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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话叫“寒门难出贵子”，而不久前刷屏的“一块屏幕”的故事之所以牵动人心，无非因为它向人们展示了：寒门学子仍然还有出人头地、考入名校的机会。
▲“一块屏幕”的相关新闻
其实，对于“寒门贵子”来说，进入名校只是向上攀登的第一步，他们之后的每一步，都可能比这一步走得更艰难。
巧得很，笔者最近就读到了一篇发表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的文章，原文题目是《在藤校当贫困生是什么情形？》（What is it like to be poor at an Ivy League school?）讲的就是美国的“寒门贵子”们迈入藤校后的经历。
很多年以来，进入藤校一直是精英家庭孩子的特权，不过现在为了让学生的组成能更加多元化，所有藤校都有了贫困学生资助计划，希望给低收入、高学术表现的孩子一个接受顶级精英教育的机会。
下文中，作者Brooke Lea Foster为我们还原了这些“高学术表现，低收入，通常是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的孩子们，在名校中遇到的三大挑战，以及专家给出的解决方法。
当Ana Barros作为新生第一次踏入哈佛大学校园的时候，她感觉特别不适应，就好像“低收入”三个字刻在她的额头上似的。
校园里的树木那么绿，鹅卵石铺就的道路那么精致……这些景致美好得一点儿也不真实。她想：像我这样的女孩不属于这种地方。
Ana的家位于一个治安混乱的贫困街区，街区周围终日警笛长鸣。Ana的父母用尽了积蓄，才从“人道家园”（一个帮助贫困人群造房子的公益组织）那里买了一处小房子。她家还经常缺钱，有时候甚至连肥皂、卷筒纸这样的生活用品都买不起……对Ana来说，世界的颜色是灰的。
突然有一天，Ana收到了来自哈佛大学的一封录取邮件——与此同时，哈佛提供的全额奖学金也能让她支付得起高昂的学费。
▲哈佛大学
“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Ana说，“我再也不用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受苦了。”
可是，进入哈佛之后，内心的焦虑和失落一直没有离开过Ana。
整个大学一二年级，Ana在课堂上很少开口，因为她担心用错词，发错音。Ana的父母是来自哥伦比亚的移民，在家里，父母都说西班牙语。
尽管出生在美国纽约，但Ana只有在学校才能学到英语。正因为如此，Ana在阅读的时候能够理解许多单词，但她不敢大声地把这些词说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纠正她的发音。
经济背景还会影响到交朋友。
“你会因为支付不起一些费用被朋友圈淘汰出局，”Ana说，“比如说，如果有人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看电影吧……你就只能悄悄离开。”
在同龄人谈论购买一件200美金的衣服，或者是去国外度假的时候，Ana总是不知道怎样加入讨论。
“那些有钱的孩子，常常意识不到这种谈话会让别人产生什么感受。”他们肯定不是故意的——因为那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但也总会误伤到其他人的自尊心。
交友困难，Ana选择一个人居住，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法忍受和“特权阶层的人”当室友。
有时候，课程的设置也会让贫困孩子感受到来自上层阶级的“压迫感”。
比如，在最近的一次社会学的课上，教授让学生们定义自己的社会阶层。
“中产。”一个学生说。
“上层。”另外一个学生说。
这个议题让Ana很不舒服，因此她拒绝参与：“当着那么多的同龄人承认你很穷，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
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Ted White出生在牙买加平原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位公交车司机。
Ted发现，自己的同学在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创立公司或者是公益组织，而他们使用的资源一般都是来自父母。
“我们的起点就不一样。”Ted说。
毕业之后的去向也让穷孩子们感到紧张。名校中的大部分孩子都能依靠富裕父母的关系，到著名的大公司去实习。
甚至如果单看个人表现，在面试的时候，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会占据优势——因为他们能够表现得更加自信和从容。
低收入学生普遍存在自信心问题，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大公司里的律师、高管，或者是华尔街精英。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带他们见识精英职场的世界。
有时候，Ted会怀疑进入哈佛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尽管他知道，进入哈佛，很有可能让他永远地远离父母那样终日为经济挣扎的生活。
而且，在富裕孩子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来自上一辈的各种“福利”的时候，贫困的孩子却要时时想着去反哺父母。
西裔学生Claudio曾经苦恼地对一位富裕的朋友说：“妈妈这几天问我有没有余钱，可以用来支付家里的账单。”
朋友沉默了半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最后他说：“我为你感到抱歉。”
听到朋友这样说，Claudio感觉更糟糕了。
Renata Martin是布朗大学学生，爸爸是披萨送餐车的司机。尽管学校给她提供了9万美金的助学金，但她在校园里仍然需要依靠“化缘”度日——
因为患有“身份认同焦虑”，Renata去见了心理医生，学校提供的医疗保险支付了诊费的大头，但她连区区15美金的自负部分也承担不起；
此外，Renata还不得不到学校教会机构申请资金，用来购买课本和回家的车票。
