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些文化一直延绵至今。这种传统的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虽然两千多年来经历了种种艰难、受到外来文化的一次次的冲击，但是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外来的任何文化似乎都难以动摇它的地位，难以成为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什么样的魔力？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看看的。

我们的文化有一个强大的传统，那就是“实用”，也就是“功利性”。我们需要的是有用的东西，拒绝任何虚无缥缈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即使外来了这样的看似“纯理论”的东西，我们也要给它找到用处才行。

众所周知，孔子有一句名言“未知生，焉知死？”，因此他老人家“不语怪力乱神”，儒家是一个非常入世、非常讲究实用的思想体系。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以仁义为中心的礼制世界，后世的儒家更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终生的奋斗目标。所以，他们是最讲究实用的。

即使是许多人认为是主张道法自然，提出无为而治、崇尚贵虚守雌的道家思想体系，其实也是最崇尚实用的。老子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不管是有也好、无也好，最终还是利和用。

有人说，过去的人在朝时是儒家，下野了就兼提倡道家。这样，不管是在朝还是下野，他们所讲究的都是实用。

这样，凡是中国的学问都是实用的。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在物质上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在实用技术上也是先进的，只是到了近几百年才落后了。

由于我们强调实用，我们积累了许多实用的知识，因而我们有很多今天被称为科学知识的东西。我们讲究的是“学以致用”，所谓学以致用，首先是强调学问是必须要有用处的，那些没有用处的说法不能算是学问。例如，那些讨论白马与马有哪些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的东西就看不出与吃饭治国有什么关系，就不能算学问。因此，我们的祖先在逻辑学方面就欠缺得很，说起话来也往往不合逻辑。他们只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伦理道德。

我们的祖先也很有些数学知识，我们很早就有了算筹这样的计算工具，而且能够把圆周率计算到精度很高的地步。但是，我们对无穷长的直线、没有厚度的平面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更不讲什么证明一类的东西。因为证明不能当饭吃。

我们的祖先也有很好的天文观察记录，对于天上星星的位置、亮度都观察的特别细致。不过，我们的观察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偷窥天意。因为我们相信天人合一，天文的变化是老天对我们人事的暗谕，人们是否能够看懂是另一个问题。所以，这看天这样的事情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认真地做的，与上天交流是最高统治者的专利，只有受他委托的人才能够做这件事情。别人去做，就可能有一点危险。天上星星的位置，我们可以测得很准。但是它们只能是在圆圆的天上，盖在我们方方的大地上面。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没有人去测量它离我们有多远（连孔子都不知道，何况我们，谁能够超过他老人家），更没有人去根据祖冲之先生的圆周率计算一下太阳的运动速度，因为那都是没有用处的事情。

与数学和物理学知识密切相关的音律（用现在西方语言说就是声学知识）我们也有很好的了解，不过，那不是引导人们游戏淫逸的，那与国家的礼制有关。音调的是否准确关乎国家的治理。至于私下娱乐，那倒不妨用夷狄传来的乐器。

至于今天所谓的化学知识，也是不少的。因为这些知识有用处，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发酵、酿造之外，最大的用处是炼丹，那可是令人长生不老之物，历史上的皇帝基本上都喜欢那东西，当然，死于丹药的也并非个别。虽然前有所赴，人们会以为那是所用非人、非法，照样后有所继。也有一些用于了想发财致富，只不过到头来发财的只是几个骗子。

要说理论的东西，我们的祖先也有，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就是阴阳五行。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变化无穷。它又是实用的，可以用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用到治国的每一个措施。人刚生下来，其生辰八字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不过，也不是绝对的不变。只要肯花钱，就可以利用各种办法趋利避害，当然也有花钱较少甚至几乎可以不花钱的，例如起一个好名字就是一个办法。将来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是读书走路、升官发财都可以运用这个理论，占卜算卦，办法多多。直到找到一块好的坟地，以便使子孙后代都沾光。

