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加起来才一共860人，而且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市场基本以是公费生为主导，政府自上而下的财力与行政力控制着那时留学生的走向，很像“海外代培”的人才培养方式：政府负责买单，海外高校作为指定的“培训点”。

那时的国人确实是一穷二白，仅仅凭借个人的力量，想要负担如此高昂的学费，几乎成为了不可能。

当然，政府给钱，也就意味着留学生需要承诺学成后及时回国效力。

不过，当一批批公派学子来到发达国家后，几乎无力抗拒先进的教育资源、优厚的物质待遇。尽管国内政策上有许多设限，但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毅然”选择毁约，从而留在了留学目的地国家。

后来，中国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观，自费留学的风潮也逐步兴起。

不过，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自费留学对于中国人而言，仍然是近乎遥不可及的梦想，更像是先富裕起来的早期中产家庭的特权。

而那个时期，如果真的选择去留学，多半也就不回来了。

中国人的国际教育购买力开始史无前例地快速增加，自费留学的规模将公费留学远远抛到了后面，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规模超过60万人，而公费留学的占比早已被压缩到10%以内。

同样在2017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总量累计达到了519.49万人。

中国留学生的“归国潮”成为近5年来中国出国留学市场最大的特色，正所谓“出去的多，回来的也多”。

其中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极大地左右着中国留学生的去向。

同一阶段，中国经济模式也进入了中速发展的调整阶段，传统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进而导致产能过剩。

互联网经济开始占据新的制高点，资本趋近于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人才回流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现象。

其次，中外人才战略的极大反差也导致了天平正在向着中国倾斜。

在过去的5年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政治博弈与斡旋，一度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

改革开放初期留学生“乐不思蜀”的现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在逐步衰减。

当英美政府大举施行“民粹主义”为保护本地人的就业，甚至不惜排挤外来移民时。西方一下子不再是天堂，而成了被人嫌弃的“吝啬鬼”。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一掷千金，只为留住在海外留学的高端精英人才。

对西方而言，反全球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压缩针对本地人以外的大量社会预算，以牺牲传统价值观为代价，摆脱自身的经济危机。

而目前中国全球化的开放体系，是在过去40年所经年累计的经济基础上，以资金优势换取优质资源（主要是全方位人才和高新技术）的必然趋势。

另外，由于大部分的中国学生无法完全适应国外的职场环境，也促进了扎堆归国热潮现象的产生。

没有任何实习经验和海外工作经验的“裸归”，在中国出国留学群体中的比例占了大头，究其原因更多的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对学生的培养和塑造。

虽然教育改革已经运行多年，但以应试教育为终极考量的人才培养模式却没有根本性的转变。

这样一来，在国外学术自由的空间里，中国留学生仍然以固有的思维方式来奋战学业，也没能及时转型学习习惯来适应西方化的教学体系。

所以，很多中国留学生仅仅只是刚刚达到国外学位的基础要求，而就业所需的实践能力以及开创性的视野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历练，导致在市场的碰壁也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最后，中国留学生群体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趋势已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也是隐含在归国热潮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大家都说，看看八十年代的那批留学生，再看看现在……言辞中无不透漏着对当今留学生的鄙夷和质疑。

不得不提的是，八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还位于公派出国的初期阶段，经过政府的严格考核与选拔，成功入选者大多是学术上与科研中的精英，而且外语根基牢固，不然也无法达到海外教学授课的基础语言要求。

这些位于金字塔尖的留学集体，抹不去的是官办留学的行政影响和烙印。

一般而言，精英培养使得大量社会资源向少数人倾斜，却没能树立起长期有效的人才培养体系。

而在自费留学遍地开花的市场化进程之下，一度打破了官方预留的留学生准入门槛，普通人能够逐渐进入留学圈子，从某个层面来说，也是促进了国际化人才的自由流动。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参与到世界人才市场的建设与竞争中，有的踟蹰满志，有的半生潦倒，也有终归大器晚成。但这也是考验留学生人才能否在竞争日趋白日化的就业市场上某得一席之地的关键步骤。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没有过多干预目前自费留学趋势的发展，反而审时度势地简政放权、逐步让位于市场，这是中国教育国际化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