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冰冷的极地寒流的来临，澳大利亚迎来了今年的冬天。

然而，当可预见的能源使用高峰即将到来，澳大利亚东海岸居民面对的却是扎扎实实的电价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

工党上台后的第一大棘手难题已经出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电力需求存在巨大缺口，矛盾一时难以调和。

就在上周四（5月26日），由于燃料成本飙升及煤电厂故障，导致电力批发价格上涨，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宣布从7月1日起上调长期电价18%。

这还不是今年第一次涨价。事实上，电力批发价格在2022年前三个月已经上涨了141%，达到平均为每兆瓦时87澳元，已经远远超过日常水平。

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最大的煤电生产商AGL经过几番斗争，在本周一（5月30日）宣布放弃分拆计划，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CEO）被“扫地出门”。

但也就在同一天，中国国有煤炭巨头兖矿能源给出25亿澳元报价，想从全澳第二大的煤炭公司Glencore手中收购后者对兖煤澳洲（Yancoal，后简称：兖煤）的剩余股份，以实现全面控股。

一时间，澳大利亚煤电行业“巨震”不断。这些事件背后都指向了煤炭行业。这一在当前全球大搞新能源、显然江河日下的产业，竟然成了资本的最新角逐场。为何？

硬币的正面：煤电厂要加快关停

博满澳财首席投资官魏睿昊表示，从刚刚结束的大选结果看，全澳民众表现出明显的意愿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的需求。这也让很多煤炭相关的企业“压力山大”。

AGL分拆方案的纷争正是其中一个缩影。

之所以分拆AGL的提议无法通过董事会75%的投票支持门槛，正是因为大股东——澳大利亚科技大亨、亿万富翁、Atlassian老板Mike Cannon-Brookes的强烈反对。

这位崇尚绿色投资的科技大佬此前就联合加拿大资管巨头Brookfield，两次报价欲100%收购AGL，但均被公司董事会拒绝。因为众所周知，他就想借收购，关闭AGL旗下的煤电厂，推行能源转型。而这场争夺战也让AGL的股价在半年中大涨超过60%。

本来AGL管理层希望以拆分的形式，剥离不受待见的煤电资产，但在Cannon-Brookes阻扰下显然没有成功。而且从本次股东投票的结果看，投资者现在越来越将【碳排放水平】纳入审视投资标的的参考因素。

现在该公司正陷入混乱，随着董事长Peter Botten和首席执行官Graeme Hunt宣布辞职出局，从董事会到管理层都将经历一轮重新洗牌。公司最新的一份声明表示，“现在将审查AGL的战略方向，改组董事会和管理层，并确定在能源转型背景下实现长期股东价值的最佳方式。”

AGL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煤电生产商，占据化石能源发电市场19.2%的市场份额，也占澳大利亚碳排放的8%。

由于Cannon-Brookes在推广可再生能源方面非常激进，未来AGL很有可能会加速关停煤电厂，进行产业转型。这必然会将打击中短期电力行业的供给，进一步推高电价。

硬币的反面：煤炭价格或仍将走高

而中国兖矿能源谋求获得兖煤（Yancoal）100%控股权的这件事情，与AGL拆分失败，则仿佛是当下澳洲煤电行业硬币的两面。

作为澳大利亚第二大煤炭商，Glencore（嘉能可）近年一直在做产业转型的准备，因此从五年前就开始与兖煤澳洲(Yancoal)的大股东——中国国有煤炭巨头兖矿能源沟通，希望后者可以购买其在兖煤澳洲所持有的股份。

受制于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在2012年的要求，兖煤不仅必需保持澳交所上市，同时兖矿能源持股比例低于70%。本来这桩交易几乎时完全不可能进行的，但鉴于目前澳大利亚国内对于煤电的态度，Glencore预期交易可以被FIRB允准。

兖矿能源本身持有兖煤62.26%的股份，如果能够达成收购，据悉兖矿能源将会对兖煤进行私有化。目前兖矿能源收购报价为25亿澳元，虽然较兖煤当前市值低了约16%，但远远高于公司去年同期9.5亿澳元的市值，也就是煤炭价格尚未暴涨时的价格。

兖煤目前是澳大利亚第三大煤矿公司，每年向澳洲发电商出售价值超过 6 亿澳元的动力煤。

兖矿能源愿意以25亿澳元收购兖煤约37%的股份，表明其押注煤炭价格将在更长时间内走高。

痛苦的电力转型

一面是煤电厂面临关停，另一面却是对煤炭价格上涨的预期。这样戏剧性的局面恐怕意味着澳大利亚的电价上涨只是刚刚开始。

这两大事件被澳大利亚各大媒体长篇累牍地报道，受到市场巨大关注，不仅仅是因为近期电价“爆表”，更因为背后潜藏着澳大利亚新能源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点。

