

1969年，美国俄亥俄州三K党领导布兰登堡在一次党内机会上说，我们不是一个复仇组织，但是如果总统、国会或者最高法院继续打压白人，我们可能就会采取复仇行动，向国会进军。俄亥俄州政府认为布兰登堡言论威胁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遂以违反州法律为名将其逮捕，并由法院判处1000美元罚金和10年监禁。

布兰登堡不服，逐级上诉到最高法院，理由是俄亥俄州法律违反了宪法第一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最高法院接受了申诉，并再次作出了影响当代美国言论自由的重大判决。

最高法院宣布，具有威胁性的言论同样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除非政府能够证明它将“导致即刻的不法行动”，并且“很可能产生这种行动”。说的比较通俗点，就是公民言论只要不立刻付诸非法的行动，鼓吹点抽象理论，甚至是鼓吹点暴力，都是没有问题的。反过来，如果鼓吹暴力并且要付诸违法行动，那就是非法言论。

以上两个判决，都是指导性的纲目，而且都是旨在保护公民言论自由，所以不太能反映日常生活中言论自由的现实。事实上，在美、加两个国家，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言论禁忌，如不能说带有种族、肤色、性别、年龄等歧视性质的话；不能对他人进行言语恐吓；不能看到深肤色的人就问人家是不是非洲来的；不能对着印第安人喊“indian”，而是应该叫“the first nation”或“aborigin”，因为叫印第安人“indian”有歧视嫌疑；不能见了陌生人就问人家的收入、财产等，这是侵犯隐私。

说话禁忌那么多，见了新朋友能聊什么？语言班老师教给我的办法是，聊天气！

如果不小心犯了说话的禁忌，多数时候可能不会引起大麻烦，但是偶尔也会激起天大的麻烦。去年，一个加拿大女孩说貌似亚裔的人剪了她的头巾，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前两天，加拿大一个华裔候选人在微信群提到了竞争对手的族裔北京，结果立刻被所在党取消了竞选资格。

再回到麦家廉事件。麦家廉不过评论了一下孟案，似乎没有犯忌，怎么就被迫辞职了？

如果以普通公民的标准衡量，麦家廉的评论是没有问题的。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对公共事件进行评论。但问题是，麦家廉作为在任的外交官，是不能对司法案件进行评论的。评论了，就违背加拿大政治惯例或传统，有利用行政职权干预司法的嫌疑。那些批评他的同僚，都是从这一角度立论的。

所以，在美加两国，政治家或者有公务在身的人，比普通公民的言论空间更窄小，更受约束。他们不能随意对公共事件进行评论，更不能对在审的司法案件说三道四。

现在，麦家廉“被辞职”了，就能随意评论了。

总之，在法治国家，自由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想怎样就怎样的；言论自由也不是毫无顾忌，想说什么都行的。一句话，言论自由是以某些领域的极度不自由或禁忌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