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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方公园NorthPark

id：northpark2018

作者：阿钟

前几天《吐槽大会》收官集播出，尽管主咖是张艺兴，嘉宾有欧阳娜娜、方文山、欧阳靖这些明星，台湾艺人沈玉琳还是凭借他的“鬼扯神功”征服了观众：

“欧阳娜娜出身演艺世家，她的爸爸当年还是琼瑶剧的当家男一号。很多看过她表演的人看到这里应该已经猜得出来了。是的！她的爸爸就是，马！景！涛！”

嘉宾们还没笑停，“好啦，怎么可能呢，她（明明）就姓欧阳啊。是的，她的爸爸就是，欧！阳！靖！”

但凡了解点台湾综艺的观众，对玉琳哥的无厘头鬼扯一定再熟悉不过。鬼扯是他的招牌技能，按他的话说，这是小时候培养出来的技能。国中时因为迷上了港剧《楚留香》，他开始沉迷武侠小说，成绩一落千丈。

有一天妈妈问他，“你是不是学习退步了？”“没有啊，很好！”“那你最近怎么都没有拿奖状回来？”

“学校现在都不发奖状了，印奖状要砍树木，很不环保”。

大陆观众对沈玉琳的认知普遍来自《康熙来了》，但沈玉琳第一次上“康熙”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通告艺人。04 年康熙找来沈玉琳在内的三个年轻制作人做访问，主题是“奇怪制作人”。

那时候已经出道 15 年的沈玉琳，是台湾最当红的制作人之一，出了名的爱整艺人和骂主持人，手里做出过王牌节目《台湾红不让》。

1997 年开播的“红不让”，是沈玉琳事业的第一个春天。

在做出来这档节目之前，业内流行一个说法：台湾综艺界两大“节目终结者”，幕前吴宗宪，幕后沈玉琳。“做一个死一个，做一个死一个。”

解严后的 90 年代初，台湾当局把一些播放日本、欧美娱乐节目的地下电视台（第四台）合法化，颁发有线电视经营执照，台视、华视、中视老三台垄断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沈玉琳所在的“台视”面临强劲的市场竞争。

沈玉琳从日本节目里得到启发，发现“整人的东西大家都爱看”，开始在台里做“红不让”，在极其有限的预算和寒酸的主持人阵容下，第一期就拿到了 5.3 的收视率。黄立行曾经组过一个叫 L.A. Boys 的组合，在他们参加的那期节目里沈玉琳安排主持人先迟到然后吵架，节目播出的时候正好碰上个台风天，最后收视率顶到了 7.9。

7.9 有多惊人呢，要知道《康熙来了》史上收视最好的那一期，也只有 2.5 左右。

《台湾红不让》开创了台湾整人节目的先河。台湾电视市场化之前，观众只能“被迫看积极向上”，终于有了这么一档低俗化的节目，观众异常亢奋。但因为喝尿、殴打艺人，还有当街扒裤子等等无下限也无尺度的手段，《台湾红不让》只播了两年就被新闻局罚了 4 次（法定最高次数），最后不得不停播。

甚至因为这档节目，几乎奠定了台视“娱乐至死，没有道德底线”的负面形象长达好几年。

这个节目甚至让沈玉琳作为负面案例，被写进了台湾传播学的教材。“一般人都觉得这是污点，但对我来讲这是一枚勋章。”《红不让》被喊停之后，他给节目改了名，换成《台湾一级棒》和《台湾超级棒》接着播。

这档节目之后，沈玉琳就开了窍，“要嘛就很好笑，要嘛就很新奇，要不然就很能感動人心，如果說3個都沒有，這個節目就丟進垃圾桶。”02年他找了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给《分手擂台》写剧本，节目里充斥着各种真真假假离谱荒谬的家长里短，收视率火爆到不行，还一举捧红了台湾奇女子慧慈。

有了这些节目，沈玉琳打下了固定市场，自己开了制作公司。年薪上百万生活很滋润，钱多到为了载自家的拉布拉多犬还会特地再买一辆车来开。

但很快情况急转直下。

电视频道在十几年之间，从 3 个台变成 100 多个台，而观众只有不变的 2300 万。综艺节目的竞争日益激烈，抄袭和低俗化现象频发，为了抑制这种趋势， 99 年台湾开始执行电视分级制度，民间也出现了各种自发的媒体监督联盟。

