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国驻澳大使成竞业在接受澳媒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者会思考为何要购买澳大利亚出产的红酒和农产品。”这一发言的背景是,澳大利亚在美国煽动下,不友好地掀起了对中国的“国际调查”。尽管进入5月以来,澳总理莫里森已经多次为中澳关系“去火”,但因新冠疫情而产生的裂痕没有那么容易愈合。
近日,澳右翼政客宝林·李·汉森公开喊话民众,称新冠疫情对于中国的打击“全面且深入骨髓”,并呼吁澳大利亚民众“停止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
汉森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的思维狭隘在她的行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已经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于澳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从另一个方面说,中国也意识得到澳大利亚同其巨大的贸易合作价值和重要性。即便如今中方对澳大利亚展开贸易调查,也不会建立在摧毁两国合作的基础上。
此前在5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方面已经针对相关议题做出了回应:中国有关部门针对澳大利亚小麦进口的调查是正常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
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之中,一国进口外国的相关产品是可能会对本国的同类型产业构成不利影响的。而政府方面发起的平衡此类不利影响或者消除负面影响的相关措施即为贸易救济调查。
中国从2007年至今,99%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都是针对的反倾销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来,中国相关部门对澳大利亚小麦进口发起的调查,是建立在已经掌握了一些事实依据的基础上。
在这个环节对于澳大利亚小麦进口贸易进行调查实际上是在当前的疫情冲击下做出的必要审查。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世界上多个粮食出口国家纷纷宣布收缩本国的粮食出口额度,以满足国内的不时之需。
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而言,粮食安全红线问题也在疫情之下显得突出——中国小麦正常生产不单单事关全体国民的口粮,同时小麦也是重要的工业用粮——与玉米一起可以用于酒精发酵行业。在防疫的大背景下,酒精对国家防疫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澳大利亚政客的呼吁实际是走上了计算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的老路。诸如韩国等国在对日矛盾激化的时期,也会掀起了所谓的“抵制日货”行动,但最终为此买单的多数是普通消费者而已。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所谓的抵制某国商品,同时也会对本国的制造业带来影响,尤其是那些融合程度更高的高附加值产品。一个经典的例子里,苹果手机里的各种软件、硬件、设计、制造来自数十个国家,即使再极端的消费者,也无法抵制一部分而使用另一部分手机。
而对于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国家而言,抵制中国方面的产品不但会引发澳大利亚国民的诸多不便,同时也会深刻的打击其现有的服务业。
盲目的抵制中国制造,毫无疑问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于澳大利亚而言,理性应该占据决策的高地,中国对澳大利亚方面发起调查,如果证据确凿澳大利亚方面存在问题,双方凭借此前合作的基础仍然可以有所沟通协调和平衡。
而部分右翼政客的胡作非为,不但可能威胁中澳合作的大局,还将可能促使澳大利亚的诸多合作不得不倒向美国方面,如果这一切发生,必然会给澳大利亚的未来发展带来诸多不可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