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James Tong
我知道小伙伴们都期盼我能写一些澳洲房市的好消息。
但说实话，除了知道后面一定大涨，目前所看到的，都不能令人乐观起来。
这一切，都是因为皇家调查委员会。
关于这一事，我前后写过好几篇文章了：
其中，关于大法官Nye Perram的神判案，算是稍为有点希望，但最近了解到的进展也不乐观：
“Home Loan Hit: ASIC Will seek to change laws if it loses key case 房贷打击：澳洲证监委如果输掉关键官司，将改法例”。
证监委表示，如果官司输给了西太平洋银行，他们将要求政府修改贷款法，这会令新的房贷申请更贵、更难！
其实，西太平洋银行也并不想打，早就答应了罚款和解，只是被法官阻止了。
由于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出来，严厉批评ASIC对银行软弱，这又使ASIC一下子变得满血不能输，看样子就是要奉命死磕下去。
再看平时胸有成足的银行高管们，都小心翼翼地表态，要坚决贯彻执行皇家调查委员会的76点建议（前文提到的大爷、态度不好的国民银行主席Ken Henry和他的CEO已经遭点名被辞职）。
而自由党和工党就争相要抢占功劳，工党甚至确定以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作为大选的主攻策略。反对党领袖Bill Shorten说，正是由于现任总理、前财长Scott Morrison犹豫不决，连续26次拒绝了设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才使这场运动拖了三年多。
这真的是事实，自由党对此无可辩驳。
在报告公布的记者会上，皇家调查委员会专员Kenneth Hayne拒绝与现任财长Josh Frydenberg握手，场面一度变得非常尴尬。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为自由党说几句公道话：如果我们把过去40年(1979-2019)所有在澳洲发生的对金融系统大型调查和变革找出来，会发现都是出现在自由党执政时期，无一例外，它们分别是：
调查银行、退休金和金融服务行业违规行为皇家委员会（2017-2019）
澳大利亚金融系统调查 (‘The Murray Inquiry’) (2013-2014)
调查保险公司HIH倒闭事件的皇家委员会(2001-2009)
澳大利亚金融系统调查(‘The Wallis Inquiry’）（1996-1997）
澳大利亚金融系统调查 (‘The Campbell Report’) (1979-1980)
也就是说，自由党看来是更关心澳洲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健康，不惜发动“金融文革”动摇自己的执政。
如果想要改革澳洲的金融体制，反而应该让自由党在执政位置才行！
总理的幕僚们如果看到这一条有用，拿去就行，不用谢。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皇家调查，实在是水平低下、没有必要，完全应该第27次被拒绝。为什么？
因为
The Campbell Report放宽了澳洲金融监管，带来了银行系统开放和澳元国际化；
The Wallis Inquiry 让金融服务监管更精简，同时创办了APRA和现在的ASIC模式；
HIH的调查，找出了最大的保险公司经营倒闭中有哪些漏洞，重塑国民对保险业的信心；
The Murray Inquiry则是描绘出高科技和新的国际形势下，澳洲的金融创新和未来发展的蓝图。
而这一次的结果是什么？
首先是爆出不少吃瓜群众平时没有察觉的银行违规操作，引起群情激愤；
然后推导出澳洲必须进行“金融文化大革命”：
把所有交易，都看成是弱势群体要被保护的利益冲突；
让资方承担一切投资风险，令低层人群更难贷款，失去突破圈层的机会；
取缔房贷中介，短期内为银行消除竞争、增加利润，制造更多的不公平和矛盾；
鼓励大众放弃风险意识和合约精神，制造集体官司打翻现有的银行系统。
整个听证过程的指导思想就是以监管取代专业，因此，作为“金融文化大革命”最重要里程碑，将是花纳税人的钱，在监管部门ASIC和APRA之上再设立监管局。
我常遇到一些新来的移民，对谁是执政党、谁是总理(换太快)都不大了了，至于自由党、工党的执政理念，既说不清楚，也不想理。
确实，政治有什么好关心的呢？平常的澳洲政坛，就是喷子当道，谁都不服谁，政党争斗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火药味十足，为反对而反对。
这一次，出现以意识形态碾压专业精神的金融听证审讯，让影响力至高无上，一句顶一万句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来统一意见和行动，或许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皇家调查委员会，可算是澳洲人对权威的最后敬畏，但它也变成了操弄民粹的终极武器。工党要求总理延长皇家调查委员会审讯，绿党也主张成立更多关于金融、环保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澳洲人看来还有很多坎要过。
作者：James Tong
澳房汇出版人，澳中第一产业理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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