僧多粥少，公司没到两年就陷入经营困难。最灰心的时候沈玉琳去求助大师，在办公室摆满弥勒佛转运，因为怕影响运势，他连脸上长的脂肪瘤都不敢割，买了新房也只住次卧，因为大师交代“次卧在两条河的交汇处，可以纳气。”

可能大师的风水学不够到位，公司还是倒了。

手上的 7 个节目挨个停掉后，这位曾经的金牌制作人开始卖房补欠债，因为要补的窟窿太大，失业的沈玉琳想到去上节目接通告。他连着打了三个月的电话，从以前在自己手下干活的制作人到开了新节目的朋友。

尽管百般承诺自己会放低姿态，但曾经他用来教育手下的话，还是报应到了自己身上——“男生要发帅的，女生就要发漂亮的”。一点明星相都没有的沈玉琳，被连着被拒了三个月。

第一个给沈玉琳发通告的，是一档灵异节目。好事成双，后半夜又有一个节目找过来，说约好的艺人急性肠胃炎，只好找他来顶班，聊女性第一次来月事的辛酸。

沈玉琳两个节目都上了，一鸣惊人。灵异节目里那个“白塑料袋鬼”的故事后来被他拿到康熙又讲了一遍，成了经典段落之一，两回收视都飚高。 

用沈玉琳自己的话来说，因为小时候跟着爸爸和哥哥姐姐们读史书、尼采、文学再加上大学出去摆摊，他已经积攒了一箩筐的故事，当制作人做了那么多年节目，他很清楚观众想要什么“效果”。

实际上当时台湾综艺界，有一股“制作人亲自上通告”的风潮。07 年下半年，收视略显疲态的《康熙来了》和《国光帮帮忙》分别邀请了几位幕后人员来聊工作内幕，没想到意外创下收视新高，还带火了温吞又爱耍贱的梁赫群和脾气火爆的赵正平。

《国光帮帮忙》的制作人行动很迅速，第二年就策划了专讲娱乐圈幕后辛辣的《王牌大贱谍》，找了曾经收视破 1 的那期嘉宾——梁赫群和黄国伦做主持人，还找来了沈玉琳和赵正平做固定班底。

制作人熟悉综艺节目生产流程，知道很多内幕，上谈话节目有天然优势。在台湾综艺竞争白热化、但产业大环境却在萎缩的阶段，做不出来爆款节目的制片人，纷纷通过转型通告艺人维系着自己的事业生涯。

凭着胡侃的天赋和对节奏的把握，沈玉琳迎来了作为艺人的第二次职业生涯高峰。

但怎么说呢，玉琳哥就是让你猜不透。

《王牌》做了没几期，沈玉琳就跳槽制作了一档同类型的节目《黄金B段班》，自己担任主持人。可以理解沈玉琳重操旧业的决心。梁赫群描述过制作人转通告艺人的心理落差，“本来当个制作人还人五人六，可以骂这个骂那个，现在这把年纪出来，万一收视不好，那笑话就闹大了。”

但新节目的收视率并没有打过前者。前后脚，沈玉琳跟吴宗宪合作的《平民大富翁》涉嫌抄袭，为了救节目，他跟原版的荷兰总公司达成协议，前后折进去500多万，亏得一塌糊涂，搞到后来临办婚礼前每次上节目，都被说是想拿红包补亏空。

亏光了老婆本之后，沈玉琳终于顿悟了，“大环境改变，制作费低落，有志难伸”。

从那之后，2011 年开始，沈玉琳彻底把精力都放到了当通告艺人这件事上。“从内子宫聊到外太空”的威廉沈终于成了台湾最成功的通告艺人之一，光康熙，他前前后后就上了近 200 集。

