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朋友圈突然被广大网友刷屏:“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 新一轮的“是中国人就转”、“是妈妈就转”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瞬间点燃了一大群妈妈的激愤。
这时有人提出疑问:死刑救得了孩子吗?
举例:一个人拐了一个小孩正在运去卖的路上,警察大规模追捕,逃跑很不方便的情况下,他该如何处理这个孩子。目前的刑罚来看,在人贩不是法盲的基础上,科学的方法是扔下孩子独自逃走。警察救到孩子之后一般不会再拼命追,而独自逃走的行动力也更强,容易逃脱。如果拐卖儿童一律死刑的基础上,科学的方法一定是杀掉孩子独自逃跑,因为如果扔下孩子难保不被孩子识别相貌,而一旦被抓就是个死罪,杀人与否没有区别,那何不赌上一把,杀人灭口。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如何解救失踪或被绑架儿童的!
三名孩子改变美国历史--美国的失踪儿童干预系统Amber
1979年5月25日,6岁的艾坦(Etan Patz)准备第一次独自出门。这个纽约小男孩信心满满,告诉父母要自己穿过两个街区,去搭乘校车。得到同意后,艾坦背着书包,头戴印有“未来航班机长”的帽子出发了。可这竟是父母与孩子的最后一次见面,在这短短的上学路上,艾坦失踪了。
无数记者和警察蜂拥到这对愁眉苦脸的父母面前,看他们如同祥林嫂般一遍又一遍拼写着“艾坦…唉-坦(Etan…ay-tahn)”。随之,媒体的大量报道牵动了整个国家的神经,摄影师父亲给艾坦拍的那张咧嘴开心笑的照片,被登上了覆盖全城的寻人海报,被印在了牛奶盒的侧面进入千家万户,甚至登上纽约时报广场的广告牌。
但艾坦终究没有回来,对于整整一代美国人而言,那个戴着棒球帽的童稚笑容是如此令人痛彻心扉。人们发现,艾坦的失踪背后,正折射出学校与家长联系不紧密的漏洞,也暴露了警方低效无能的现状,根据不同的司法辖区规定,警方甚至要在孩子失踪24-72小时后才会有所反应。
先贤虽并没有为美国社会构建万无一失的制度体系,却留下了更宝贵的、可简称为“危机-反思-进步”的自体更新模式。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艾坦失踪的5月25日为“国家失踪儿童日”,美国社会开始真正重视失踪儿童问题,并开启了为期近10年的“牛奶盒寻人活动”。作为美国最知名的失踪儿童,艾坦的不幸遭遇永远改变了美国,直接影响了接下来一系列法律出台与制度更新,挽救了无数美国儿童。
时间到了1981年7月27日,佛罗里达州一个闷热的午后。6岁的亚当(Adam Walsh)听从妈妈的安排,在百货商场里看几个孩子打电子游戏。但七分钟后,当亚当的母亲赶来接他的时候,游戏机前却空无一人了。
焦急的父母印了15万份寻人启事,贴满了全城的大街小巷。但噩耗还是击中了这个家庭:两周后,渔民在120英里外的灌溉渠内打捞上来了亚当的头颅。于是,悲痛欲绝的父母向媒体讲述警方是多么不靠谱:在亚当失踪的当天下午,其母就报了警,警方却不但没有及时响应,更告诉媒体“失踪和绑架应该没有关系”;当次日亚当的父亲去警察局追问进展时,警方却回问:“你有什么建议吗?”
