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尚与正在撕裂的中国(深度好文),美国留学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文章

释永信大和尚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之所以用又，因为次数实在太多。从十年前那篇《佛门CEO》的报道，再到后来被疯传的网帖“释永信嫖娼，海外存款几十亿”，引发一轮所谓给失足妇女开光的网络口水风潮。这一次来得更猛烈，化名“释正义”的举报人留下了联系方式，连续几天，每天放出一点消息，如同钓饵一般，不断撩拨着媒体和公众，看似信息越来越多，信任却越来越少，一个和尚，在一个撕裂的时代，被这样推到了公众面前。

某网络调查：你们相信释永信真的私生活混乱吗？5个小时后，超过1万5千人相信，只有500人不信。1：300的力量对比，是否真的能代表正义？再次让我想起了勒庞的《乌合之众》。并非为释永信大和尚开脱，如果他真的私生活混乱，违背戒律，自然应该受到教界处罚；如果他违反法律，非法敛财，更应该受到法律制裁；更有甚者，如果举报属实，佛家讲“因果”，出家比丘有此行为，要堕三恶趣，那种痛苦远比坐牢可怕得多。

让我觉得恐惧的并不是释永信有没有做这些事，而是如此多的人轻易地按下了“信”或者“不信”的按钮。事实在哪儿？

“释正义”拿出的几份材料中，有近三十年前对释永信“迁单（开除）”的处理，还有证明其有私生子的材料，并隔空喊话，让释永信去做亲子鉴定，最近又披露出据传是释永信做的笔录。有趣的是，举报人似乎也在利用媒体的发酵功能，每天拿出一点“猛料”，好让这个事件的影响持续扩大，好让释永信每天都有足够的“新闻”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中，披露笔录，甚至冒着泄露证据和侵犯隐私的风险，不能不说用心良苦。而对于这些“证据”的认定，现在尚无第三方机构证明其真实性，也就是说，目前的事实还处于悬置的状态。

网民们似乎等不得了，一场质疑的狂欢是无暇等待证据的，从当年的“失足妇女开光”，到如今的私生子事件，不用事实得到确认，而对释永信的污名化已经实现了。

被曲解的“少林”

我们在质疑少林寺的商业化，但忽略了一个事实。在被称为“CEO”两年前，释永信在“两会”上提出议案，“减免信徒进入风景区内寺院门票”。这一议案并不因为仅仅只是“门票”问题而可以被轻薄。2005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个通知，《关于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的游览参观点对宗教人士实行门票优惠问题的通知》。少林寺景区门票100元，每年超过1亿元的收入，少林寺分得其中30%，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都是少林寺的主要收入，然而释永信却真诚地希望减免，“最好取消”。释永信曾说，“信仰自由，却因为门票而受到阻碍，无论怎样讲，这都不合适。”然而如果没有门票收入之后，寺院的生活来源如何保障，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忧，随后少林寺与演出、出访、影视、旅游等活动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是否与这个初衷有关，我们不得而知。

接下来可能会有人质问，少林寺为什么不能像大悲寺那样？这也是网络上一个流行很久的帖子，一边是大悲寺的苦修，一边是少林寺的金碧辉煌。这个帖子对少林寺的负面影响甚至更大，因为提供了一个佛教界的参照系，少林寺被进一步推向了舆论中心。

到底哪个是中国佛教的写照？我的回答是，两个都是。

大悲寺的苦修的确是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所敬仰的（不过我也看到过不少嗤之以鼻的人，说什么愚昧云云，在此就不予置评了），然而宗教在精神层面的超世俗，并不意味着其在社会功能上就能完全脱离世俗，大悲寺的修行更近乎佛教的早期状态，托钵乞食、不捉金钱等等。而少林寺、法门寺等这种传承已久的寺院，不仅有寺产、僧俗弟子饮食起居，还承担了诸如外交、法事等各种仪式化的功能，这种历史的传承和政治功能，已经无法让这些“名寺”退回到佛教的原始状态，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少林寺与大悲寺，正是社会对佛教需求的两面：一边是外在的符号需求，一边是内在的精神需求，在两种需求中，对佛教乃至整个宗教的理解都在被进一步扭曲和撕裂。

