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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附图一张，是平台主当斑竹时发起的投票。参与人数不多，综合却反映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梦想。

但是再回忆一下在平台刚开始时候写的第二期的实例——

A是我高中的学霸同学，年级前一百，上课认真听讲下课仔细完成作业。是典型的乖乖女、好学生，说白了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她曾经三个小时的晚自习只做一道数学题就是为了彻底学会一个概念，也曾经在大家应急灯都没电的时候拿宿舍座机的小绿荧光屏幕凌晨四点照着写作业。她认真勤恳、踏实好学，虽然我们不经常聊天但关系不错。在学期中期由于压力越来越大，我们都经常讨论以后选文理科的问题。她理科成绩不错但是其实挺明显没有天赋（这种东西很神奇，我不会的数学题班里有男生就是能一看就知道该怎么转换，问他们原因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只说是直觉）但是她还是毅然决然告诉我他一定要选理科。我很诧异，因为当时她的表情、语气都非常坚决，但是问原因却是因为她父亲想让她学理。不禁哑然。于是问她那你学理以后想读什么专业？将来想做什么工作？她摇头，一概不知。

B是我以前出去参观时候认识的清华学生，了解不深，只知道他高考成绩优秀、专业十分有前途、家境不错、人也一表人才。在我们对于他的大学表示倾慕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清的本科至博士都太水了，有条件还是出去读吧。包括去年联系的时候他也表示出了对于他们学校的不满，告诉我他计划出国读研了。而现在，现在他在国外一流名校读书。

C是我的学姐，住的离我家很近。她的话说的清楚明白，高中压力太大她没时间去学德语，只能先【应付】高考，等到大一后立马去德国读书。

D是我们群里的学生，用开玩笑的口气截图给我们看他全部都是补考、重考、缺考的大学成绩单，告诉我们他今年为了毕业花了多少钱买学分、给老师送了多少东西来混一个通过。

【全文见第二期[浅谈]我为什么选择了出国留学2】

其实选6的19.16%人不少都阐述了被逼无奈这样一个事实——谁愿意被拘束在一处做强制的任务呢？于是被逼抄作业；谁愿意一排名在最后呢？于是被逼作弊；谁愿意在拼命三年后却在该学习时放纵四年呢？为了梦想，却也是被逼无奈——出国。

最后分享给大家一部分资中筠老师写的关于学习的文章：

“我上学时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最近碰到郑也夫先生，他写了很尖锐的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批评中国当前教育。

