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悉尼（动力博物馆收藏）

回眸19世纪的悉尼，为人们了解流行病政治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因为有一些疾病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接连发生，它们引起了人们不同的反应。当问及为什么有些人会引发恐慌并成为替罪羊，而另一些人则没有，这就阐明了种族、阶层和疾病之间的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引起最恐慌和分裂的流行病是1881-1982年的天花流行，这种流行病与所涉及的人数极不相称。众所周知，它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人的敌意，人们错误地指责中国人带来并传播了这种疾病。

当时的报纸和总理亨利·帕克斯爵士煽动了反华情绪，他禁止450名中国海上乘客在悉尼下船上岸，宣布中国及其所有港口为“受感染地区”，并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大大限制了进入新南威尔士州的中国人数量。即便是与中国人从不友好的《公报》也指责帕克斯把中国人当作替罪羊，以转移人们对其政府处理疾病不力的关注。

1871年中国赌场的内部(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

帕克斯的回应使针对中国人的街头暴力合法化。他们被赶出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被禁止乘坐电车，并在街上吐痰；一名男子被带到隔离站后，他的房子被烧毁。由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加之检疫站管理不善，导致加剧了恐慌情绪。民众的偏见——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人的偏见——意味着数百人被隔离，因为他们的邻居报告了“可疑行为”，包括一些在去隔离站之前没有感染的人。

把中国人当成替罪羊，转移了人们对政府处理疾病不力的注意力。

为什么这次疫情会引起如此恐慌的反应？这既不是悉尼第一次疫情，也不是最致命的一次疫情。就在几年前，猩红热夺去了600人的生命，而天花夺去了41人的生命。当然，猩红热是一种儿童疾病，儿童疾病被认为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感染了成年人的“亚洲流感”十年后爆发时，尽管感染率和死亡率较高，但几乎没有引起恐慌。

在这里，天花的文化共鸣很重要。流行性感冒更为常见，而且没有携带令人厌烦的臭味：天花具有高度传染性，幸存者会毁容，可能导致痛苦的死亡。天花与中国人有关的事实加剧了恐惧和愤怒。

“蒙古章鱼——对澳大利亚的控制”（新南威尔士州图书馆藏1886年《公报》）

但为什么种族主义在当时占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考虑到19世纪50年代对中国人的著名种族主义攻击，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其中的偶然性比乍一看要多。因为许多华人淘金者在19世纪60年代初已经回家了，在那之后，袭击事件平息，种族主义法律被废除。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末，一系列事件导致种族主义的死灰复燃。在1877年的淘金热中，大批华人来到昆士兰州，1878年，海员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罢工，反对华人劳工；城市移民的增加，也提高了华人的知名度。天花流行的时机意味着反映出并加剧了已经在增长的偏见。

在对悉尼流行病的反应中，暴露出的贫困和阶层问题也很明显，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对儿童的影响。1875年爆发的猩红热比1866年爆发的麻疹引起的公众焦虑要大得多，同样与死亡率成反比：这是为什么？因为猩红热不那么常见，流行时间更长，但它发生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影响到更多的中上层阶级儿童。麻疹的流行受地理限制，大多数死亡者是穷人的孩子：在兰德维克儿童收容所和慈善收容所以及市中心容易营养不良的贫困家庭其死亡率特别高。

这里概述的模式是更大趋势的缩影。在19世纪的大英帝国，医疗恐惧的最大根源是城市贫民和“土著种族”。

但19世纪悉尼的另一种模式却推翻了大英帝国的假设。对加迪加尔人来说，医疗恐惧的最大来源却是定居者。1789年，加迪加尔在悉尼经历了最具破坏性的流行病——几乎一半的人口死亡。这是唯一一种能与中世纪席卷欧洲的瘟疫相提并论的流行病。历史学家对它的起源争论不休，但对它的可怕影响却没有分歧。它破坏了文化和社会生存能力，因为它攻击妇女和老年人。这一流行病在定居者中几乎没有引起恐惧和恐慌，但由于对其起源缺乏确定性，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鉴于英国历史上对法国的敌意，就让法国航海家拉佩鲁兹的访问填补了空缺，尽管这次访问发生在疫情爆发前一年多。

悉尼流行病疫情的历史表明，不仅要遏制疾病，而且要遏制可能加剧疾病的恐惧和种族主义；要优先考虑那些资源最少、总是最脆弱的人的需求；在疾病的传播中要认识到多重影响方面。

来源：瓦努阿图旅行记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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