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近期一连串失当操作，让加拿大站到了中国人的对立面。这大概是很多加拿大人并不愿意看到的。

笔者旅居加拿大多年，据笔者观察，加拿大与中国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以为自己对中国很了解，但实际上没那么了解。而且经常把一些实际上在中国很边缘的人物当信息了解对象。

加拿大是亚洲以外海外华人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太阳从那些秀丽的公园里收起了它最后一道霞光，月亮从天边升起，温柔的月光泼洒在公园里。 人一生中会遇到许多类型的朋友，像指路型、默契型、互助型、倾听型等。不同时期不同人在朋友的选择上也是不同的。如果是个初出茅庐、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年轻人，指路型的朋友适合他；如果是想合伙做一番事业的，默契型的朋友肯定是他的首选；如果是想找个分担痛苦失意的人或者有强烈表达欲望的人，他们需要倾听型的朋友；如果是价值观已成熟、事业稳定的人，则会选择互助型的朋友。这跟年龄和经历有关系。 我现在更倾向于互助型的朋友，在互助当中彼此切磋找到方向，我觉得自己身边这样的朋友是最多的。在20多岁指路型朋友很重要，四五十岁的时候互助型朋友更多。在我的工作与生活中，与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打交道都很多，但互助型朋友变得更多些。在一块讨论、一块做事，共同寻找一些解决方式，也不存在谁给谁指路，也不存在心心相印那么重要。 比如说我要跟一个朋友去吃饭，这个朋友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上次遇到困难最近才解决好，他想找我一起吃饭缓解缓解，或者说最近又有什么好的新的想法想互相探讨一下，这是我比较多的一类朋友。这类朋友不局限在同一个行业，在事业跟视野上都对我有帮助。 说道：“坐下吧，这些朋友都是我自己找的。比如说王石，认识十多年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公司已经快上市了，他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一起去解决，包括讨论理想型企业为什么坚持不住，要经受利益的挑战。这么多年我们联系非常密切，逐步地变成朋友。但我们不跟他们做生意，实际上变成了精神上的指引，带有指路性。也有互助，比如说我做纽约中国中心遇到困难的时候，开始他不建议我做，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却跟我说，你必须要做，已变成精神上的一种支持。比如说我们请泰达来做万通的战略投资人这件事，当我想不明白的时候，我就问问他，他说必须的，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结果我们的确做下来了，这几年合作得非常好。这一类朋友是找来的，包括柳传志柳总，我刚发展公司的时候，主动找柳总见我，慢慢请教、学习，逐步就变成朋友。微笑。”过了一会儿当然最近还有马云等这样的朋友。我们这个圈子的规则，第一要真诚，要坦率，要赤裸裸。你不能装，你在这个小范围内再装，那更不是玩意儿！你说人多没有办法，你不装一下会影响别人的情绪，你装一下可以，如果就三五个人你还装，那纯粹是侮辱别人的智商；第二是不要有功利目的，无所求是最高境界；还有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要谦虚，水为什么越积越多，因为地势低，低的东西才能吸纳更多的资本，在朋友圈子里也一样，要谦虚。你不够谦虚，你总是希望教导别人，加上你再装，基本上很快被人踢出去了。所以说这样小范围地交朋友，真实、谦虚、没有功利色彩，大家都会舒服。我想，金钱——人类邪恶的根源；爱情——幸的话：“亲光消逝。” 然后，一个人是真诚、谦虚还是装，其实第一次见面时就能看出来。我们当时没名气，去求见柳总，6个人一起去，他都非常认真地跟我们探讨，后来干脆说，你们别来，我带着团队上你那儿，上我们保利大厦来讨论，这让我们很感动。后来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慰：“再见，亲爱的！” <span                

最新（2016年）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显示，加拿大全国人口总数的22.3%（770万）为有色人种，其中华裔在少数族裔中总人数和占比仅次于南亚裔，分别为1769195人和20.5%，其中大多伦多和大温哥华地区华人总数分别高达70万人和47万多人。

大温哥华地区的列治文市是亚洲以外华裔比例最高的城市。

2016年人口普查时全市总人口19.83万，华裔比例高达52.5%，到了周末，附近华人蜂拥而至（消费、逛街、餐饮），街上说中文的比说英文的还多，恍惚回到了中国，到处都是中文招牌和中国元素，以至于被大陆来的新移民戏称为“小解放区”。

