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上哈佛的美国“傻”学生——何谓好大学?,美国留学微信公众号文章

世界上有许多大学，但真正能够称得上是好大学的并不多。在美国，对一所大学的最高评价，是说它是一所好大学。

好在哪里呢？

首先，学生愿意去。一所学校申请的学生越多，说明它在家长和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越高。因此，许多大学把录取率——被录取学生占申请学生的比例——视为学校声誉的重要标准；

其次，教授喜欢去。世界上的顶尖高手就那么多人，他(她)们到了哪所大学，就说明哪所大学的水平高。因此，每一所大学都使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吸引最优秀的教授加盟，同时，还要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好教授不要被别人挖走。前一个还相对容易些，要做到后一点真的很难。不需要任何机构的评估和排名，这两条标准都在人们的心里。人们“用脚投票”，选择他(她)们喜欢的好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位去年刚刚入学的小朋友迈克。我问他为什么要选择芝加哥大学，因为他也同时拿到了哈佛等其他顶尖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觉得我这个问题提得很奇怪。想了想之后说，因为芝大是好学校啊！

这个答案显然不能令我满意——好学校多了去了，哈佛、斯坦福不也都是好学校吗？于是我接着追问：你说芝大好在哪里？迈克说，这里的人都很有趣。不像有些学校的学生，看上去就像家具——表面上挺好看，但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有一位去了斯坦福大学的同学，就是这样很无趣的“家具”。我又问他，你也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为什么最后没有选择哈佛？迈克说，哈佛课程的难度和挑战性没有芝大的强。

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学生的选择。和中国学生不同，他没有根据名气去选择大学——在许多大学排行榜中，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排名都要比芝加哥大学高。他也没有根据城市去进行选择——波士顿和旧金山位于东西海岸，地理位置要比中部的芝加哥好得多。他甚至没有根据专业排名去选择。实际上，中国学生选择大学时主要考虑的就是学校的名气、所在的城市和专业，目的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但迈克选择学校的原因是有趣。这的确是芝大的特点。这所大学的有趣甚至达到了古怪的程度：它的入学申请要求就是无数怪诞不经的作文。从这个意义上说，迈克和芝大都选对了对方。

迈克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在我和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哈佛就是一所圣殿，只有它拒绝别人的份儿，怎么会有学生“傻”到不选择它？但在美国，学生并没有非哈佛不上的情结——许多人甚至不喜欢哈佛——这样的“傻”学生还真不少。一位住在波士顿的朋友的孩子，今年获得了耶鲁大学的优先录取通知书，最后很不情愿地在妈妈的逼迫下在报名截止的那一天申请了哈佛并被录取。他妈妈这样做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和耶鲁相比哈佛更好或更有名气，只不过是因为哈佛离家近而已。

斯坦福大学同样是很多中国学生的梦想。2013年，申请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38828人，其中华裔学生的申请数量增长很快。在很多美国教授看来，这样一所位于加州的大学，气候条件这样舒适，办学经费如此雄厚，理应成为最顶尖的大学才是。但在他(她)们的心目中，斯坦福大学似乎还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原因在于，他(她)们认为，斯坦福的工科色彩过于浓厚，与工商业和大公司的距离太近，虽然培养出了数量众多的亿万富翁，但却因为急功近利而变成了一所“失去灵魂的大学”。

在美国高等教育界，人们往往把MIT比作猫，而把斯坦福比作老虎——猫曾经是老虎的师傅，斯坦福本身就是按照MIT模式创办的。今天，MIT的教师数量大约只有斯坦福的一半，办学基金只有斯坦福的三分之一，而且两校的专业高度重合，波士顿的夏天很热，冬天还有暴风雪，按理说，MIT的顶尖教授们还不都被斯坦福用重金和加州的阳光吸引过去？但事实上并没有，个中原因令人玩味。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一所很特别的大学。它所在的城市芝加哥，治安状况是出了名的差。在一些街区，人们大白天出门时身上至少也要带上20美元，用来应付抢劫，而且还不能只放在一个兜里——20美元是购买毒品的最低金额，多放几个兜是为了防止二次被抢——当然，由于学校投入了巨大力量加强安保，芝大校园内还是很安全的。近年来，美国资源大量地集中在东西两个海岸，再加上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地处美国中部的芝加哥在经济上的活力和竞争力日渐消退，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但即便如此，芝加哥大学仍然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2013年，申请它的学生数量是30369人，录取率为8.81%。