多少人因为金庸的小说知道了少林寺，又有多少人因为三十年前的电影知道了少林寺。然而在此之前有知道达摩祖师面壁九年的人恐怕远远少于前两者，少林寺的出名，就伴随着这种世俗的需求，在这样的暴风眼里出家，则需要别样的勇气和智慧。任何知名度都会迅速被转化成商业，《三联生活周刊》曾做过一组少林寺的封面报道，其中提到，“1998年，少林寺到国家工商总局查询“少林”商标，发现截止到此时，这一商标已被与少林或佛教毫无关联的57种商品抢注。那么，‘少林寺’或者’少林’商标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知识产权，其归属究竟是在嵩山上的那座寺庙，还是全社会？或者，谁抢到（注册）就归谁？这是释永信与少林寺从自身的经历，向这个时代提出的真正深刻的疑问。”

谁的少林寺？

在这个背景下回到对少林寺的微观环境，寺院、地方政府、旅游资本，其中复杂的博弈关系是观察释永信一个重要的语境。

如果单纯作为禅宗祖庭，少林寺与中国其他名寺没有太大区别，洛阳白马寺、浙江普陀寺和灵隐寺、庐山东林寺、陕西法门寺和大慈恩寺，都拥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少林寺的现代化，首先要感谢金庸先生。被写进武侠小说的少林寺在初始阶段，就因为武术而进入公众视野。第二轮的发酵是1979年，廖承志建议拍摄香港和海外观众都很喜欢的武侠片，香港中原公司选择了少林寺的题材。从文学走向电影，少林寺被进一步大众化，在电影票只需几毛钱的时代，创造上亿元的票房奇迹，加上后来的滚动播出，少林寺在中国变得无人不晓。但是，仇杀、战争、侠客的情节设置，让少林寺在公众心中离宗教越来越远。

电影播出之后，很快改变了少林寺周边的生存状况，当时少林村还没有拆迁，先是少林村的村民开起武校，旁边塔沟村也是如此，于是有了如今名震天下的少林塔沟武校。根据我前同事的调查，到了1985年之后，每户农民都做了生意，80年代中后期，游客数量接近300万的顶峰，富裕起来的村民翻修了自己的房子，到90年代，村里的人均年收入能达到5000块钱，据说在少林村搬迁前，村民的家庭年收入能达到二三十万元。

“1992年的少林正处于极度凋敝之后的疯狂复兴之中，到处混杂着金钱、欲望与暴力的味道。通往少林寺大门的道路上，轿车、旅游大巴、驴车挤在一起。几十家小饭馆密密麻麻地排在路两边，都是些危房，到处是水泥裂缝和灰泥碎渣。”这是《少林寺》电影播出十年后，美国人马修来少林习武时看到的景象，他拜释永信为师，虽然师父没有亲自教授他武功。在中间人的介绍下，他给师父包了1111元的红包，当时和尚们还都很穷，睡在稻草铺成的大通铺上，经常要饿着肚子练功。少林寺的商业化，从电影播出的一瞬间就已经注定，在释永信担任住持之前，少林寺的商业化车轮已经在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下启动。在我看来，并非是释永信将少林寺带向商业化之路，而是商业化浪潮下少林寺选择了释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善于入世斡旋的住持，少林寺如今是否有僧众都是问题。

就在马修到达少林寺的时候，地方政府刚刚启动了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扩大影响，还在距离少林寺7公里的待仙沟制作大型的山景实地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邀请谭盾任艺术总监创作音乐，由《印象刘三姐》的策划梅帅元制作、黄豆豆编舞，春、夏、秋三季每天晚上演出，为的就是留住一部分客人。大动作是在2009年底，登封市政府全资拥有的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集团公司和中国最大的旅游企业——中国港中旅集团控股的香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创立港中旅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把管理权和经营权分开，引入专业的旅游公司来改造和共同经营原来事业单位式的景区管理部门。