　　 现在我孩子长大了，家里没有小孩在上学，因此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我所听到的，父母有小孩上学的，都是纠结得不得了。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就回头想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过去教育是很不普及的，农村有大量的文盲，大量的小孩是没有机会上学的。城市里的小孩大多数可以上学，起码上小学，择校问题没有那么严重，都是在自己住的区里上学，如果到远处，父母哪里有时间老远地去送孩子上学，所以都是在所谓的“弄堂小学”就近上学。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很不自然。教育应该回归人性，应该引发孩子自然的创造力，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外国的教育机构就觉得我们特别奇怪，“三好学生”，哪有一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别的学生，这个学生有这个长处，那个学生有那个长处，怎么就有一个学生或者几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这是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我们那时候当然也有考第一、考第二、总的平均分这样的统计，我们班也有学生特别棒，所有功课年年考第一，全面发展。大多数学生是这科好，或是那科好。经常考前三名的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就那么了不起了，比别人高出很多。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方式是很自然的，当然碰见老师好的那堂课自然就特别喜欢。我当年碰到几个特别好的数学老师，讲的太好了，我们自然而然也被吸引进去，所以我中学六年最好的功课是数学。我当时上的学校是天津耀华中学，师资确实很好。因为校长（赵君达）很好，当时留美归来，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在北洋大学（今天的天津大学）做教授。后来自己愿意办中小学，一共十二年，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来办学，然后他就应聘到耀华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英工部局（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学校，英工部局是英国在英租界最高的行政机关。解放以后说外国人办学校是为了搞“文化侵略”，其实相反，是住在英租界的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工部局提意见，说你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应该为这个租界做点儿好事。什么是好事儿呢，最好的事情就是办一个学校！所以是他们出钱办的学校。这个学校建筑和设备确实比较好，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1976年唐山地震，天津也地震得很厉害，就那个学校巍然不动。学校当时还设有实验室、大礼堂、室内体育馆。很少有中学有这样的设备的，所以我们当时的全市运动会总拿第一名。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我的体育很糟糕，一直都不太好。校长赵君达当时亲自口试请来的教员，师资确实是一流的。但这位校长1938年被日本人暗杀了。学校是在英租界，日本占领天津之后，不能进来。太平洋战争之后，英国也成了日本的敌国，日本势力才进入租借。太平洋战争之前，英国和日本并不是交战国，所以我们的学校不受日本、伪教育局的管制。但是日伪已经施加压力，要校长改变教科书。赵君达校长还接受了南开中学的学生，办了一个特殊班，我们下课后就把教室让给南开学生来上学。因为当时南开中学不在租界内，被占领后，南开大学随着西迁，中学还没搬过去，那些学生就失学了。日本人借口里面有抗日分子，不允许他办这个学校。怎么威胁他都不服从，最后就真的派特务暗杀了他。我那时是小学二到三年级的暑假，大家印象都很深，我很有幸在这样一个学校碰上这样一位校长。他去世之后，继任的校长也很不错，原来的传统还是继承下去了。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点（不仅仅是这一所学校的特点，我觉得过去的学校基本上都这样），没有现在这么势利眼，对谁谁的孩子在哪个学校那么关注，当时区别没有那么大。天津有一个特点，很多过去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都在那里的租界上当寓公。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这一类的。徐世昌的侄女还有袁世凯的孙女都跟我同班，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知道，有人这么说，但也没有人注意，没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还有很有钱的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很贫穷的孩子，衣服还有些补丁。都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那时候的社会至少在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我特别不喜欢现在社会趋炎附势的态度。那时老师也很敬业，从来没有给老师送礼的，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幼儿园的费用比大学高很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小孩的教育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允许生两个孩子了，好多人都不敢生两个孩子，觉得一个孩子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父母辈，从前一家子生好多小孩是常事，一家有六七个小孩在我的亲戚朋友里是很平常的。一般的工薪阶层，所谓的公教人员，几个小孩也都能上学。不少人经济有一点儿紧张，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甚至会去借一点儿钱，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但是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负担重。特别是在知识界，小孩都是可以上大学的。那时候大多数是私立学校要交学费。但公立学校真的不用交费，这个很清楚。比如一个县、一个市都有县立或市立中学、小学，都是完全不交学费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质量最好的。因此贫寒子弟只要凭成绩考进去，就可以上学。

　　 我就觉得纳闷，现在上学的费用怎么那么高。现在人的收入情况，从城市来讲，平均应该比以前高。当然在抗战之前，1937年以前，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我记得好像是陈明远写过一本书，计算当时城市里的中产收入，比如鲁迅他们收入好像都还比较高。那是在抗战以前，一九二几年到一九三几年，确实是这样。抗战开始以后就每况愈下，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四十年代，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就相当低了，生活拮据。但小孩上学的问题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吃不消。现在幼儿园的费用都比大学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需要像郑也夫先生这样的社会学家来寻找社会原因、制度原因。我们从前上学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等到上大学之后，如燕京大学、沪江大学这种私立学校学费确实比较高。这种学校，一般中产以上的家庭才出得起学费。但是它们也有奖学金，成绩好自然就可以免学费，另外家庭贫寒也可以申请。但是国立大学是绝对不要钱的，比如清华，一个子儿也不交，只需交饭费。还设有助学金，家庭贫寒的学生饭费可以免，当然伙食非常糟糕。当然这里面把农村排除在外，必须说明这一点，那时贫困的农民是上不起学的。但也不是绝对，也有人到农村去办学。那些有志之士，像叶圣陶这样的就到农村去办学。现在我确实觉得很纳闷，抚养一个孩子的费用怎么就那么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2014.8.7= =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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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期部分资料源自网络

【图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