一所好的大学，一定是一所有灵魂的大学。有时候，卓越和有灵魂不一定是一回事。一所卓越的大学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是有灵魂的大学——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结论很可能恰好相反。

曾在哈佛大学任教长达30多年的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写过一本发人深省的著作——《失去灵魂的卓越》，深刻分析了哈佛大学是如何在从一个教育机构蜕变成一个商业机构的过程中逐渐忘记了自己的教育宗旨的。在我看来，刘易斯所谈的“灵魂”，其实指的就是大学引领社会的思想。

今天，当中国的大学越来越醉心于发表了多少多少篇SCI论文，获得了多少多少个奖项，引进了多少多少各种各样的计划中的人才时，却常常忘记了，当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大学为人类社会，特别是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贡献了多少有价值的思想？大学是否通过教师的教学活动改善和提高了学生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并进而通过教师和学生的活动和言论引导和影响了社会的价值观？大学是否依然履行了作为大学之所以存在的教育责任？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非技能培训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大学生产思想和有思想的人，这意味着大学必须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警惕性距离，必须要引领社会而不是被社会牵着鼻子走，更不应当盲目地迎合当下社会某些明显不理性的需求。当社会热的时候，大学反而应该冷一冷，甚至故意去浇两瓢凉水，哪怕会因为暂时的冷而丧失了某些所谓的“时机”。对于以百年计龄的大学来说，时机永远都是存在的，区别只在于当它来临的时候，大学是否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事实上，除了大学之外，没有任何机构能够承担起这样“冷眼旁观”的任务。因此，如果大学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自己的这一责任，社会就会因为失去思想上的源泉和动力而可能陷入停滞。

反之，一所有灵魂的大学一定是一所卓越的大学。芝加哥大学之所以被认为是好大学是因为它生产思想，也生产有思想的人，是美国最重要的思想家的汇集地，拥有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它最辉煌的时代，堪称群星璀璨，形成了在各个学科中著名的“芝加哥学派”。近年来，由于年事已高，众多大师一个个离世——去年是罗纳德·科斯，今年是加里·贝克尔——这是芝加哥大学最惨痛的损失。但这些大师们毕其一生所营建出来的精神传统，却像芝大图书馆门前的雕塑一般历久而弥新。

这是一所自由宽松的大学。在芝大，没有人要求教授一定要做出什么科研成果，但一定要上课。因此，系里某个教授半年见不着一面，没有人觉得奇怪。有的教授五六年不发表一篇文章，也很正常，没有人会去督促检查。每个人都很从容，很有耐心，彼此之间充满信心和信任。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教书和写“传世之作”上，很少去花时间写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学校对此也无要求。

科斯从1964年起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直至逝世。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只写了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而且有些几乎不能被称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至少形式上不“规范”——充其量只能算是学术随笔。然而，就凭这一两篇文章，科斯就建立了一个学科，开创了一个学派，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讨论、引用他的“交易费用”概念，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这个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

奥巴马在芝大法学院任教的12年里，也没有发表任何学术成果。然而，正是在这样一所对教授几乎没有要求的大学，却产生了费米、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哈耶克、杜威、亨廷顿、波斯纳，以及周培源、吴阶平、叶企孙，等等，数也数不清的思想家和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师。据说，在芝大经济系流传着一个笑话：如果允许芝加哥大学独立建国的话，那么该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二大国。

这是一所民主平等的大学，实现了真正的“教授治校”。在芝大，一个教授的影响力有时候要比校长大得多。校长决心要干的事情，如果教授们坚决反对的话，一定做不成；反过来，教授们支持的事情，校长即使持反对意见，多数情况下却能做得成。我曾问过芝大的一位教授，为什么他喜欢这里而不去别的大学，即使别的大学所提供的条件要优厚得多。他告诉我，在芝大，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但在很多大学——包括那些被认为是最顶尖的大学里，则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是芝大有别于其他大学的最关键的地方，也是它无可替代的魅力所在。

也许从芝加哥大学的办学风格中，我们可以窥见到好大学的一丝真谛。做到了这些也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好大学。这也许正是中国大学应当为之努力的方向。

(本文来自新浪专栏，作者：秦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