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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宝贝丢了，报警、发寻人启事、发动身边人、通过网络扩散接力……抱着一线希望火急火燎的寻找，应该是大部分人的常规操作。但你能想象：从政府、全民、全社会一起为了找到一个丢失孩子，停下自己的事情投入到寻人当中，甚至让城市瘫痪也在所不惜？

本周，瑞典哥德堡一起“丢孩子案件”，不但在当地引发巨大效应，更在国内制造了轰动——发现孩子丢失后，2小时内全民海陆空地毯式搜索将人找到，仿佛好莱坞大片里的场景，真实地发生在这个北欧国家。

还是先回顾一下整个事件过程：

1月22日，14点，一个母亲把婴儿车放在幼儿园外，里面躺着6个月的女宝宝，随后母亲独自进幼儿园里去接大宝；

14:05左右，母亲出来发现女儿连人带车不见了，幼儿园立即一键报警；

14:16，近30名警察到达现场，包围事发幼儿园并在附近搜索，周围群众也自发参与到寻人当中；

14:30，瑞典全国全网通缉，正在运行的所有实事、娱乐、体育的APP，电视节目、报纸，头版内容全都改成了寻人；

14:30，哥德堡出境港口、陆上边境全部关闭。所有公共交通严查所有通往其他城市的高速，设关卡一一排查，也因此造成大规模交通瘫痪；

14:30，与此同时，哥德堡全城警察出动，调动60多架直升机，投入所有警犬全城搜寻，分布在其他地区的特警出发赶往瑞典中部，出动的特警数量占全瑞典40%；

之后赶上了下午放学下班时间，放学的学生和下班的上班族一看反正交通瘫痪了，索性参与寻人，步行搜索直升机和警察不易覆盖到的边边角角；

16:00，有居民报警称，自家对面小花园里停着辆婴儿车，警方飞奔赶到时，婴儿车已经被拖走了，警方立即在附近全面戒备；

16:17 一家超市生鲜区的货员看到窗外停车场街中间停着一辆婴儿车，于是该超市马上戒备、超市保安冲出把婴儿车拉到安全区域。

16:37 一名39岁的女嫌疑人被捕；

从孩子丢失到找到+抓获嫌疑人，总共耗时2小时20分钟左右，堪称神速。

哥德堡乃至整个瑞典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似乎在当地人看来这非常正常。

非常正常的并非是丢孩子事件——据报道这是瑞典历史上第一起婴儿丢失事件——正常的是整个国家几乎能在一瞬间切换到“寻人模式”，为了人的安全，投入多大的力量都是值得的，不但直接负责此事的警察倾尽全力，与此并无直接关系的社会各界和无数陌生人也都主动参与其中。

而在瑞典人眼中的这种“正常”，对我们来说却几乎无法想象。

有很多人会质疑——“瑞典史上第一次婴儿丢失/绑架案”是不是太夸张了？北欧国家虽然普遍地广人稀，但好歹瑞典成为完全独立的现代国家也100多年，人口过千万，100多年出这么一次，可能吗？

查询资料，我们发现，瑞典发生的绑架事件确实非常少，以往的一些绑架案件多发于成年人或青少年身上，像这次这样仅有6个月大的婴儿丢失情况确实没有找到先例。

我们不妨通过“极简瑞典绑架史”来一探背后缘由：

不绑不相识，霸道绑匪爱上我

案例一：绑架犯罪史上最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即是来自瑞典：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打算抢劫斯德哥尔摩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4名银行职员。警方与歹徒周旋了130个小时之后，歹徒放弃束手就擒，人质平安无事。

原本所有人以为本案到此为止，但不料几个月后，四名前人质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们拒绝指控两名绑匪，好不痛恨绑架自己的罪犯，对他们绑架自己而未施加伤害的做法甚至心怀感激。银行职员不但不配合官方审理，反而对警方充满敌意。其中一名女人质甚至还与绑架过自己的Clark Olofsson心生爱慕，与这名在服刑的罪犯订婚。

几人甚至后悔被政府解救，对绑匪充满同情。社会学家对此感到震惊，对这一心理现象进行研究。研究者后来发现到这种屈服于暴虐、之后对施暴者感激、崇拜的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等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案例二：2005年2月，北欧电子产品连锁店SIBA公司继承人Bengtsson在车库被人偷袭，然后被装在箱子里带到一间小屋。绑匪向其家族索要500万欧元。

之后的事件发展继续上演“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绑匪并没有虐待Bengtsson，反而给他做饭，洗衣服，给他喝酒，几个人还一起打牌。两周时间之后，他们几乎成了朋友，绑匪心生同情，放走了Bengtsson，之后被警方抓获。

富二代最危险，绑匪拿钱放人讲原则

案例三：当代瑞典的第一起绑架案发生于1963年，欧洲最大的咖啡烘焙公司Gevalia的总经理Jacob Engwall的7岁女儿Ann-Marie Engwall遭一男一女绑架，并索要相当于如今1500欧元的赎金。