“寻求帮助真的很为难，”她说，“但我只能反反复复地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教授们，否则就没办法从布朗毕业。”
“学校认为：十几块的‘额外费用’人人都能承担，但事实是——我们不能。”
耶鲁新生Julia Dixon每次走进餐厅的时候，汉堡包餐台服务生都会特别高兴：“Julia，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吗？”
正在搬箱子的校工也热情地打招呼：“天气挺冷的，对吗？佐治亚女孩？”
Julia在佐治亚乡下长大，是家里11个孩子中的老二，父母是经营食品摊的小贩。
如今，Julia戴着黑边框的眼镜，涂着茄子紫色的唇膏，看上去已经和从前的那个乡村孩子大不相同。
Julia 记得，几年前父母第一次开着租来的车，到大学来看望自己，在见到Julia的朋友时，他们感觉非常不自在。他们没有去拜访女儿的教授或者导师，却要求去见学校餐厅的工作人员。
“你们可以帮我照看女儿吗？”爸爸问一个工作人员。
父母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就如同当初Julia对自己的定位一样。
Julia有时候把自己当作“食品摊的Julia”，有时候把自己看成是“耶鲁的Julia”，调和这两种身份非常困难。即便是她的父母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变化。
读大学后，Julia只回过两次家，最近一次回家，爸爸不无担心地说：“也许教育正把你从我们身边越拽越远。我不希望你因为有我们这样的爸妈而感到羞愧。”
▲耶鲁大学
藤校里的贫困学生最初可能感觉自己不属于校园，然而慢慢地，他们会逐渐感到，其实自己也不属于原生家庭。
布朗大学老师Rome说：“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心心念念想要回家，但是藤校教育又对他们的语言、外表和行为都进行了改造，他们也不再适应从前的生活了。”
Ellie Dupler是耶鲁大学全球事务专业的学生，她有一头红褐色的卷发，戴着银色的耳环。耳环是在由耶鲁资助的一次旅行中，她在土耳其购买的。
Ellie曾和自己的单亲母亲居住在一辆拖车上，一直住到六年级。后来，她每天需要乘坐单程两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一所好点的高中上学。
接受采访时Ellie正在经历“经济危机”。
“资助部门的一张支票还没到，这两天有几顿饭我就不吃了。”
尽管如此，Ellie说耶鲁给了她一种“经济安全的错觉”。她说：“在校园里呆的时间越久，我越感到自己不属于低收入群体。”
Ellie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更好地融入耶鲁，是因为她是白人。
“一般来说，如果我不主动暴露家庭背景，大家都会以为我和大部分白人孩子一样，来自上中产家庭，住着郊区的大房子。”
Ellie喜欢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这让她觉得，自己可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尽管如此，毕业仍然迫在眉睫。“我觉得自己正在一个梯子上往上爬。但如果毕业了，我会不会又滑落回去呢？”
哈佛大学导师Anthony Jack致力于研究“名校低收入学生”问题。
他发现，低收入学生能否获得成功，与他们能否获得“社会文化资本”息息相关，比如——
他们是否能和富裕同学一样，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
他们能否意识到和教授“一对一关系”的重要性，努力获得教授的推荐……
Jack说，贫困学生经常疏远类似教授这样的“权威人士”，而上中产的学生们，很容易就能和权威人士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还有研究表明：
上中产家庭的孩子更善于向别人请求帮助，因为他们天生就相信——资源是向他们开放的，自己拥有使用资源的权利。
而贫困学生习惯于自己完成所有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父母学历往往不高，不会在学业上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 所以他们上大学以后，也想不到去类似“写作中心”这样的地方向教授要求额外的辅导和帮助。
Yolanda Rome是布朗大学新生学院的助理院长。他说，许多贫困学生考试得C之后会痛哭。他就问这些孩子：“有没有去和教授谈一谈呢？”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没有”。
上中产的孩子就不同，他们即使拿到最糟糕的分数，也敢于跑去找教授探讨和理论。
“我们正在努力改变校园文化，” Yolanda说，“我们要让学生们都知道：寻求帮助不是一种弱点。”
缺少资源，缺乏寻求帮助的能力，真会影响学生的毕业成绩吗？
是的。
在美国全国，作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低收入学生，其本科毕业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说：100个穷孩子考上大学，只有11个能毕业。
但在藤校，这个数字要高很多，因为大部分的经济压力都被助学金挪走了。而藤校如今也建立了更多组织，帮助穷孩子找回自己的权利意识。
在哈佛和耶鲁，98%的低收入本科学生都能够在6年内毕业；在布朗大学，这个比例是91%。
后记
美国名校中的学生们，无疑是这个国家中最聪明，关系网络最强大的一群年轻人。当穷孩子们“空降”到这样一群人之中以后，他们无疑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差距。
耶鲁学生Julia说，她正尽力学习“不再把金钱当作定义自己身份的关键要素”。
耶鲁已经向她展示了这样一种生活——晚餐桌上的谈话不再围绕着“过期账单”展开。但是，拥有梦想，需要先从经济自由开始。
也许我可以把这四年大学生活，看成一个开始做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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