最近，全球能源智库Ember公布了一份最新分析显示，澳大利亚在2021年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人均煤电排放量最高的国家。

2021年，澳大利亚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为4吨，高于全球人均排放量1.1吨。并且是经合组织中仅次于波兰的第二大煤炭依赖国家，2021年一半以上（51%）的电力供应依赖煤炭，另有18%的电力来自另一个化石能源——天然气。

与其他拥有大量传统水力，或大力发展核电站的国家不同，澳大利亚没有良好的水资源可以发电（仅有塔斯马尼亚一省独秀），全国上下对于核电又基本持消极态度，导致澳大利亚的清洁能源发电只能依靠太阳能和风能。

然而，太阳能和风能目前的技术在储能、并网、分配等问题均有待提高，效率远不及传统能源发电。2021年澳大利亚只有29%的电力来源于清洁能源。

尽管澳大利亚承诺最迟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工党政府也承诺了到2030年减排43%的“宏伟目标”，但还并没有承诺淘汰煤炭的日期。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商AEMO去年 12 月估计的是，到2032年，所有褐煤发电和三分之二以上的黑煤发电站，都可能在没有政府重大干预的情况下退出市场。

这意味着约等于目前总需求40%的发电量都会消失。而要取代这些煤电供给，必须保证主要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量每年都以破纪录的速度增长超过10年，要在2030年翻三倍，而后到2040年再翻一倍。

只有这样大踏步的发展，才可能在2040年以后完成停止煤炭的使用。

事实上，澳大利亚在使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已经非常“努力”。

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0年期间，澳大利亚人均每年排放5.3吨二氧化碳，也就是2021年减少1.3吨。这主要就受益于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澳大利亚在短短两年内将9%的电力需求从化石燃料转向风能和太阳能，继而减少了煤电排放量。

根据澳洲工业部数据，煤炭在发电中的份额从1999-2000年的83%下降到2020年的54%，而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份额有所增加。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24%。化石燃料占76%，包括煤炭（54%）、天然气（20%）和石油（2%） 依据Ember的分析，2021年的使用量占比又有了5%的下降。

但是即便如此开足马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也跟不上市场的总体需求增加，尤其是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阶段。

从AGL到兖煤收购案，可以分明看到澳大利亚电力行业转型的痛苦，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的激烈碰撞，长期减排目标和短期电力需求不可调和。

雪上加霜的是，俄乌冲突限制了当地的煤炭出口，推高了全球的煤炭出口价格。煤炭企业当然可以从中获利，但未来这些价格都将逐渐体现到本地的电价上。势必造成短期电力成本不断上涨，甚至加剧目前的通货膨胀。

低收入家庭往往对电价等基本消费更为敏感，未来可能成为限制消费的潜在因素。

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出口行业今年有望产生创纪录的4250亿澳元收入。鉴于新当选政府有预算修复的需求，大宗商品出口在偿还迅速增长的债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按以往煤炭出口占能源和资源出口12-15%的比例看，煤炭出口有望达到500亿澳元，尽管比不上铁矿石，但也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收入。

目前工党并没有提出缩减煤炭行业的具体政策，考虑该行业提供的收入，未来政府也不见得会大张旗鼓地反对煤电。可考虑到目前议会出现大量致力于节能减排的独立议员和绿党（政策是“不开展新的煤炭或天然气项目”），未来煤炭和煤电行业显然还将面对较大的政策风险。

写在最后：煤电困局，利好天然气和新电力基建

总结来说，短期能源价格继续上涨，尤其是电费上升恐怕难以避免。澳大利亚想要加快能源转型进度，实现碳排放目标，就将面临巨大的能源供应挑战。

由于澳大利亚煤炭主要用于出口，国际需求的增加和动力煤价格持续稳定在高位将保障该行业的营收，短期内仍有增长预期，并且龙头优势会有所增加。

当然，企业也会在实现减排目标上支付高额成本，中长期行业必然面临严重的转型痛苦。如Glencore已承诺到2026年将整个业务的排放量减少15%，到2035年减少50%，这也是其放弃Yancoal的一大原因。

不过，有“危”就有“机”。

首先，由于煤炭发电退出的速度可能会加快，未来需要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弥补煤炭供电的缺口，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尤其是在需求高峰期。加之俄乌冲突导致欧盟已经全面限制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全球天然气缺口激增。

这两点都将利好天然气公司，如Woodside、Santos等。根据瑞银的测算，这两家公司今年的利润都有可能翻倍。

此外，在电力行业中，煤电厂将逐步退出市场，因此更需要建立足够的基建设施，包括智能化的传输系统、储电技术等，才可能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要发电来源的电力体系。这也就表示，在这些方面将有大量的投资和发展机会，甚至在10-20年中都会有巨大的增量，值得所有投资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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