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或称博雅教育，是源于古希腊，系统学习人文知识（哲学、音乐、戏剧、文学、修辞、历史和宗教神学等）、社会科学（政治学及近代以来增加的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数学与自然科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及代数学和几何学）的教育模式。而文理学院独有的育人理念，推动着人文通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回溯亚里士多德时代，人文教育的要义是对人类自身的追问与思考，而不是基于职业教育的技能训练。通常，文理学院见长于基础学科的通识课程，但缺少职业培训学校所讲授的诸如法律、机械、医药等“专识”知识。根据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FAT）的定义，文理学院教授学生人文学科基础知识并有资格授予文科学士学位。

如今，美国有135所文理学院，但在此之前，更多的学校在它们发展成为大型研究机构或专业型学府之前，一直推行人文教育模式。

人文教育的目标，是致力于培养精神品格上的“完人”。对一些学校来说，与宗教相关的道德教化与培养“完人”密不可分。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校割裂了宗教纽带，尝试着灌输世俗化的道德准则与价值观念。

一般来说，文理学院设立的初衷是：建立学习团体，增进师生互动，鼓励学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培养有奉献精神的公民，并激发他们终身学习的兴趣。这些目标的设立无不说明文理学院培养的并非掌握职业技能的专才，而是培养具有人文情怀和高尚的价值追求，为人类进步谋福祉的通才。

人文教育的核心在于传统的课程体系。

在古典的人文教育模式中，学生无需选择主修课程，而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系统学习西方经典。位于新墨西哥州圣塔菲和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具体说来，第一学年，学生们修读西方古代思想发展历程；第二学年，学习内容则变成近现代思想；第三学年，现当代思想；而在最后一学年中，则讲述后现代思想并展望未来思想的前景。这样的教学思路为科学新知与经济发展架设了桥梁，抑或说为音乐与哲学的交融创造了可能。

不过，一种更加普遍的人文教育模式则要求学生学习通识知识的同时掌握专业技艺，以适应社会需求。例如，位于田纳西州的南方大学，所有学生必须学习写作技巧、口头陈述、文学分析、历史与社会学分析、创意作品制作、数学和外语，并通过哲学与宗教学考试。学生们可以在更加多样的课程之间自由选择，以学习实际的技术，锻炼思维能力。

在学生必修课程中，通识教育课程的比重约占三分之一。每一位学生须至少完成一门主修功课，通过相关技术、概念、理论方面的基础培养，实现专项技艺的综合提高以及学科间融合的应用能力。最后，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研究兴趣选择约占课时总数四分之一的专门研究方向。

文理学院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寄宿制生活。许多文理学院位于偏僻的乡村，这种远离城市的学校选址使学生专注于学术研究而不因为喧嚣的城市生活分心。生活中，学生们也可以从学生、教职员和本地居民组成的团体中学习如何践行超越书本之外的道德准则与价值观念。

大多数文理学院在校生不超过三千人，这有利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更加紧密地联系。同样的，教学班级均为人数较少的小班。以南方大学为例，这里班级的平均人数为十七人。由此一来，每个学生都可以做好充足的课前准备，充分地参与课堂讨论，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导师更具针对性的指导。所以，文理学院实现了课堂教学和寄宿生活、个人生活与课外实践的有机结合。

源于对集体生活与学生责任的重视，许多文理学院自发形成了各自的“荣誉法则”（honour code）。这种“荣誉法则”阐释了学校鼓励和赞赏的行为。最典型的就是学生上交考卷或书面作业的时候需要承诺自己并未接受或传播，或者发现他人使用任何未经授权的信息。近年来，部分学校也开始将学术之外的学生责任——比如不妨害他人等原则，纳入荣誉法则。学生们也通过参与涉嫌违规事件的调查等途径来维护学校的“荣誉法则”。

虽然当今社会大多数文理学院都位于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但文理学院人文教育模式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它的学科构成也由中世纪大学的“三艺”（逻辑、文法、修辞）和“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演变而来。另外，人文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仿照了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方式，即采用问题与讨论结合的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根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有贡献的良好公民；亚里士多德还将学术研究与职业技能训练区分开来，这就是古典人文教育模式的核心。

古典人文教育模式在欧洲大陆及英联邦得以推广，这些学校在教学中时刻遵照人文教育传统。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学校教育也自然而然地向更加实际、更加职业化的技能培训上偏移。殖民地的开拓也将人文教育模式带到美洲，这成为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雏形。