虽然杀害亚当的杀手在两年后自首,亚当夫妇却决定从此走上维护儿童安全的道路。在国会山召开的《失踪儿童法案》听证会上,并不精通法律和政治的亚当父亲,却用一句话打动了众人:“一个能发射航天飞机并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
随后,《失踪儿童援助法案》也在Walsh夫妇的参与下通过。该法案呼吁在全美范围内建立一条失踪儿童免费报警热线,以及全美失踪儿童的信息汇总和甄别中心。同年,Walsh夫妇成立了非营利组织“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NCMEC)”,打开了解决失踪儿童问题的关键之门。
1980年代后期,沃尔玛超市启用了儿童安全警报系统,并为纪念亚当而将系统命名为“Code Adam”。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在超市走失,可立即求助于此系统,超市所有出入口将全部封闭,工作人员立即进行搜寻,如果10分钟内找不到孩子,将立即由警方接手。此后,这一系统被全美众多超市、商场、医院、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采用。
然而悲剧还在继续,1996年1月13日,9岁的安伯(AmberHagerman)在骑车时被绑架。她的尖叫引发了邻居的关注,但这起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绑架却依然带来了最悲惨的结局:4天后,她的尸体被发现。
当地居民要求当地广播电台比照天气预报,以同样的频率和力度不间断播出失踪儿童的新闻。半年后,在一场记者会上,有当事者回忆起在寻找安伯的过程中,媒体是如何帮上了大忙。这个信息终于传到了警方的耳朵中,于是经过一系列打造升级后,一个接驳美国紧急警报系统,通过电台、电视台、电子邮件、交通提示、短信、facebook、google等多种渠道,向全国发布失踪儿童信息的庞大系统上线了。这个名为“Amber”的系统所发布的内容由警方决定,通常包含了失踪儿童特征、嫌疑犯特征,以及嫌疑犯的车辆描述和车牌号码。
如果说“Code Adam”解决了儿童在公共场合失踪的问题,“Amber系统”则彻底将失踪儿童和嫌疑犯置于民众的海洋中。1996年以来,这个系统已经成功寻回或解救了602名失踪儿童。以2011年为例,在通过Amber系统成功寻回失踪儿童的案例中,有50%是因为公众或警方通过Amber警报发现了嫌疑犯的车辆;39%是因为公众接到警报后,提供了目击线索等关键信息;更有11%的案例,是嫌疑犯收到警报后释放了被绑儿童。
三名不幸的失踪儿童,却彻底改变了美国解决儿童失踪问题的轨道,其影响之深远,从一组数字便可以看出:1990年时,全美只有62%的失踪儿童可以被找回,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变为97.7%。
正如亚当的父亲,后来成为Fox电视台《头号通缉犯》(这个节目帮助警方找回了65名失踪或被绑架的儿童)主持人的John Walsh所言:“记住,你的参与能改变一切”!
然而,对于此次呼吁国内法律界普遍认为,罪轻罪重,刑罚必须有所区别,否则无论犯什么罪,只要你觉得伤害了我们大家的感情,不能接受,就全判死刑,社会还怎么安定?如果轻罪重罪刑罚一样重,那犯下轻罪的人会为了掩盖自己的轻罪而不惜犯下更可怕的罪行。有了轻重,才能让罪犯会有一个趋利避害的考量,至少不至于为了掩盖轻罪而犯下重罪。
所以,相关人士建议民众理性考虑,如果真的心疼这些可怜的,被拐卖的孩子,千万别冲动的要求一律死刑。毕竟被卖到一个没有孩子的普通家庭过上另一种人生,也比路上就被绑匪杀掉要强得多。
既然不能加刑,怎么才能尽量减少拐卖儿童呢?有人提出以下建议:
1、增加对收买人的刑罚
按照目前的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而这些被拐儿童的购买者通常都是家里没有孩子的农村家庭,对被买儿童不仅没有虐待行为,反而当自己亲生骨肉一样对待,都符合这一条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于是购买儿童的一方完全不承担法律责任,市场需求又长期存在,这门生意如何杜绝得了?
所以,法律责任是一定要承担的,但不是网上盛传的“买卖同罪”。仍然是罪刑相适应原则,贩毒和吸毒不同罪,倒卖野生动物制品和购买这些产品也不同罪,都是一个道理。
2、大力增加宣传,从村干部抓起
上面说过,购买儿童的大多是农村没有孩子的家庭,或者没有男孩的家庭。他们对法律并不是很了解,而人贩子又恰恰满足了他们对“养儿防老”的刚性需求。
然而,在警察解救被拐儿童时,经常遇到村民的激烈反抗,大多需要趁夜实行解救。原因就是村民对孩子也是一片真心,更是对养育后代的一种执着,村民共同体心知肚明,同仇敌忾。
所以,法制宣传教育要从村干部抓起,责任到人,让普通村民真正意识到法律的严肃性。
3、捋顺收养程序,让领养不再复杂难懂
这一点,釜底抽薪,把购买儿童的需求彻底掐断。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一个合法、正规、透明、方便的途径能够领养一个孩子,谁还会冒着被判刑的危险去买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呢?
根据《收养法》,领养程序倒是不复杂,复杂的是去哪儿能找到合适的孩子领养。抚养孩子真正有困难的家庭,可不可以有一个方便的途径将孩子交给需要的家庭领养,政府如何疏通这个渠道。我想这是比惩治人贩子更紧迫更重要的问题。
从需求源头入手,利用市场的方法杜绝一种交易,远比高压方法来得有效率。
最后,我们希望所有迷失的孩子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天伦相聚、平安喜乐;我们希望每一个社区都宁静、安全,老人们悠闲踱步,孩子们尽情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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