同时，少林寺还承担着更多的国家文化任务，诸如接待普京这样的国家元首，还有各种国际交流、表演，在国家文化战略中，少林的禅武从民间热潮变成了国家文化需求，形成文化名片的少林寺被卷进两个漩涡中：国家层面的“追名”，地方层面的“逐利”。释永信要在这两种政治语境下生存，要顺应并借势国家文化战略，同时跟地方经济利益也可能产生冲突，个人毁誉，恐怕都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利益意涵，拆迁、官司、举报、文化输出，种种博弈之下，释永信的个人故事，恐怕越来越难以接近了。

看到孙旭阳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他梳理的几个故事颇值得玩味，先是释永信被黑事件，有网帖声称他嫖娼、海外存款几十亿，少林寺到当地公安局报案，但警方不立案，双方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后来少林寺借助上层压力，警方介入侦查，但只发现最初的帖子来自于外省一个网吧，没有查清发帖人，不了了之。少林寺请当地官方帮助澄清，地方领导交给了宣传部门，但宣传部门得出的意见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发声渠道，并不能承担为某个人名誉背书的责任。”因此，地方政府并没有给少林寺官方的支持。而少林寺也因为景区管理等问题，不时在媒体中批评地方政府，一些知情官员向孙旭阳抱怨，少林寺一直说自己的弱势群体，可永信求见中央领导，通道比地方官员畅通得多，“他见了大领导咋说地方，谁知道？”当释永信希望官方帮他澄清的时候，“可我们又不是国际刑警，你在海外有没有存款，有多少，有没有私生子，我们根本搞不清楚，又咋能公开说你没有？”

少林寺与地方政府的互信就这样渐渐丧失，也才有了2013年11月，少林寺提起诉讼，状告登封市嵩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违约，要求后者支付近5000万元的门票分成款，冲突到去年9月，甚至达到少林寺塔林外，几名穿僧衣的男子拉着一条横幅，“少林门票70%去哪儿了”，这样的质问显然加剧了少林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这场官司至今也没有下文。加上港中旅介入景区经营，博弈的力量越来越多，情势也变得愈发微妙起来。

追问少林寺到底是谁的？似乎很容易确定，理论上，庙宇的产权归国家所有。但是在管理和使用的权利上，地方政府与寺庙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地方政府更容易得到中央授权进行直接管理，但是按照“僧人治庙”的传统，少林僧众是少林寺的主人，加上释永信大和尚作为中国佛协副主席、人大代表等身份，地方政府认为他可以“上达天听”，在实际治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又拥有更多的资源支配能力，种种的错位和纠缠，少林寺的产权一直是一个难以厘清的问题。

寺院作为宗教场所，应该归属宗教人士，同时著名寺院往往是旅游资源，因此又不得不从属于地方政府的管理。单方面的强势容易协调和疏导，一旦双方都强硬起来，双方的纠缠就变得复杂起来。少林寺在宗教场所和旅游资源两重身份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文化符号的身份，所谓“禅武”的定位，让少林寺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外交、文化交流的工具，甚至承载了中华武术的重要内涵。这让少林寺比法门寺、灵隐寺等寺院更加特殊，就功能上远远超过了宗教生活和地方旅游创收的范畴，寺院因此拥有更多话语权，也让博弈变得更加复杂。谁的少林寺？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回答起来。

利益、群氓、反智——末法时代，一声叹息

少林寺将方丈屡次被“黑”，归因为“得罪了一些有权势的人”，这样的结论似乎有些模糊，恐怕难以获得全面的认同。毕竟少林寺的寺院运营方面，有很多与商业结合的成分，褒贬不一，这种在文化、商业上的扩张，很难通过现象来推导动机，佛教讲“发心”，其中的发心既有可能是为了佛教、禅文化的推广，也有可能是为了商业利益。此时，诛心之论似乎不妥，网络上因此毁僧谤道的言论近乎于反智。而对于永信大和尚的疑问，有待于真正的权威调查，然而谁来确认事实？地方政府？公安机关？媒体？专家？要么因为角色定位不适合、要么因为利益纠缠而分外暧昧、要么因为公信力丧失而无法取信，如此一来，为了迎合网络群氓的二元论判断，“抹黑”只需振臂一呼，“洗白”近乎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