直至19世纪6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已被文理学院所主导。例如，哈佛大学和威廉玛丽学院，这两所美国数一数二的大学，都是在文理学院的基础上慢慢发展壮大起来的。尽管现在的哈佛是一所研究型大学，但它仍然保留了一所文理学院。事实上，在除了康奈尔大学的其他常春藤联盟名校中，都设有文理学院。早期的文理学院所接受的多是些有钱的白人子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输送领袖人物。成立于1833年的欧柏林学院，在1835年率先正式决定收入除白种男性以外的女性及黑人修习相关课程。

文理学院教育模式的不断推行使其走上了向民主化与内涵化嬗变的道路。美国的教育理论家约翰·杜威曾是旧中国白话运动的推行者。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做了一场巡回讲座，其目的便是为了强调文理学院的教育模式向民主化发展的潜在可行性。

1999年，慈善家尤金·朗写到，“文理学院的教育哲学实际上是公民身份、社会职责、社会团体日趋紧密的民主社会哲学。”1800年，仅2%的美国男性公民可以接受教育的这一不争事实，成为早期美国文理学院制度的极大掣肘。而这2%的人又绝大多数是美国南部有钱的白人农场主和北部商人的子嗣。

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的相关举措使其教育体制变得日趋开放。1862年，由林肯总统所签发的《莫里尔法令》向联邦诸州承诺，政府将建立州立大学（通常被称作“赠地大学”），并在其他实用专业的基础上增设工程技术、机械制造、家庭经济等专业，以飨市民。林肯总统相信，美国民众将会得益于这种机构的设立。《莫里尔法令》奠定了全美州立大学教育体制的基础，并且相较于文理学院开设的传统课程，这类大学具有鲜明的特色。

州立大学的兴起，也为美国教育体制提供了发展的新思路。

成立于1865年的康奈尔大学与成立于187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各自将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康奈尔大学的创建者之一安德烈·怀特曾说过：“我将会建设一所学科覆盖范围十分广的大学以满足学者的任何需求。”高等教育新模式的危机驱使众多文理学院发展职业教育，使其不再着眼于单纯的人文教育。

另一场教育市场的扩张风波发生于1890年的第二部《莫里尔法令》，该法令要求联邦诸州开设专供黑人学习的大学。（南部诸州在第二部《莫里尔法令》颁布后仍然拒绝接受黑人进入州立大学修习。）

美国的教育体制揭示了文理学院在历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在19世纪职业技术学校等其他教育机构不断兴起的局面下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文理学院对一系列变化趋势作出了回应。

首先，许多文理学院已将合作探究式学习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教学相长的教育模式使得学生在实践中与研究方法紧密结合，在实践中捕获新知。在研究型大学里，教师与学生一同研究一个课题，但与他们合作的往往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学生，而非在读本科生。而文理学院的小规模教学模式以及亲密的师生关系，使其更适于合作研究型学习。

其次，文理学院在社区参与方面也作出了积极回应。社区参与让学生、教师以及社区居民协同工作，使得问题的解决更具针对性。如此的社会体验使得文理学院强化了公民身份与社会责任在教育中的协同地位。

在俄亥俄州的威腾伯格大学，城市共建中心的学生们做了一项关于专为贫困学生开设的课后辅导班的调查研究。研究发现，课后辅导班的开设地点并非位于那些学生群体关注度较高的地方，且鲜有开设在贫民区的相关例证。在这项研究成果的影响下，当地政府建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来重新规划这些辅导班的选址，藉以提高整座城市的课后辅导班的质量。

最后，许多文理学院正在不断探索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途径。社会实践是一块可为学生提供职场经验的试金石，更是可以指引人生发展方向的指南针。同时，文理学院也在致力于一种新型混合研究式学习的探索，该种模式将有别于早期的以实践探索为代价式的教学类型。

多年来，许多美国人一直在鼓吹文理学院的消亡，然而在当今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中，文理学院一直占有崇高的地位。文理学院通过创设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教育环境，赢得了众多优秀学子的青睐。事实上，一项全国学生参与评估在不同教育机构下学习经历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文理学院始终在为学生提供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其他的教育机构相比，文理学院在应届毕业生出国留学、参与合作研究讨论、公司实习、服务社区等方面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并且，文理学院宣告了流于纸面的成果汇报或成果展示的终结。从这些方面来看，文理学院将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在美国教育体制中占据重要的席位。

本文转载自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