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差距大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可能比现在更大了。如今，美国在机会平等方面不如其他任何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揭示， “美国是机会之地”的说法不过是个神话。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他地区多，这在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并不是说社会流动性不可能实现，但向上流动的美国人逐渐成为统计上的异常。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开展的研究，出生在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的美国人只有58%日后摆脱了这个层次，其中仅有6%进入最上层。美国的经济流动性低于欧洲大部分国家和所有北欧国家。

　　另一个观察平等机会的方式是，看看一个儿童的人生机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他父母的教育和收入状况。贫穷或教育程度低下的家庭出来的孩子是否和大学学历的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孩子一样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并成为中产阶级？即使在较为平等的社会，答案大概也是否定的。但是，与有资料可查的其他多数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人的前途都更依赖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

教育不平等是主因

　　怎样解释这一点？部分与持续的歧视有关。拉美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工资仍然低于白人，女性的工资仍然低于男性。职场上的性别不平等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但玻璃天花板仍然存在。

　　歧视只是一个问题。机会不平等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教育，包括质和量两方面。二战结束后，欧洲采取重大行动使教育体系平等化。我们也这样做了，通过颁布《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使高等教育扩展到了各个经济阶层。

　　但是后来，我们又在几个方面发生了变化。虽然种族隔离减轻了，经济隔离却加重了。1980年以后，穷人更穷，中产停滞，上层则越来越富。生活在贫穷地区的人与生活在富裕郊区或有能力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肖恩·里尔登发现，2001年出生的富孩子和穷孩子之间的学习差距比25年以前出生的富孩子和穷孩子的差距要大30%至40%。

　　收入不高家庭的年轻人面临两难处境：不上大学，他们注定没前途；上了大学，他们可能要一辈子生活在破产边缘（要偿还巨额学生贷款）。而现在的趋势是，大学本科学历也不够了，你还需要研究生学历或一系列（无报酬的）实习经历。最上层家庭的孩子有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得到这些机会，他们从家人那里得到的帮助也多于下层家庭的孩子。政府应当采取行动，使这个竞技场变得平等。

挽救美国梦需变革

　　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他们珍爱的社会和经济流动性只是一种神话。这么大规模的欺骗难以长久维持，而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自我欺骗。

　　没有实质的政策变革，我们的自我形象以及我们向世界投射的形象都将萎缩，我们的经济地位和稳定性也将降低。挽救美国梦不仅符合我们的经济利益，也是我们的道德义务。

　　促进机会平等的政策必须针对最年幼的美国人。首先，我们必须确保母亲们不受环境危害并得到足够的产前医疗保健。其次，我们必须逆转削减学前教育的有害做法。必须确保所有孩子都得到足够的营养保健。给贫穷的学校更多资金将有所帮助。

　　最后，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富国，底层和中层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却如此困难，这不合理。从澳大利亚的依收入而定的贷款计划到欧洲几乎免费的大学教育，有很多其他办法来提供普遍的高等教育。

　　我概述的这些举措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进一步偏离绝大多数美国人共同怀有的理念。我们永远无法彻底实现奥巴马说的穷女孩得到与富女孩一模一样的机会。但是，我们可以比现在做得好很多。在那以前，我们决不能停歇。

在美国，一直有很多经济学家们争辩说，美国的社会阶层流动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减弱，但是事实呢？

　　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赫兹在32年中研究了6273个美国黑人和白人家庭两代人的个人发展情况。他发现有42%出生于最贫困的底层第五阶层的家庭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另外24%的人仅有微小的上升但仍停留于总的社会底层。这些人中只有6%的人达到了社会最高层。37%出生于上层第五层家庭的人仍处于原位，仅有7%出生于前20%的的人沦落为底层第五层。一个出生于上层第五阶层的人停留在上层社会的可能性是一个出生于底层第五层的人的5倍还要多。

　　1990年、占人口20%的底层第四阶层贫民中就有36%的成年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变化、而在1970年和1980年分别只有28%和32%。在1970年有12%的成年人从底层第五跃升为上层第五，至1980-1990年这些数字降到11%以下。而那些停留在上层第五的数字有微小的增加，30年来增长平稳，这就增强了人们社会变化减弱的感觉。

　　美国精英政治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它不断增强的对政治制度的调解和控制使得很少人想到去批评美国社会等级政治本身。如果英国的党派都来自于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那么英国将会变得暴跳如雷，上蹿下跳。当代的美国，不管是好莱坞山还是华尔街，你都能看到美国正变得越来越像大英帝国，社交圈子连锁而生，社交排他性的机制加强，以及做决策和左右文化发展方向的精英们与大多数的普通工薪阶层距离正在增大。

　　华盛顿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1979年到2000年美国底层第5阶层居民的真正收入增长了6.4%，同时上层第五阶层的居民的收入却增长了70%。只占1%的上层阶层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84%，而只占0.1%或0.01%的最上阶层家庭的收入更快。再回到1979年占1%上层阶层的平均收入是占20%底层阶层收入的133倍，截至2000年，上层1%阶层的收入跃升为底层第5阶层的189倍。

　　30年以前，头100名首席行政人员的年平均收入为130万美元，是普通工人收入的39倍，而今天他们的年收入已增至3750万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收入的1000多倍。2001年，只占家庭总数1%的上层家庭挣去了美国全部家庭收入的20%，这相当于全社会所创造的价值的33.4%。

　　导致美国社会等级政治加强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出色的大学不断地加强而不是减少这些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更贫穷的学生处于巨大的劣势之中。

　　在美国排名前146所大学的四分之三的大学生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上层，例如哈佛大学学生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15万美元。这就意味着在一所精英大学中，你碰到一名富有学生的可能性是碰到一名穷学生的25倍。在大多数常春藤大学，也即被认为是美国东北部最好的八所大学里，“出身名门贵族”这一因素占到每个班级的10%至15%之间。在哈佛大学，这些“蓝血”美国人被录取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3倍多。

　　美国精英们很少意识到等级政治的原因是他们经常觉得不是等级而是他们自身的竞争性帮助他们保留社会的高阶层地位。美国的精英成员们生活在竞争性很强的世界里。还是孩童时期，他们从上钢琴课到上芭蕾课，然后到阅读课，法语课。。。还在儿童和青春期，他们的生活被尽可能多地填塞各种课后辅导课。作为学生，他们不得不互相竞争，以期进入最好的高中、大学和博士项目。作为年轻的专业人士，他们要常常工作到半夜。他们的生活充满着永恒的竞争。

　　因为这些精英人士本身并不同意美国不平等的根源，这使得矫正这一根源、推动美国社会等级流动变得尤其困难，甚至不可行的地步。

作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