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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和一位美国朋友吃饭，他曾在《大西洋月刊》担任中国频道的编辑，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生时的同学。他正在筹划一系列和中国在美留学生有关的报道。这个来自加利福利亚的男孩，曾在昆明和连云港等地生活了数年，现在试图从一种比较微妙的文化角度来描述留学生群体：他们在美国是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是否会感到难以突破文化瓶颈的沮丧？毕业回国后，他们的海外经历是优势，还是重新融入本土文化的门槛？
作为一名曾经的留学生，我一直认为至少在研究生这一档上，中国留学生是生活在一个“次群体”(subcommunity)里。这个次群体虽然在空间上从属于美国在校学生这个主群体，但其营造出来的“次文化”(subculture)和总体上流行的文化、奉行的价值观有诸多不同。我并不是指中国留学生喜欢抱团，因为其他的次群体譬如印度裔和哥伦比亚裔的学生也总是成群结队。
那这个次群体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总体上非常有计划、非常有目的性。”
我朋友的答案是：“太严肃。”
接着我们聊起了另一位在哥大的朋友，美国人，来念研究生时已经30岁出头，曾经担任美国军方的合同雇员。他念了国际安全政策专业，毕业后跑到一家俄罗斯电台做记者，最近又辞了职，在琢磨非政府组织募资人的角色。显然，他没有固定的住所也没有稳定的收入，相信在中国的语境下很难符合对“年轻有为的常春藤毕业生”的期望。我的编辑朋友说，你看，他30多了还在兜兜转转，还在找自己的兴趣点。我说，是，这个情况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很难想象。
我在美国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70%的简历高度相似：良好的本科教育，惊人的英语分数，大型机构的实习经验（但不曾全职工作），以及一份进入大型国际机构或者知名企业的希冀。
应该说，在资源高度稀缺、竞争非常激烈的中国，能够在20岁出头交出这样一份简历的，都是同辈中的佼佼者。稀缺而狭窄的向上流动通道，决定了挑战者必须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次选择。刚出生就要挑好幼儿园；小升初、初升高、高考，无一不是战役。挑选本科专业，则要找有大批人走过并且证明能稳健进入社会中层的路径：经济、金融、会计、国际贸易，炙手可热。
因为优质教育和职业资源稀缺，走错一步的成本太大，中国的年轻精英们已经习惯早做打算、标齐目标、直奔主题，剩下的从脚下到目标的路径不再是生活，而是通道。
机械化地将生活分解成任务，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或许会被肯定，甚至鼓励。但若被放到另一个主流格调很不同的文化中，这种机械与严肃则容易使人格格不入。高度计划性带来的严肃亦会弥漫到一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譬如日常事务的处理，人与人的沟通。当目的性很强的生活态度和机械化分解生活的方式成为一个群体的特征，“次群体”与“主群体”之间的罅隙便会凸显出来。
我观察到的一个最简单例子就是中西文化背景下的留学生对待研究生课业的态度。从发达国家出来的学生，在进入研究生院前大多有过几年的工作经验，因此在挑选课程和参与讨论、完成作业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更多是对知识、经验的好奇，以及如何利用在研究生院进修的时间细化自己的专业方向，修正甚至颠覆自己职业的兴趣点。但我在和中国留学生的交谈过程中，发现许多人因为没有经历过职场的摔打，还在把研究生当作大学的延续、甚至高中的延续来对待：为了保证作业高分，不惜对答案；而对教授同一门课程不同导师的选择，则要参照上一届学生的得分情况。在学业之外，大把的时间花在图书馆以确保考试可以得到高分——经过高考的我们都应该知道，那些曾经很熟悉的几何公式、化学方程式、生物细胞结构图，要花多少时间做熟，又多快就能忘掉。
当然，我的样本有限，观察到的行为差异也并非以种族和文化背景为清晰的分割线。但这种总体性的状况仍让人感到忧虑：大陆教育系统训练出来的尖子生，大多谨小慎微，短期的得失心重，目标性又强，生活节奏非常紧张，容易错过设定路径之外的选择和风景。
生活宽度比较狭窄的人，容易变得自卑或者自负——这是我观察到的另一个关于中国次文化的群体性特征。一个很好的观察场所便是公开演讲。演讲这个东西，高度根植于演讲者的文化背景，而借由外向性的语言表达出来。在我常去的一些和中美经济、政治相关的活动上，主办方经常同时从双方邀请嘉宾，同场竞说，而中国式演讲和西方式演讲很是不同。
举例来说，在美国演讲，以一个笑话开场缓和气氛、拉近演讲者和观众的距离，是非常普遍的。最简单的，演讲者为了自贬一下活跃气氛，可以在台上站稳了的时候就说：“在你们和我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谁也不知道我接下来会说什么。”观众往往哄堂大笑，演讲者顺势进入主题。复杂一点的，演讲者可以“量身定做”一个开场笑话，譬如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Sandberg)在2012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典礼上开的那个玩笑：
“当Nohria教务长邀请我来做今天这个演讲的时候，我就想，来给一帮比我年轻太多又酷太多的人演讲？我想我可以做到。我天天都在(Facebook)做这件事。我喜欢被年轻人包围着，除了他们问我‘你上大学没有互联网是什么情况？’的时候；或者更糟，他们说‘Sheryl，你能过来一下吗，我们想看看老年人是怎么想这款设计’的时候。”Sandberg今年44岁，而Facebook雇员的平均年龄是30岁出头，这个背景是大家都知道的，自然又是爆笑。
我很难想象——也只在很少的场合遇到过——中国的演讲者会在开场时讲这样的笑话。他们往往喜欢直切主题——就像留学生在学校里直冲考试那样——略过轻松随意、最能展示性格中活泼有趣一面的环节。这样严肃的群体性格，在有意无意地塑造中国人在国际上的群体形象（看看好莱坞大片里中国人的形象就知道），并且反过来束缚华人跳出自己参与设定的这个刻板印象。所以当喜剧演员黄西的声名传回国内时，大家才觉得那么新鲜。嘿，中国人也能在美国讲笑话，老外们还那么乐！
在我看来，中国次文化中的目的驱动和严肃性不失为一种宝贵的品质，但也是束缚许多人拓展职业和生活的可能性、拥抱其他乐趣的终极障碍。
今年3月份，我到北卡罗莱纳大学和杜克大学联合组织的中国论坛做了一个演讲。由于是主旨演讲者中年龄最小的，我引用同为演讲嘉宾的“中国通”沈大伟教授在其新书《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中的一段描述开了一个自贬的玩笑。
沈大伟教授在书中写：中国在国际事物中扮演的角色和它的经济实力不匹配。如果把经济实力比作一个拳击手的重量级，中国现在是在比它级别低的重量组里(punch below its weight)。
轮到我上台演讲时，沈大伟教授、一位美国资深的安全事务顾问和另一位多年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教授已经演讲完毕。我的开场白是：“显然，我今天被分到了一个超过我重量级别的组里(punch above my weight)。我为今天的演讲准备了很多，但其实你们知道，随便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师傅都比我知道的多。”
场下笑声一片。演讲结束后，一位美国的观众在推特上@我。他说，“她其实是在一个正合适的重量组里(punch at her weight)。”
撰文/包蓓蓓（荣鼎咨询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师，现居纽约，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及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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