之后绑匪收到赎金，还算良心的这一男一女把小女孩送上出租车打算让司机带她回家，但对“绑架”还一无所知的Ann-Marie不想一个人回家，流着眼泪请求绑匪跟自己一起走，不过绑匪还是让小女孩自己回到父母身边。

Engwall夫妻看到女儿平安归来后与报警，不过绑匪在当日主动自首——结局似乎非常圆满，两名绑匪在服刑期间结婚，之后又在政府内获得了工作机会。

案例四：2002年，瑞典 “富二代”埃里克·韦斯特伯格被一名冒充为送花员的男子在家中绑架并被送到远离斯德哥尔摩的一座小岛的房子里。绑匪要求将100万欧元现金放在法国巴黎郊外一座桥下。韦斯特伯格的老板亲自去送赎金。嫌犯收到赎金后放人，还送给他一包烟，随后瑞典特遣部队找到正在抽烟的韦斯特伯格。法国警方不久在瑞典警方配合下抓住了绑匪。

案例五：2011年圣诞节过后，富商儿子亚历山大·奥尔曼被学校的室友绑架到距离学校570公里以外的一所废弃建筑。4天后，绑匪因使用奥尔曼的手机冒充其身份给家人发短信时，被警方通过查找iPhone功能追踪定位。两天之后奥尔曼被救。

其他：

案例六：2015年9月，瑞典破获了一起影响较大的绑架案：38岁的医生Martin Trenneborg囚禁、喂毒、强奸一名女子6天而被捕，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煞费苦心——花5年时间在距离城市数百公里的一所农舍里修建掩体、制作人脸面具伪装成经纪人，诱骗女子与其交往并开车将她带到囚禁地……

最终女方因数日不在家被警方注意到，Martin Trenneborg返回女子家中取物品时发现警方已经在搜寻，惊慌失措的绑架者最终选择带着自己的“女朋友”一起投案自首，最终获刑10年。

案例七：1993年，参加过奥运会的瑞典马术运动员Bidegård在比利时被给自家房子装修的木匠拉尔斯·尼尔森囚禁到自制的木监狱里4天，最终警方及时将罪犯抓获并解救人质。

能够查到的瑞典上一次绑架事件，发生于2017年12月6日，当天下午，一对14岁的兄妹在瑞典南部Småland的Emmaboda一所学校外边被人注意到，警方怀疑有人试图将他们带到境外，于是发动大规模对前往丹麦的跨海大桥的车辆进行排查，并对两名嫌疑人发出通缉令。

次日，警方在马尔默市中心一所公寓里找到孩子和4名嫌犯。孩子安然无恙。

瑞典为何绑架案如此少？

而这些为数不多的案件几乎构成了“瑞典绑架案史”，而这些案件的几个共同特点是：

• 警方行动迅速，往往几天即破案；

• 绑匪有底线（只图财不害命，拿钱就放人、甚至分文不取最后自己放弃）；

• 人质全部获救

瑞典为北欧第一大国，经济发达，社会福利高，人口稀疏，本身形成了较好的社会环境，为利益铤而走险者鲜见，绑架案低发自然有这样的社会基础，这从那位婴儿母亲放心地将孩子和婴儿车放在幼儿园门口就直接进去接大宝就可见一斑。

而对比前述案例都是绑匪带有明确目下手不同，本次婴儿丢失案偶然因素较大（警方称嫌犯有精神问题）。可以说瑞典的整体社会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

而在事件发生后，整个国家的快速反映和高效行动乃至全民参与的热情，充分体现了瑞典人的社会责任感，虽然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更是自己的同胞，每个人都尽其所能让丢失孩子的父母早一点得到帮助，一家团圆。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和维护社会人人有责的现代公民意识，十分令人钦佩。

固然，瑞典人口少，居住较为集中，也是有利于搜寻的一面，而能够不惜代价集体投入寻人，则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最可贵之处。当一人出事，人人帮忙、急他人之所急的环境形成，有所企图的人也自然少了做坏事的空间。

在我国，许多方面也在发生着进步，从许多网站、app的页面设置为寻找失踪儿童信息，发布推送、到网络上一传十十传百的紧急寻人接力，而如今发现疑似拐卖人贩而主动报警的热心人也越来越多……就在瑞典婴儿失踪案的同一天，在河南邓州也发生一起儿童被拐案——邓州一个公园里，一名4岁男童被一名陌生男子抱走，家人焦急报警，河南警方迅速调动周围所有的监控和警力，仅仅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在200公里外的鲁山抓获嫌犯，解救孩子。

我们对警方的高效迅速行动非常钦佩，同时也盼望每一个孩子的生活环境更为安全，让对心怀不轨的威慑力不仅仅限于警方。我们既然可以为高考考生实行交通管制、减少鸣笛、提供绿色通道，能够在繁忙的道路上给等待送院急救的危重病人闪出一条通道，也可以在周围的陌生人出现情况时，每个人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