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喜欢酸雨，排放污染、制造酸雨的人也不例外。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制造污染、让酸雨从空而降呢？答案是，他们并不是在无缘无故地制造污染。污染都是某种生产的副产品，而这种生产对社会是有益的，可惜，这种生产是有代价的，代价之一就是不可避免地要排放污染。二氧化硫是煤炭燃烧以后产生的气体。这种气体在大气中经过复杂的变化，形成酸性的雨水，就是酸雨。
禁止燃烧煤炭肯定会大大降低二氧化硫的排放。可是，在没有替代能源的情况下，禁止燃烧煤炭是不可想象的。难道冬天可以不取暖吗？难道工厂里的锅炉都应该熄灭吗？当然不行。可是，酸雨那么有害，即使不能禁止，似乎也应该尽量减少煤炭的燃烧。可是企业为此蒙受经济损失，怎么办呢？环保主义者会说，没办法，那是人们为了保护环境而应当承受的牺牲。
正是在这种思路指引下，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酸雨逐渐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时，美国政府颁布法规，严厉控制污染排放量。法规要求所有排放污染的工业企业都要努力压缩各自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减少总的大气污染。政府认为，环境污染问题是自发分散的市场体制无法解决的，只能依靠政府出面人为解决。政府还相信，只要执法的意志足够坚决、执法力度足够大，酸雨就会大大减少，而环境就会得到保护。
不过，法规执行一段时间过后，人们发现，这种强制规定的效果比立法者当初想象的要差多了。工厂减少排放，势必影响生产，企业的经济效益受损。虽然环保主义者认为理当如此，可实际情况不会那么简单。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企业对政府法规的抵触越来越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逃避管制。政府执法的难度越来越大。环境保护的效果并不理想。而且，整体经济发展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保护环境固然重要，但在现实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很难做到“不惜一切代价”。那么，放弃对污染的控制，任由企业排放污染呢？这当然也不行。问题的解决一时走入困境。相关各方陷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局”。
这时，经济学家站了出来。他们指出，政府的做法是反市场的，必然遭到企业的抵制、而且也达不到最初设想的效果。酸雨的问题，看起来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可是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依靠市场机制本身。在这个看起来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其实市场——人们之间的自愿交易仍然提供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经济学家说，虽然人人都支持保护环境，但那些排污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中也并不愁销路，也就是说，人们在需要好的环境的同时，也需要这些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商品。生产和污染，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是硬币的两面。世界上没有只有一面的硬币。同时，社会生产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环境污染。
同时，自然环境有相当的自我净化能力。也就是说，环境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污染，并通过大气循环、水循环等办法把污染消除。自然环境的这种自净能力，实际上是人们拥有的一种资源。人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怎样彻底消除污染——那也就消除了生产，而是怎样高效率地利用这种资源，生产出尽可能丰富的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
在这个思路指引下，经济学家提出了酸雨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被美国政府采纳，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这就是著名的美国酸雨计划。
酸雨计划的核心是基于市场的许可证交易。这个计划的前提是认可人们的环境使用权。也就是说，在环境有自我净化能力的前提下，人们有权力向环境中排放一定量的污染。那种认为应该不顾代价尽可能降低污染的主张是幼稚的，无法实际应用。
如果上述前提被接受的话，环境问题就转化为以下两个问题：一、环境对污染物的容量是多少；二、在社会中，怎样分配这些污染量，才能做到产出最大化，也就是效率最高。
第一个问题是技术问题，由环境科学家进行定量研究。第二个问题则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应该交给市场去解决。
