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5月12日发表题为《中国财富的四个C》的文章，作者为沃纳·布朗。文章称，关于中国的对话长期以来一直未问到几十年经济的迅猛增长是否扩大了贫富差距。英文媒体现在更可能关注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否只是跟美国一样，还是已经和拉丁美洲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一样，成为全球社会分化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像许多大国一样，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地区性的。在任何一个中国通的词汇书里，“富裕的沿海省份”和“贫穷的内陆地区”都是常见的说法。大部分关于中国地区贫富差距的英文讨论就止步于此，或者至多专注于中国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差异。忽视更细微趋势的风险显得很突出，因为中国的许多省份从面积和人口看都比很多国家还要大。

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收入差异实际上可以用几个模式来解释。以下是作者总结出的四个首字母为C的单词：

1.城市（Cities）：

对于了解中国惊人的城乡差别的人来说，财富的这个组成部分很可能是显而易见的。统计显示，农民的收入只有城市居民收入的1/3。城镇化的水平在决定一个行政区是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人们似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大规模的城镇化是解决中国地区差异的关键。但这种希望也许是错误的。即便只看城市的收入，中国仍然是不均衡的。

城镇化无疑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但地区差异还存在其他必须认真研究的原因。

2.沿海地区（Coast）：

沿海地区的优势真实存在。在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这种现象是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享受的特殊投资和发展政策推动的。太平洋沿岸的数十个地级行政区中，有30多个高于全国平均收入，中国10个最富有的地级行政区里有8个分布在沿海地带。

“富裕的沿海省份”这样的说法并不恰当。在沿海省份中，只有浙江省的每一个地级行政区的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份都至少有几个地级行政区表现不佳。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广东为例。其财富高度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都市群，周边内陆地区则相对贫穷。统计数据显示，广州、深圳和东莞等珠江三角洲城市加在一起，居民人数占广东省的相当大一部分，这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生活在欠发达的外围地区。

3.省会（Capitals）：

几乎无一例外，中国的省会无论从人口和经济规模看，都是各省和地区的最大城市。因为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地区总部所在地，它们还拥有接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和完好的基础设施，这使它们成为流入投资的第一站。这种投资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使这些省会拥有大量高收入城市居民，从而往往成为相对贫困的海洋中富裕的小岛。

即便这些省会未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跟其管辖的贫穷的地区相比它们仍有优势。每一个省会都比该省或地区的平均水平富裕得多，福州市居民的收入比福建省平均水平高11%，西安市居民的收入则几乎是陕西省平均水平的两倍。

4.煤炭（Coal）：

在这里煤炭不仅仅指煤炭，而是指更广义的自然资源。但是煤炭的确可以解释最有名的例子：位于戈壁沙漠旁一块荒凉土地上的鄂尔多斯，因为拥有大量煤炭资源，就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城市。同样因为有丰富的资源，位于贫困地区的其他几个中等城市也很富有，例如新疆的克拉玛依、内蒙古的包头、黑龙江的大庆、青海的格尔木以及四川的攀枝花。

仅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不能确保高收入——看看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就能明白这一点——但是在贫穷、人口稀少的地区，自然资源可以推动采矿和服务部门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并提高个人财富。

从地级行政区的层次研究中国的贫富差距很重要，即便只是为了更近地看一看中国贫富差距的状况。也许没有能够保证致富的方法，但这些数据至少可以说明哪里致富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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