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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两个以“G”开头的关键词的基础上,即“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前者将两国联系在一起,后者却将它们分开。
中美经贸:40年深度融合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随后,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40年来,中美经贸合作硕果累累,中美两国智库2013年6月共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到2022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并取代加拿大、墨西哥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届时,美国对华出口预计将超过5300亿美元,是目前规模的3倍以上。不断发展的经贸关系在两国关系中长期发挥着“压舱石”和“推进器”的作用。如今,中美关系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和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约为3684.3亿美元,进口额约为1525.8亿美元。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使中国成为美国公共债务的最大持有国,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13年12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经达到1.27万亿美元。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地,也是美国飞机、汽车等的重要出口市场。中美交流基金会2013年6月4日在北京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未来十年,中美经贸合作将使双边关系相互依赖程度继续加深,并为彼此带来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
除了贸易的发展之外,双向投资也取得了快速发展。2012年,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达到创纪录的65亿美元。2013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在美国的55个绿地及并购项目的直接投资额达到创纪录的122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占总额达74%。目前,在中国的美资企业超过6万家,投资规模超过700亿美元。
虽然两国在全球化领域内也存在竞争,华盛顿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与中国在东亚的一体化和贸易动向是逆流而动的。但总的来说,全球化对两国的凝聚作用远大于分离。
在过去半年里,习奥“庄园会晤”和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举行为2013年的中美关系带来了许多“正能量”。双方领导人在这些场合表现出的规避冲突、积极寻求合作的态度,说明中美关系已经逐渐成熟稳定了下来,一向严肃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甚至把双方的这种合作努力称之为“多年来我们在中美关系上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但是在地缘政治方面,所有因素都在使两国分道扬镳,甚至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两个主要地区和一个深层次原因造成了这一局面。中国东海和南海就是这两个主要地区。在东海地区,中国和日本的钓鱼岛之争使这两个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爆发有美国卷入的军事冲突的隐患。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丰富的石油资源和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奥巴马亚洲行中美关系受考验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正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进行正式访问。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亚洲之行,奥巴马并没有将中国列入其中。奥巴马意在加强美国与亚洲盟友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而在这一过程当中,美国如何处理与盟国,以及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倍受瞩目。从这一角度来讲,奥巴马此行也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又一试金石。
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对地区和世界格局的走向发挥着深远影响。而美国自2009年提出“重返亚太”以来,中美关系变得更加敏感而复杂,中美关系一直在曲折中前行。特别是在东海、南海领土争端爆发以来,美国在中国与各相关国家之间进行“平衡”,而实际上,美国意在挑动其亚太盟友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牵制和遏制中国,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提升的影响力,从而重新恢复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力。
对于此次奥巴马的亚洲之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说:“总统的亚洲之行是一个重要机会,它将强调我们对亚太地区的持续关注。”她并表示:“该地区非常需要美国的领导。我们的再平衡战略包括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各种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利益。”
美方的这种公开表态,将奥巴马此行的用意明白无误地展露出来。即美国需要重新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涵盖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等多领域,而重新树立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力,正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主要内容。
美国全方位介入亚太事务,不可避免地会与实力日渐提升的中国发生矛盾。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博弈,使中美关系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变数。而目前亚太局势总体上并不稳定,包括朝鲜问题、东海及南海领土争端问题此起彼伏,美国在亚太事务中的角色,必然会受到中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高度关注。
钓鱼岛问题令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此次奥巴马将日本作为亚洲四国之行的首站,以此凸显美日不同寻常的同盟关系,这对中国来讲明显是一种战略牵制。此外,奥巴马对韩国的访问,主要是为了纾解韩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韩日这两个美国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尽可能保持关系稳定,促进相互之间的战略协调,而其背后的意图更是为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
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最直接、最可利用的战略棋子毫无疑问是韩国与日本,而朝鲜问题当然还牵涉到中国,因此,美国进一步平衡与加强韩日关系,不仅在于对付朝鲜,更是意在牵制中国。
而奥巴马对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访问,更是意图增强在东盟的影响力。马来西亚与中国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但最近马航MH370失联事件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中马关系蒙上阴影。而奥巴马在此时访马,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好机会。而菲律宾则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铁杆盟友,更是对抗中国的急先锋。
奥巴马不但要继续强调美菲同盟关系,而且两国还将签订防务合作条约,这对菲律宾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定心丸,同时对其他东南亚国家也透露出重要的政策讯息,即美国不仅将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外交关系,同时更会加强对该地区的军事、安全介入。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美国都要树立更强大的地区主导力,从而达到对中国“战略平衡”的目的。
中国和美国之间这种对抗状态的深层次原因很简单,从本质上来说可以追溯到一个古老的国际关系原则,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有大国,而现有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以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因此两者之间的冲突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当前的力量较量就以各种形式体现出了这一现实。
“新型”中美关系需克服五大障碍
尽管中美两国间交往频繁、相互依赖,尽管大多数中国和美国分析人士都相信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但新型关系仍遥不可及,根本原因在于互不信任。而在不信任情绪背后隐藏着两国不同的自我认知和国际地位所造成的全球视角巨大差异。
美国州立波特兰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梅尔•格托夫撰文指出,中美“两国协调”至少有五个障碍。
一是彼此对国际责任不同的看法。2005年,时任小布什政府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克建议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领导人和外交政策专家则喜欢称中国为负责任的大国。他们表示,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将打破崛起中国家向主导力量争夺最高地位的模式。他们质问,美国单方面干预中东和中亚局势、在与朝鲜(最近还与伊朗)的谈判中态度强硬、未能管理好本国的金融,它能谈什么全球责任?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二个、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绊脚石是中美两国的不同自我认知。
第三个障碍是冷战残留影响。中国分析人士经常指摘美国的“冷战思维”从根本上妨碍了关系改善。
第四,两国之间仍有很多沟通方面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了对国际“责任”的定义,此外,“遏制”、“霸权”、“合作”和“磋商”都充满了政治上的歧义。
中美关系的第五个障碍是军事力量不平衡。虽然有些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军事能力方面正赶超美国,但事实上,几乎从每一个军事力量指标来看,美国都遥遥领先于中国。
因此,谈论“新型大国关系”为时尚早。现如今,没有哪位美国领导人会打算与中国共享领导权,因为那等于承认美国领导亚洲、太平洋和全世界的时代结束了。
中美关系的历史表明,如果它是积极的、双赢的,那么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状况的影响也会是积极的。于是人们要问:中美两国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紧张、增强信任和扩大合作基础呢?
首先,美国的军事规划应当改变。美军重心向亚洲转移的“再平衡”和致力于“海空一体战计划”的做法显然是针对五角大楼所称的中国大陆对台“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作者认为,很难看出新的美军部署会有益于韩国、澳大利亚、日本或东盟在与中国保持积极关系方面的长远利益。
其次,中美两国应当牵头为东北亚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对话机制。
再次,建立一套能防止危险对抗事件的中美行为规范会大有裨益。
文章指出,人们常问,21世纪会不会属于中国或美国?这个问题其实问得不对。正确的问法是,世界领导人怎么才能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合作性安全框架为解决最严重的人类安全问题奠定基础?假如中美两国能就合作性安全达成共识,那它们就都能够自称负责任的大国。
总而言之,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会在两个“G”的动态紧张氛围之中发展,但是到了地缘政治超越全球化的那一天,和平的日子也就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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