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美国不同的工作文化

《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刊载过一个有趣的例子，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职场中，在上司给下属分派任务的时候，是两种不同的场景：

澳大利亚：

老板：Hey Bob，你上周末过得怎么样？玩的开心吗？

Bob：还不错，天气很好，全家人一起去郊游烧烤。

老板：恩，今天天气也不错。By the way，你能帮我去做做这个事情吗……

美国：

老板：Hey Bob，这个去做一下。

Bob：……

在澳大利亚的工作文化当中，如果直接让其他人去做什么事情，当事人无论处于什么级别、有多正常的要求，可能都会感到不舒服；而美国人则不会有这种感受，因为当事人感到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正当合力的。这源于文化基调的差异。

美澳两个国家在文化层面上，差异是总会存在的，在我看来，澳大利亚的文化更多重视egalitarian平等主义，而美国的文化更讲求个人英雄主义。所以，对于他人的感受，美国人可能在交流中不会太在意，更加注重个体；而澳大利亚相反，人与人的沟通中等级性不强，因而更在意表达方式和对方的感受——虽然从职业层面来说，这样可能会折损一定的经济效率。

二、议会上的小插曲

澳大利亚的政治气氛上，也是比较宽松的。澳大利亚有一位外长AlexanderDowner（亚历山大·唐纳，1996-2007年间担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澳大利亚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外交部长)，关于他的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他在任时有一次欧洲访问，行程紧张而忙碌。然后在这次行程结束报销餐费的时候，因为多报了几百澳元，他被反对党抓住了“把柄”。尽管他做出了改正，但在随后的多次议会上，仍然一直有人追问他，为什么要多报销这几百澳元，而他每一次都要不断回答辩护，自己当时为什么填错。

不知道其他朋友们对于这个新闻是怎样的观点。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之前，可能我习惯了一本正经的新闻联播，在看到澳大利亚严肃的议会上，一个外交部长因为此前算错的报销单天天被追问，那个场景让我深感神奇，久久难忘。

三、平易近人的领导人

议会讨论的事情有大有小，有巨有细，而体现在生活中，澳大利亚的领导人也都是十分平易近人的。

2013年4月，我有幸参加墨尔本大学校友，时任澳大利亚总理Julia Gillard的晚宴，与她合影，交谈，感觉得到她的说话方式是很个人的，让你有一种面对面和朋友交流的平等感。

2014年11月，应邀回到墨尔本与当地旅行领域同行分享交流。一日早起去海边跑步，偶遇酷爱骑单车的现任总理Tony Abbott。与他对话过程，他就像一位普通的朋友，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虽然他是总理，私下却同普通的骑友一样，随和实诚，没有架子。

两次与两位总理的合影，过程都是轻松愉快的，他们并没有因为身份是总理而觉得自己特殊，这种平等的心态，让和他们对话的我也感受到平等和舒适。

本文作者：

彭韬，面包旅行CEO、创始人，墨尔本大学计算机博士，曾供职于麦肯锡；同时也是不知疲倦的旅行家，足迹踏遍全球七大洲40多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