美国的酸雨计划的主要部分正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首先，经过多方面的科学研究，政府制定了最高污染排放量，实施污染总量控制。对主要的污染物质，政府分别规定了排放总量。这种总量规定的周期是一年，每年根据各种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然后，把污染总量分配给行政区内的各个污染制造者。这种分配当然必须是透明平等的，所有企业或者公民个人可以任意核查。得到污染排放许可权的企业拥有相应的许可证。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市场了。企业可以自由交易他们手中的污染许可证。听起来这个情景挺恐怖——一群脑满肠肥的资本家为了利润最大化交易着他们手中制造污染的权力。可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奇妙的发现过程。人们通过彼此之间的自愿交易寻找最高效分配污染量的解决方案。
在酸雨计划以前，所有制造污染的企业必须同等地降低他们的排放量。可是，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降低排放的困难度是不一样的，降低排放所需的费用，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大不相同。有的企业可能只需花一点点钱就可以大幅降低排放；而有的企业，即使竭尽全力，可能也很难降低排放。这就好像要求所有的社区消灭同样数量的老鼠。那些非常干净的社区可能已经无鼠可捕，花费大笔钱才能抓到一只老鼠。倒是那些遍地垃圾的社区可以轻松完成灭鼠任务。
所以，理想的方案是根据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相应地分配污染量，这样才可以达到在全社会范围内以最小代价最大限度降低污染的目的。如果政府能够全知全能，并且拒腐蚀永不沾，那也许不需要市场了。官员们可以制定出完美的分配方案。可世界上当然没有全知全能、彻底廉洁的天使政府，因此，这件事要交给市场去办。
酸雨计划实施以后，就像经济学家预计的那样，交易许可证得到了企业的欢迎。那些得到了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很乐意在二级市场上交易他们的污染权。也只有通过这种交易，人们才能真正发现不同企业降低污染的真实成本。在强制减排时期，所有企业都在叫喊着他们已经尽了全力。他们对于排污的需求一定是多多益善的。可是，如果排污权可以卖出去，换来白花花的银子，他们的真实情况就会不可避免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他们降低污染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预期。
有意思的是，排污权交易也给环保主义者提供了真实表达他们意愿的机会。以往，环保主义者总是站在道德高处对他人指指点点。现在，在排污权可以交易的情况下，那些真正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人完全可以从企业花钱买下排污指标，然后把这个指标作废，不去排污。这样毫无疑问会减少总的排污量。不过，现实中真正这样去做的环保组织几乎没有。看来，批评他人利欲熏心是一回事，自己实实在在地为了环境做出牺牲、承受代价，就是另一回事了。
美国的酸雨计划取得的成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酸雨计划以前，为了达到减排指标，美国社会每年需花费50亿美元。计划制定者估计，酸雨计划可以把这个花费降低到40亿美元，可是实际结果是，实施排污权交易以后，同样的排放总量，只花费了20亿美元。而且，参与交易的企业，污染总排放量降低了45%，而那些没有机会参与交易的企业，排放量却增加了12%；社会体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让那些有益的行为同时也是明智的行为。应该说，美国酸雨计划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社会体制。在这个计划下，对整个社会有益的事情同时也是对企业有利的事情。
美国的酸雨计划后来被推广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污染权交易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般人认为，富裕的发达国家应该为减少地球污染做出更多贡献，他们应该带头降低自己的排污量。这种简单化的认识显然不符合经济规律。符合经济规律的做法是让那些减污花费最低的国家更多地降低污染，而他们的努力将通过交易排污权得到足够的补偿。
1998年，美国芝加哥股市首次抛出减少温室气体证券。当时，发达国家减少空气污染的费用达到每吨空气100美元，而一些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费用则只有几美元。在此巨大利差之下，最好的方案自然是发展中国家把排污权卖给发达国家，这样一来，地球总体的污染数量不变——或许减少，而发展中国家则得到了大笔现金。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排了。比如，哥斯达黎加这个小国通过该市场每年可以从出售排污权中获得2.5亿多美元。
酸雨计划所以得到成功，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通过市场手段，真正激发了企业降低污染的积极性。事实上，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人们甚至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环境问题如此，其他许多问题也是如此。那些轻言市场失灵，动辄就主张把控制权交给某个集中组织的做法，只能一再重复已有的失败，并在道德上不断贬低人们，从而给更大的社会控制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