太阳从那些秀丽的公园里收起了它最后一道霞光，月亮从天边升起，温柔的月光泼洒在公园里。 人一生中会遇到许多类型的朋友，像指路型、默契型、互助型、倾听型等。不同时期不同人在朋友的选择上也是不同的。如果是个初出茅庐、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年轻人，指路型的朋友适合他；如果是想合伙做一番事业的，默契型的朋友肯定是他的首选；如果是想找个分担痛苦失意的人或者有强烈表达欲望的人，他们需要倾听型的朋友；如果是价值观已成熟、事业稳定的人，则会选择互助型的朋友。这跟年龄和经历有关系。 我现在更倾向于互助型的朋友，在互助当中彼此切磋找到方向，我觉得自己身边这样的朋友是最多的。在20多岁指路型朋友很重要，四五十岁的时候互助型朋友更多。在我的工作与生活中，与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打交道都很多，但互助型朋友变得更多些。在一块讨论、一块做事，共同寻找一些解决方式，也不存在谁给谁指路，也不存在心心相印那么重要。 比如说我要跟一个朋友去吃饭，这个朋友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上次遇到困难最近才解决好，他想找我一起吃饭缓解缓解，或者说最近又有什么好的新的想法想互相探讨一下，这是我比较多的一类朋友。这类朋友不局限在同一个行业，在事业跟视野上都对我有帮助。 说道：“坐下吧，这些朋友都是我自己找的。比如说王石，认识十多年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公司已经快上市了，他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一起去解决，包括讨论理想型企业为什么坚持不住，要经受利益的挑战。这么多年我们联系非常密切，逐步地变成朋友。但我们不跟他们做生意，实际上变成了精神上的指引，带有指路性。也有互助，比如说我做纽约中国中心遇到困难的时候，开始他不建议我做，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却跟我说，你必须要做，已变成精神上的一种支持。比如说我们请泰达来做万通的战略投资人这件事，当我想不明白的时候，我就问问他，他说必须的，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结果我们的确做下来了，这几年合作得非常好。这一类朋友是找来的，包括柳传志柳总，我刚发展公司的时候，主动找柳总见我，慢慢请教、学习，逐步就变成朋友。微笑。”过了一会儿当然最近还有马云等这样的朋友。我们这个圈子的规则，第一要真诚，要坦率，要赤裸裸。你不能装，你在这个小范围内再装，那更不是玩意儿！你说人多没有办法，你不装一下会影响别人的情绪，你装一下可以，如果就三五个人你还装，那纯粹是侮辱别人的智商；第二是不要有功利目的，无所求是最高境界；还有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要谦虚，水为什么越积越多，因为地势低，低的东西才能吸纳更多的资本，在朋友圈子里也一样，要谦虚。你不够谦虚，你总是希望教导别人，加上你再装，基本上很快被人踢出去了。所以说这样小范围地交朋友，真实、谦虚、没有功利色彩，大家都会舒服。我想，金钱——人类邪恶的根源；爱情——幸的话：“亲光消逝。” 然后，一个人是真诚、谦虚还是装，其实第一次见面时就能看出来。我们当时没名气，去求见柳总，6个人一起去，他都非常认真地跟我们探讨，后来干脆说，你们别来，我带着团队上你那儿，上我们保利大厦来讨论，这让我们很感动。后来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慰：“再见，亲爱的！” <span                

在温哥华等一些加拿大大城市，机场、轨道交通的自动售票机、驾照的路考……都可以选择中文服务，加拿大许多政客都会特意给自己起一个中文正式姓名。

如现任外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现任国防部长石俊（Harjit Sajjan）、前任国际贸易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分别是欧洲裔、印度裔、法裔，并无华人血统，却早早起了中文官方姓名，目的是“方便和华人交流”。

