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约前87年），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其父司马谈学问渊博，精通天文星历和黄老之学，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司马迁幼年在思想、人格及治学态度上，无疑均受到了父亲的很大影响。

司马迁将近十岁时，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先后师从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古文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

二十岁那年，司马迁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这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太初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

在主持改历工作后，司马迁致力于搜集整理史料，并开始写作《史记》，时年四十二岁。不料，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他曾想到自杀，又想到著述尚未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许多古代圣贤的苦难中看到出路，于是“隐忍苟活”，决心完成自己写成《史记》的宏愿，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司马迁曾撰有《报任安书》，这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己发愤著书、创作《史记》的决心，而为历代传颂。

两年后，司马迁出狱，迁为中书令，但无心仕进，积极著述，大约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终于写成。此后，司马迁的事不可考，大概逝世于武帝末年。《史记》也称《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改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司马迁的《史记》，是他以毕生的精力完成的伟大历史巨著。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所记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中国三千年历史的发展，共一百三十篇，共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包括：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其中《本纪》十二篇，是按帝王的世系和年代记述政治上的一些重要事迹。《表》十篇，是排比并列历代帝王和侯国间的一些大事。《书》八篇，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书论述。《世家》三十篇，是记叙诸侯王国和辅汉功臣的。（孔子非王侯，列入《世家》是例外）《列传》七十篇，是一般人物传记。

《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

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有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项羽、刘邦、汉武帝；有家喻户晓的朝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有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其他节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辩型的有张仪、苏秦、郦食其；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优旃等等。所涉人物形象千姿百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史记》语言生动抒情，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史记》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长，而通篇像一首诗，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等。而《史记》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于作品的夹叙夹议，以及融浓厚的爱憎感情于叙事、描写之中。如《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等。

《史记》的出现，确定了中国古代传记的基本格局，诸如思想方面的以史为鉴，富有教化作用；形式方面的篇幅短小，强调表现人物性格，而不在堆砌材料的多与全，以及语言的精美、抒情等等。而《史记》写人物、写故事的方法则又给中国后世小说、戏剧以深刻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人物范型，以及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创了先河。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佚散，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