即使是外来的宗教，到了我们这里也必须与我们的实用原则相结合。土生土长的宗教更是从根上就是讲究实用的。给佛、菩萨烧香并不是白烧的，总要有点目的，就像给官吏们送上银子一样。或者让大慈大悲的菩萨来救苦救难，帮我们渡过难关、或治愈一个顽疾，或生下若干个大胖小子之类的。也有烧香让天上的文曲星来帮助我们考试顺利，将来好出人头地的。烧香许愿得到了满足，将来就回来还愿，就如同人间借贷一样，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千百年以来，这样的“实用主义”已经根深蒂固，或者说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之内，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之中。

当赛先生来到我们这里时，还是个新鲜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格致”。当时的读书人没有不知道“格物致知”这个词语的。虽然西洋人研究的是“奇技淫巧”一类的东西，但是毕竟人家用枪炮打败了我们，可见这是有用的东西。于是，学校里在算学课之外，又开设了“格致”课。但是，强势者的语言从来就是主导语言。我们在饭店吃完了饭付账过去都叫“会钞”，可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广东人财大气粗，说是“埋单”，于是全国上下都开始“埋单”了。我们刚开始叫“格致”。从强势的东洋传过来了“科学”，而且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等等一揽子打了包过来。于是，我们自然也就很快地一揽子接受，称之为“科学”。

科学、科学，在这里就是一科一科地学。于是，我们在学校认真的学习了一科一科的知识，还是我们的老法宝，学以致用，用来做什么呢？

优秀的读书人，是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开发新技术、发展实业以造福祖国、造福人类的。他们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才，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也正是在包括他们在内的志士仁人的努力之下，我们国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一条个人的出路。学了一科知识，便是专业人才，有了一家人的饭碗。学而优则仕，那就更好了。

这样，更多的人，只是在某一方面学到了一些科学知识，而很难说接受了多少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受过较好的教育的人尚且如此，大量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的科学素质就愈加等而下之了。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本来有可能迎来一个真正的科学的春天。可是，传统的思想仍然严重地影响着我们，其中最要命的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领导者的急功近利。由于急切的要求摆脱落后的状态，他们不恰当地在科学研究体制中引入了所谓的竞争机制，而评价科学家工作好坏的只是几个简单的数字指标。泰罗制本来是用来管理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作者的，现在却用来管理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大学本来需要的是一种像温吞水一样的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可能孕育出真正好的科学思想、科学发现。可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大学一直像铁匠炉一样，烈烈轰轰，叮叮当当，我们学校的很多工作甚至就像把锅砸了再用“小高炉”去炼铁那样地造假。实际上，我们国家可能进行一点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大学也就百十来所，剩下的能够做一点技术创新、技术改进就不错了。让大家都来搞科学研究，而且都用一样的指标去衡量，结果是产生了按发表科学论文的篇数和影响因子发奖金的天下奇观，而且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差劲的学校，所给的奖金越高。当然，如今这样的奇观在中国早就不是奇观了，它到处开花，到处结果，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如果不这样做反而成了奇观。其结果是一大批领导人和“科学家”靠着“科学”的力量既升了官又发了财。“科学研究”对于他们真的是很有用处的了。

另一个是实用主义的粗鄙庸俗和极端自私的教育。这种教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小到大的家庭教育，另一个是学校教育。几十年前，家庭教育一般尚有上到光宗耀祖下至孝敬父母、自立于社会这样的伦理道德。学校教育则要求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如今，家庭教育只剩下了一个赤裸裸的钱字，只要求孩子出人头地，做官发财。而学校教育也只有两个字，分数。为了达到目的，家长和学校两方面都教育孩子不惜一切手段，因而弄虚作假、打击别人、行贿作弊这些事情对于很多人都是“从娃娃做起”的。在数十年前，很多学生们的理想还是做“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是他们的楷模，至少也还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想要懂得一点科学知识的。而如今的学生只是想做大官或者发大财，基本上不再有“为科学献身”的理想了，连学习理、工、医、农这些对国家对自己都切实有利的专业都认为是无可奈何之举。如果说，大学和科研部门领导的急功近利耽误了我国如今的科学事业的话，那么，实用主义的粗鄙庸俗和极端自私的教育将断送我国科学事业的未来。

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赛先生在我们这里做客人的地位都岌岌乎危哉，更不要说做主人了。

本文作者冯大诚，原文转载自《冯大诚的个人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