太阳从那些秀丽的公园里收起了它最后一道霞光，月亮从天边升起，温柔的月光泼洒在公园里。 人一生中会遇到许多类型的朋友，像指路型、默契型、互助型、倾听型等。不同时期不同人在朋友的选择上也是不同的。如果是个初出茅庐、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年轻人，指路型的朋友适合他；如果是想合伙做一番事业的，默契型的朋友肯定是他的首选；如果是想找个分担痛苦失意的人或者有强烈表达欲望的人，他们需要倾听型的朋友；如果是价值观已成熟、事业稳定的人，则会选择互助型的朋友。这跟年龄和经历有关系。 我现在更倾向于互助型的朋友，在互助当中彼此切磋找到方向，我觉得自己身边这样的朋友是最多的。在20多岁指路型朋友很重要，四五十岁的时候互助型朋友更多。在我的工作与生活中，与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打交道都很多，但互助型朋友变得更多些。在一块讨论、一块做事，共同寻找一些解决方式，也不存在谁给谁指路，也不存在心心相印那么重要。 比如说我要跟一个朋友去吃饭，这个朋友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上次遇到困难最近才解决好，他想找我一起吃饭缓解缓解，或者说最近又有什么好的新的想法想互相探讨一下，这是我比较多的一类朋友。这类朋友不局限在同一个行业，在事业跟视野上都对我有帮助。 说道：“坐下吧，这些朋友都是我自己找的。比如说王石，认识十多年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公司已经快上市了，他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一起去解决，包括讨论理想型企业为什么坚持不住，要经受利益的挑战。这么多年我们联系非常密切，逐步地变成朋友。但我们不跟他们做生意，实际上变成了精神上的指引，带有指路性。也有互助，比如说我做纽约中国中心遇到困难的时候，开始他不建议我做，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却跟我说，你必须要做，已变成精神上的一种支持。比如说我们请泰达来做万通的战略投资人这件事，当我想不明白的时候，我就问问他，他说必须的，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结果我们的确做下来了，这几年合作得非常好。这一类朋友是找来的，包括柳传志柳总，我刚发展公司的时候，主动找柳总见我，慢慢请教、学习，逐步就变成朋友。微笑。”过了一会儿当然最近还有马云等这样的朋友。我们这个圈子的规则，第一要真诚，要坦率，要赤裸裸。你不能装，你在这个小范围内再装，那更不是玩意儿！你说人多没有办法，你不装一下会影响别人的情绪，你装一下可以，如果就三五个人你还装，那纯粹是侮辱别人的智商；第二是不要有功利目的，无所求是最高境界；还有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要谦虚，水为什么越积越多，因为地势低，低的东西才能吸纳更多的资本，在朋友圈子里也一样，要谦虚。你不够谦虚，你总是希望教导别人，加上你再装，基本上很快被人踢出去了。所以说这样小范围地交朋友，真实、谦虚、没有功利色彩，大家都会舒服。我想，金钱——人类邪恶的根源；爱情——幸的话：“亲光消逝。” 然后，一个人是真诚、谦虚还是装，其实第一次见面时就能看出来。我们当时没名气，去求见柳总，6个人一起去，他都非常认真地跟我们探讨，后来干脆说，你们别来，我带着团队上你那儿，上我们保利大厦来讨论，这让我们很感动。后来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慰：“再见，亲爱的！” <span                

每逢华人节日，加拿大三级政府领袖、各级议会议员、在朝在野的政客都不忘用或生或熟的中文秀一句“恭喜发财”之类。

但实际上加拿大人只是“以为自己了解中国”。

笔者接触过的许多加拿大人不知道中国城市的家庭电脑和智能手机普及率不亚于加拿大，不知道中国有高速公路（更不用说高铁了），以为中国人“家里普遍很穷，在加拿大挣了钱要经常往家里寄”。

