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我国教育学界认为不能完全凭考试成绩，而是要在高招中导入和加强课外活动表现、推荐等方面的权重的思想，主要是来自于美国（欧洲和日本并不是这样）。然而，不少人所认识的，只是美国高校招生制度的表面形式，很少对于这种形式的来龙去脉以及它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的原因做探究，这是一种可怕的忽略。我们对于美国高校招生制度的形成、演变，以及其背后的原因，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要做这样一个回顾，有一本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是我们不得不读的，这就是《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这是一本迄今为止这个方面最具经典性的著作，以下关于美国名校入学标准的叙述，基本上以这本著作为来源。

20世纪以前的美国名校，基本上是贵族豪门子弟的俱乐部，这些贵族豪门子弟往往不爱学习，而喜欢社交和体育。他们标榜自己，说个人品质、个人道德比学术能力更重要。那个时代美国名校的教育质量十分堪忧：学术标准不高，而社交和体育更多的时候只是沦为纨绔子弟玩乐的借口。这种状况，引起了美国教育界有识之士的担忧——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想改变这种状况，要提高美国名校的学术能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维护美国统治阶级的统治，维护社会稳定。《被选中的》一书说道：“英国的统治阶级认识到，‘击败反对者的最佳途径是取得其领导人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必须要起用并教育较低社会阶层中有能力的孩子”。对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阶层采用釜底抽薪的方式，通过名校招生把其最优秀的子弟吸纳进统治阶层，以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考虑。

要提高大学的学术能力，要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就一定要强调学术能力考试，把社交、体育的权重降下去。因此，在20世纪头二十年，美国的名校迅速确立了以学术能力考试成绩作为录取标准的制度。在这当中，利益的斗争当然也贯彻始终：“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家庭是各名校捐赠的主要来源，但是，名校的入学标准的钟摆还是向贤能主义，向强调学术能力考试摆了过去。

然而，这时出现了一个原来意想不到的新问题：20世纪的头几十年，欧洲犹太人大量移居美国。这些犹太人的孩子考试成绩很好，大量进入名校，严重地危及原来美国本地既得利益集团的孩子进入名校的机会。美国的一些教育管理者开始想方设法限制犹太孩子的入学机会。他们去研究犹太孩子的弱点，发现犹太孩子在社交和体育上比较弱——这原本是毫不奇怪的，新来乍到的孩子在社交上肯定会差一些，对于当地的体育项目也会比较生疏。于是，钟摆又从学术能力考试向“个人品质”摆了过去。我们的教育学家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先进经验”，教师推荐信及个人面试，也是这个时期大行其道的。《华盛顿邮报》关于《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的封面书评说：“美国大学入学评鉴中特别重视课外活动、领导特质以及推荐信的做法，与欧日截然不同，许多美国人引以为荣，其实这是二十世纪初特殊环境考量下的结果。诚如当时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所说：‘是为了防止日增的犹太人比例。’”这实际上是一种并不光彩的针对犹太优秀学生的制度性作弊。

之后二战爆发，大学生源减少，招生困难，而且全社会都要强调各阶层同仇敌忾，与国家的敌人作战，钟摆又向贤能主义的学术能力考试摆了过去。

战后的美国，排犹主义没有了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人造卫星先于美国上天，警醒了美国。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美国需要大量的理工科优秀人才，这当然又使得钟摆重重地向贤能主义的学术能力考试摆了过去。这次摆过去，就再也没能向相反方向摆回，因为美国大学的入学标准从十九世纪的所谓“个人品质”考量，向贤能主义的学术能力考试走了很远。

然而，仅凭贤能主义的学术能力考试录取学生确实也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并不是像我国的那些教育学家们所主张的，考试成绩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学生的真实能力，而是凭考分录取学生，虽然确实给寒门优秀子弟提供了一个进入上层的通道，但从统计看，社会上层的孩子的入学概率还是大大高于弱势群体。尤其是黑人的孩子，单凭考试竞争很难上得了名校。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美国各个名校开始对于黑人子弟大幅降分录取。必须指出，对于黑人子弟降分录取，在这个特殊群体内部的入学机会分配，凭的还是考试成绩，所以，并非是钟摆向背离考试的方向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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