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到波士顿海岸上时，于虹（化名）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6点半起床，分别给孩子和丈夫准备西式和中式早餐。一切安顿妥当后，匆匆赶到公司，喝一杯咖啡，吃口面包。

波士顿的7月不是太热，但最近于虹的心情却总有些烦躁。远在中国的父母身体每况愈下，她常常在梦中听到老父亲的呼唤。

终于，噩耗传来。于虹怀着深深的遗憾回到国内。

“我们在美国的生活还算稳定。”

于虹一家目前租住在波士顿一栋带花园的独栋别墅里，有两辆车。

多年的美国生活，使于虹一家已经和众多美国家庭差别不大，每天生活很有规律。一家人共度周末，或是去海边玩耍，或是去健身俱乐部，儿子则在学习钢琴和冰球。

他们已不再习惯于中国人所固有的周末与朋友一块儿吃喝玩乐，只有在传统的重要节日，如春节、中秋节时，才和同胞朋友一块儿相聚。

“在美国，孩子入托、上学都很简单。”于虹的儿子黄天一在美国出生，今年十岁，读小学三年级，班里的学生人数不到20个。

美国学校的教育和中国差别很大。美国的教师对学生很尊重，甚至不能对学生大声吼。学习内容也很简单，基本上是娱乐教育。“国内孩子上学则要复杂一些。”于虹说自己的一个朋友，前几年回国了，现在孩子也上小学。请吃饭、送大礼，最后还是因为名额有限，被调整到了一般的学校。提及孩子的上学问题，朋友总是唉声叹气，似乎衰老了许多。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没有了，中国人超强的适应性使许许多多的“于虹们”基本融入了美国社会。而宽松的教育环境、舒适的生活，则使得他们有些“乐不思蜀”。

“我们其实是为了寻求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来美国的。”

去美国前，于虹两口子在北京工作。于虹就职中央电视台，爱人黄永清从清华硕士毕业后，在当时的电子工业部六所工作。

1998年，黄永清前往美国攻读计算机辅助设计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波士顿做过软件设计、数据库等相关工作，几经变换。

2001年年底，于虹随后来到美国，出于对申请奖学金和工作的考虑，她选择了一个偏向统计学的专业。毕业后，于虹进入一家数据公司（数据联盟公司）工作，直至现在。

两口子还算幸运。在美国，计算机行业的收入属于中上等，算是中产阶级。“比较热门，待遇较好。”于虹坦言。

和大多数留美的中国人一样，于虹夫妇通过超出常人的努力，逐渐在美国站稳脚跟。

然而，于虹一家在美国却一直是租房生活。

“以我们现在的经济收入，在美国买房子也不是个问题。”单就生活的幸福指数而言，美国优美的自然环境，单纯、透明的人际关系，安静舒适的生活，都很适合颐养天年。

但毕竟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国内，而随着年龄增长，父母日益衰老，一周一个电话，每年一次的回国探亲，似乎也难以抵挡思念之情。

最近这次回国，于虹本计划是探望父母并为外甥过生日的。但老父亲突然故去，生为人女，不能在父亲弥留之际守候在病榻，总是非常遗憾。

他们就像是奋力翱翔的风筝，孝道则是牵着他们的那根线。中国人叶落归根的思乡情结，实在难以免俗。年龄越大，“于虹们”思乡的情节就越“顽固”。

“我们这些‘未归’的中国人聚到一块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国家的人才政策。”于虹说。

于虹对国内人才市场的状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在她眼里，目前市场已趋于饱和，国内众多的本科生、硕士、博士找工作都很困难，海归要想在国内找到一份待遇丰厚而又理想的工作同样很困难。

“在美国扔掉工作，回国又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一破一立，难下决心。”

于虹周边几个朋友的故事也对她影响很大。

于虹认识的一位海外学者，在美国看到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网上招人的信息，觉得比较适合自己，待遇也不错。再加上这位学者在国内上学时就梦想进入该校，觉得有机会能到这里工作很不错。于是慨然辞去美国的工作，挈妇将孺毅然归国。

但回国后，该校答应的条件却变了，不仅待遇缩水，工作环境也远不如此前承诺的。重回美国已无可能，权衡之下只能屈就于京城里一所一般高校。

除了高校，国内的私企也是如此。有一位海外学子，在网上签约了一家国内的民营企业。可回来后，条件却变了，即使有着白字黑字的合同。那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却说，哪能那么当真呢？情况在不断变化。

国内某些单位吸纳人才的政策多变，使得“于虹们”不敢轻易试水。 这是“海未归”们普遍的观望和疑惑心理。而国内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也使海外学子难以适应国内的人际生态。

在国外生活多年，海外学子建立了牢固的重契约观念，已经不太理解和适应国内的游戏规则。再加之气候环境、子女上学、医保等等问题，都使他们裹足不前。

于虹学不来一些“聪明人”的做法，也不屑于这么做。

在她身边，就有这样的“半归”，深谙游击战术之道，先把妻子儿女留在美国，只身回来。如果形势好，就把妻、子接回来；如果感觉“上当”，立刻抽身走人。

此次回来处理完家事，于虹还预备多停留几天陪陪母亲。但想到远在美国的爱人和孩子，也是放心不下，越洋电话每天一个。

如此看来，于虹，也真是不容易。

来源：《科学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