一些加拿大人则正好相反，以为中国人“都是自以为是的大富翁、有的是钱”，来加拿大省吃俭用“只是装穷，目的是骗福利，占加拿大的便宜”。

太阳从那些秀丽的公园里收起了它最后一道霞光，月亮从天边升起，温柔的月光泼洒在公园里。 人一生中会遇到许多类型的朋友，像指路型、默契型、互助型、倾听型等。不同时期不同人在朋友的选择上也是不同的。如果是个初出茅庐、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年轻人，指路型的朋友适合他；如果是想合伙做一番事业的，默契型的朋友肯定是他的首选；如果是想找个分担痛苦失意的人或者有强烈表达欲望的人，他们需要倾听型的朋友；如果是价值观已成熟、事业稳定的人，则会选择互助型的朋友。这跟年龄和经历有关系。 我现在更倾向于互助型的朋友，在互助当中彼此切磋找到方向，我觉得自己身边这样的朋友是最多的。在20多岁指路型朋友很重要，四五十岁的时候互助型朋友更多。在我的工作与生活中，与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打交道都很多，但互助型朋友变得更多些。在一块讨论、一块做事，共同寻找一些解决方式，也不存在谁给谁指路，也不存在心心相印那么重要。 比如说我要跟一个朋友去吃饭，这个朋友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上次遇到困难最近才解决好，他想找我一起吃饭缓解缓解，或者说最近又有什么好的新的想法想互相探讨一下，这是我比较多的一类朋友。这类朋友不局限在同一个行业，在事业跟视野上都对我有帮助。 说道：“坐下吧，这些朋友都是我自己找的。比如说王石，认识十多年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公司已经快上市了，他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一起去解决，包括讨论理想型企业为什么坚持不住，要经受利益的挑战。这么多年我们联系非常密切，逐步地变成朋友。但我们不跟他们做生意，实际上变成了精神上的指引，带有指路性。也有互助，比如说我做纽约中国中心遇到困难的时候，开始他不建议我做，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却跟我说，你必须要做，已变成精神上的一种支持。比如说我们请泰达来做万通的战略投资人这件事，当我想不明白的时候，我就问问他，他说必须的，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结果我们的确做下来了，这几年合作得非常好。这一类朋友是找来的，包括柳传志柳总，我刚发展公司的时候，主动找柳总见我，慢慢请教、学习，逐步就变成朋友。微笑。”过了一会儿当然最近还有马云等这样的朋友。我们这个圈子的规则，第一要真诚，要坦率，要赤裸裸。你不能装，你在这个小范围内再装，那更不是玩意儿！你说人多没有办法，你不装一下会影响别人的情绪，你装一下可以，如果就三五个人你还装，那纯粹是侮辱别人的智商；第二是不要有功利目的，无所求是最高境界；还有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要谦虚，水为什么越积越多，因为地势低，低的东西才能吸纳更多的资本，在朋友圈子里也一样，要谦虚。你不够谦虚，你总是希望教导别人，加上你再装，基本上很快被人踢出去了。所以说这样小范围地交朋友，真实、谦虚、没有功利色彩，大家都会舒服。我想，金钱——人类邪恶的根源；爱情——幸的话：“亲光消逝。” 然后，一个人是真诚、谦虚还是装，其实第一次见面时就能看出来。我们当时没名气，去求见柳总，6个人一起去，他都非常认真地跟我们探讨，后来干脆说，你们别来，我带着团队上你那儿，上我们保利大厦来讨论，这让我们很感动。后来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慰：“再见，亲爱的！” <span                

有一些加拿大人（尤其生活在华裔较少城市和农村的加拿大人，因为华裔比任何族裔都爱“扎堆凑热闹”，2/3以上的华裔居住在加拿大人口排前五位的都市圈）对中国人和华裔的了解仍停留在“史前”。

笔者甚至亲耳听见有住在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这还是个省会）的加拿大人问我“你住在中国的亲戚，男的是不是已经不留辫子了”，一副“探究知识”的诚恳，丝毫没有恶意。

有趣的是，这些其实不怎么了解中国人、华裔的加拿大人，却往往自以为很了解。

前些年汶川地震，加拿大一个专业协会组织热心地跑到四川灾区，想教中国灾区“搭建加拿大木质住房”，后来他们自己也笑称“我们太不了解中国了”——灾区偏僻村子的居民都会搭建木质住房，之所以越来越少只是因为砖混或钢木结构的新式建筑更适合当地的气候，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不会搭”。

笔者两个儿子所在的小学，是大温哥华地区一所专门招收高智商儿童的私校，近年来华人入校比例渐高，校方打算办个活动“显示一下和华人社区的亲密”。

恰好那年是农历鸡年，他们就搞了台“中国年嘉年华”，老师们（没有一位华裔）煞费苦心地制作了一个写着个大大“鸡”字、金碧辉煌的空画框，作为活动“最大惊喜”，想让孩子们把自己套进这个大画框拍大头照留念。

等活动结束，他们发现华裔女生没有一位举着画框拍照的，觉得很诧异，一本正经问华裔家长，华裔家长们哭笑不得：哪个稍稍懂一点华人“典故”的女生，会自己把自己拍成“鸡”呢？

小事如此，双边政治、经贸、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大事”也自不例外。尽管加中关系难免出现波折，但双边接触、交往越来越密切、频繁却是大势所趋，因此加拿大政党、政治家往往愿意聘请一些“中国通”，作为自己了解中国和加拿大华裔的“高参”。

华裔政治家经常会成为加拿大政党、政治官员心目中理想的“中国事务高参”人选，如联邦上议员、新加坡华裔胡子修（Victor Oh）和首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加拿大联邦下议员、和杜鲁多同属于联邦自由党的谭耕（Geng Tan），在杜鲁多上任之初就多次随同出席各种和中国、华裔有关的活动，并频繁参与“涉华”互动。