通告艺人沈玉琳，甚至比制作人沈玉琳更敬业。就算录节目到晚上10点才回家，也要看电视到凌晨3点，新闻或者书里出现了感兴趣的句子，都要多读几遍把它记住。

能拗过来不容易，因为至高点背后也是至暗点。优秀的通告王沈玉琳，也就意味着失败的制作人沈玉琳。

康熙来了在 2016 年 1 月播出它的最后一集，宣告着一个陪伴观众 12 年的节目结束，某程度上也宣告着台湾综艺的黄金时代正式落幕。

在经历了 8、90 年代跟外来综艺抢市场的激烈竞争后，台湾综艺界繁荣了一段时间，但受制于利润，后期只能小成本化，导致人才外流、优质节目不断减少，这种竞争力碰上 Youtube 的兴起，和有钱的内地综艺节目只能节节溃败。

就钱和规格上而言，内地综艺和台湾综艺完全是两回事。去年蔡康永和小 S 重新“合体”做了 B2 担任制作人的《真相吧！花花万物》，单集成本大概在 1000 万左右——是康熙单集成本的 100 倍。

2017 年年底有一档郭静主持的综艺节目，请了两个综艺产业的从业人员，其中一个刚到内地录节目时，发现现场能数到十几个摄像机，吓了一跳，去问导演，导演说不对吧，全场应该至少有 25 个机位吧。

内地任何一个卫视节目，放到台湾，都是最高规格的大型典礼级别。台湾通告艺人如果有机会来内地上节目，明明已经把通告报价提了四五倍，内地节目组的反应还是“哇收费这么少，谢谢老师”。“大陆综艺这几年的进步，不是渐进式的，是飞跃式的”。

然而，我们这边飞跃的综艺产业里，其实并没有“通告艺人”这个职位。

以沈玉琳为代表的台湾通告艺人，即兴临场反应冠绝亚洲，但是我们这儿并不需要这个。内地没有“康熙”这样小成本聊天扯淡的节目，而大型综艺节目上每一个嘉宾、每一个流程，都是 set 死的，台湾通告艺人最引以为傲的技能在新的综艺体系里无从发挥。

沈玉琳和潘若迪在“康熙”演播厅追着打闹这种情景，或者小 S 坐在刘德华腿上摸他的胸肌，这些事情几乎都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综艺节目里。在大型真人秀兴起之后，“通告艺人”的空间更是越来越受到挤压。

停掉康熙之后，蔡康永也转战大陆，《奇葩说》也跟着接收了一批康熙班底，很多台湾通告艺人也来大陆发展。但大多数台湾通告艺人都很难在内地的综艺体系里找到自己的定位。

口音、习俗、喜剧风格，太多东西需要台湾通告艺人去适应的了。陈汉典之前接受网易娱乐采访，就说到自己无法理解很多东北话梗，“有些东北话会出现一语双关，讲话的口音会很好玩，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去抓到”。很多“蓝瘦、香菇”这些内地社交网络语境下的东西，他也得不停地强迫自己去接收。

所以可以想象沈玉琳在往大陆发展的这两年里经历了多少努力。比起大多数来内地发展的台湾通告艺人，虽然不像在台湾具有“锁台王”的功效，但两季《奇葩说》和这次的《吐槽大会》，都证明了他虽然年纪不小，仍保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和自我迭代能力。

香港有“狮子山精神”，台湾也有“爱拼才会赢”的奋斗传统。《奇葩说》之前有一集，臧鸿飞说他就是“爱拼才会赢”本人，比起来，诠释这句闽南歌词的最好人物似乎还是嘉义县城出身的沈玉琳。

从最开始他磨练技艺，就为了让导播多切点画面，让观众记住自己，刻意提高谈吐音量、把肢体动作做得很夸张；另一方面他也调整心态，把身为金牌制作人的傲气磨低到“球来就打、钱来就干”。

沈玉琳的职业生涯三起三落，背后是台湾综艺乃至电视产业过去三十年的起起伏伏，但他未曾放弃。

去年 2 月份，沈玉琳跟赵正平一起上《杯酒人生》，节目里两个人聊起“从幕后转台前快不快乐“，赵正平说，转型后他不快乐，“我真的不快乐。因为我知道，我不对的，我不是这样的人”。

往常满嘴跑火车的威廉沈难得认真地劝解这位老同行、兄弟。

“人生很多快乐其实是想象出来的，对不对，我已经讲这么白了”，沈玉琳讲到这忍不住笑了笑，“就是主要要有一种想象。戏是演出来的嘛，快乐有时候是想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