曾任联邦移民部长的前任驻华大使麦家廉，妻子林秀英女士（Nancy Lim）系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三位儿媳则大多是本地土生华裔，他由内阁重要部门的部长转任驻华大使，也曾被普遍认为是“遴选对华事务高参”的需要——虽然麦家廉本人不是华裔，但他们家“四个华裔媳妇”的背景，想不惹人瞩目都难。

执政党如此，在野党也不例外，席位在联邦国会中居第三位的联邦新民主党，党领驵勉诚（Jagmeet Singh）身边就聚集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由华裔人士组成的“高参”团队，他是印度裔，并没有华裔血统，“驵勉诚”这个“古色古香”的官方中文姓名，就是华裔“高参”之一——曾是大温哥华华文媒体知名媒体人的温哥华市华裔居民姚永安（Gabriel Yiu）。

不仅联邦层面的官员会聘请“中国事务高参”，省一级的官员或政治家也会如此。

如离中国距离最近、华人众多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前省自由党籍省长简蕙芝（Christy Clark），就曾在2016年正式任命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华裔政治家袁薇（Wendy Yuan）为“省长特别顾问”；前面提到的姚永安，也曾以该省在野党（省新民主党）“影子省长”的“特别顾问”身份活跃在省级政坛。当然，省级官员、政治家组建“中国事务高参”团队的情况，基本上都发生在华人社区较为庞大、和中国联系较为密切的省份。

加拿大各级政府、政治家往往有“认脸”的习惯性思维，认为“中国事务高参”还是找华人比较方便，这在许多时候是有效的，但有时也未必如此。

如胡子修、谭耕两位，就在一度活跃后遭遇了不少尴尬和麻烦，如今虽仍频繁往来加中两国间，但“曝光率”已大幅下降，此次加中双边关系紧张期间他们两人都曾访华，却并未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果。

如前所述，并非“长着一张华人脸”就自动获得“和中国/华人社区联系”的“加成”，有些华裔“高参”其实并不比许多非华裔更了解中国，他们的“高参意见”自然也只能是“指东打西”，还有些则因某些特殊原因，充当“高参”反倒会起反效果。

如前联邦保守党籍总理哈珀和其重要阁员、联邦移民部长肯尼（Jason Kenny）曾先后重用一位名叫“Tenzin Khangsa”的喇嘛担任“高级顾问”，这位“高级顾问”却出了一个让哈珀借北京奥运开幕式和中国“叫板”的“馊主意”，让加中关系走了好几年的弯路。

现任总理特鲁多还没当总理时，曾委托党内资深华裔政治家、前联邦国会议员陈卓愉（Raymond Chan）负责加拿大西部对华裔联络工作，结果却捅出了“程慕阳事件”这样天大的漏子。

其实“中国事务高参”基本素质的关键，是了解中国及华裔，和沟通对象间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和“沟通障碍”，是否华裔并不重要。

曾先后在联邦自由党和联邦保守党内担任外长等要职的艾民信（David Emerson），是公认“最出色的中国事务高参”之一，离开政坛后还曾出任中国投资公司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但他并没有华裔血统。

曾在二战期间作为加拿大驻华最高外交官在中国活动、为加中建交作出“不可替代贡献”的切斯特.朗宁（Chester Ronning），曾先后为来自不同政党的多位加拿大总理提供关键性“中国事务参谋意见”，他并没有华裔血统，却作为传教士和教育家之子出生在中国襄阳，能说一口流利的、带方言口音的中国话，更曾在赴华任职途中结识了董必武（出席联合国成立活动返国）。

再比如，有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中加关系紧张之后，曾任加拿大联邦总理的政坛元老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作为现任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关键时刻的“中国事务高参”，发挥了积极作用。

克雷蒂安1993-2003年出任加拿大总理，在任期内他高度评价加中关系，并将加中经贸关系视作“加拿大国际贸易多元化”、摆脱对美过度依赖的关键，三度率领大规模经贸团队访华。卸任后这位前总理经常代表私人客户定期访华，被公认为加拿大政坛的“知华派”。更重要的是，他是特鲁多所属的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元老，是和特鲁多“父一辈子一辈”交情的“自己人”。

然而，克雷蒂安是魁北克法裔，同样没有什么“华人血缘”。

大陆的朋友常常对加拿大政府、政党“总对中国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感到诧异，问“你们难道不懂么”。

其实他们真的白问，因为相当多的加拿大政治家的确并不怎么了解中国、华人，尤其当代中国和当代华人，更要命的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特意请了不靠谱的华人“高参”，普遍以为自己“已经弄懂了中国和中国人”，而“以为很熟”恰恰是最要命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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