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究竟有多强大?,美国新移民指南微信公众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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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愿意或者不愿意，都必须承认，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由此可推论，美国总统也依旧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职位——这是一个常常遭遇争议的结论。

多人认为，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国会、法院、社会舆论及游说集团对总统的牵扯，使之拥有的实际权力有限，甚至远远不及一些威权小国的元首。更有人坚称，美国总统不过是华尔街等强势利益集团操控的政治木偶。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未能成功劝说美国需要准备和阿道夫・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开战之后曾一语双关地说：“你正努力发挥领导作用，但当你回头看时却发现没有一个人支持你。这真是糟糕。”

确实，乍一听起来，美国总统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学者、记者和各位总统都会习惯性地夸大它的职能。纵使富兰克林・罗斯福能言善辩也难以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1941年发生的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才最终把美国从白日梦中唤醒。

“交易型”总统贡献更大

约瑟夫・奈撰写的有关总统领导力的这本著作《总统领导力与美国时代的创造》并不是本大部头，但却针对有关总统的许多迷思做出了精彩的纠正。这位就职于哈佛大学并时常担任白宫顾问的作者试图列举出哪些美国总统在该国崛起过程中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

在研究过程中，奈感到大吃一惊。他发现具有最大影响力的不是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和罗纳德・里根等著名的“变革型”领袖，而是诸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乔治・H・W・布什等更为谦逊的“交易型”领袖。

或许这一结果并非偶然。在入主白宫的领袖中，没有其他人的外交知识能够与艾森豪威尔或老布什相媲美。艾森豪威尔在欧洲时曾是同盟军至高无上的领导人。而老布什曾先后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副总统。他们在竞选总统时都没有表示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但奈认为他们都更为有效地扩张了美国的实力，而且行事方式都比其他总统更加合乎道德标准。

艾森豪威尔在8年任期中一直设法避免使美国卷入大规模战争，而且经常拒绝接受使用原子弹的建议，几次著名的事例包括朝鲜半岛危机、越南奠边府危机和台海危机等。“你们这些人肯定是疯了，”他对自己的顾问说，“我们不能在同一个10年里对亚洲人第二次使用那些可怕的东西。”与之类似，老布什也不像其团队中的大部分人那样狂热。当柏林墙倒塌时，他的团队曾力劝他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但遭到了他的拒绝。“我不会拍着自己的胸脯在那座墙上跳舞。”他说。他的低调表现反而让苏联人更加容易地表现出了后退的姿态。

“变革型”总统缺乏效力

相反，言辞上表现得最为雄心勃勃的总统做事常常最缺乏效力。在这一点上，奈明显并不太喜欢神职人员布道式的做法。他写道：“美国的例外论相当于欧洲强权政治的道德主义，但并不一定是道德。”

威尔逊曾拒绝与美国参议院就任何细节问题达成妥协，破坏了该国加入他设想的国际联盟的机会。威尔逊身上长老会教徒式的固执让他大部分的梦想和他提出的旨在建立和平世界的著名的“14点原则”都灰飞烟灭。他的法国同行乔治・克列孟梭说：“即使是上帝也只提出了十诫。”

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都没有获得什么成功的机会。他们决定升级越南战争，用奈的类比来说，他们在应该下跳棋的时候却争相玩起了意识形态的多米诺游戏。他说，这令他们要为20世纪美国在外交政策领域犯下的最大一个错误负责。

甚至连理查德・尼克松也受到了冷遇，尽管他做出的向中国敞开大门的引人注目的举动改变了冷战的形势。奈认为美中关系的缓和是一种防御性的行动，而没有加强美国的主导地位。就这一点而言，亨利・基辛格可能不太会喜欢这本书。

奈对里根的态度则要友善得多。里根和威尔逊一样都是道德主义者，但他用“一种普世的风格”把自己的宗派主义掩盖了起来。尽管他对世界一无所知，但他却有着对人的很好的直觉。

他没有理睬自己的顾问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猜疑看法，而是继续与这位苏联领导人做着有利可图的生意。然而他产生的影响力并不是具有变革性的，他的卓越表现应归功于戈尔巴乔夫本人。苏联在里根上台之前就已经分崩离析，里根的出现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而已。

奥巴马应少夸夸其谈

一本像这样的图书不可避免会表达一些主观想法。奈在书中引用了“领导力理论学家”的论述。他们认为总统仅对事件进程起到10%至15%的影响作用，而只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发挥更多的影响力。例如，纳尔逊・曼德拉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南非就发挥了如此的作用。

有关未来，奈对贝拉克・奥巴马进行“幕后领导”的本能持赞赏态度。奥巴马和该国第41任及34任(老布什和艾森豪威尔)都具有这一特点。然而奈建议指出，他应该注意控制那些夸夸其谈的演说。他说：“奥巴马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应对那些认为变革性宣言才是成功关键的想法多加小心。”做一名安静的花匠比当一名园林建筑师要更好。

从美国开国到1930年代之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主导着决策过程，美国总统的职权空间的确受到很大的限制。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提出成立国际联盟的建议，缔约文书居然还被美国国会所否决，足以印证“总统有限权力论”的正确性。

这也是为什么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除了华盛顿、林肯等寥寥几人之外，其他数十位历任总统的个人风格、政治贡献、轶闻趣事很少为人关注，美国人甚至不记得那些总统的姓名。

变化出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长达十三年的任期内。他将美国政府特别是总统控制下的联邦机构，变成了“大政府”。而与之同时，作为美国政治体制架构中的另两极，国会和最高法院的职能权力空间却没有发生变化。总统成为政策倡议的主要源头，国会审议的提案都由其提出，还将由其推动付诸实施。

到了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性大国和核大国，总统体制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历任美国总统也总是不失时机的利用政府权力的急速增长来制定独立于国会的政策。。美国总统对美国国内及国际事务的影响力空前提升，其个人风格很可能影响世界某一领域、某一地区的关键事务。

可以说，在罗斯福之后，历任美国总统成为了美国乃至世界政治风景中最引人瞩目的标志景观，总统就是联邦政府的化身。当代美国总统研究最杰出的学者、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总统研究终身成就奖”得主弗雷德•I•格林斯坦就以此视角，对从罗斯福到奥巴马的13任美国总统的履职经历进行了梳理分析，写成《总统Style：从罗斯福到奥巴马》一书，指出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存在性格、风格等多方面的差异——就是这些差异，才让总统这一职位的行动特点、权力边界在大政府背景下得以固定。

而这些差异，也让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情境下出现了变化，一次次背离政治分析家的预测，从而带来了一个激荡变化的当今世界。

弗雷德•I•格林斯坦曾任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主席，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将美国总统这个职位的运作作为重点课题，并为此面对面采访过福特、卡特、克林顿三人。

《总统Style：从罗斯福到奥巴马》这本书，对罗斯福到奥巴马的13位美国总统采取了简要评传的方式，在每章开篇时摘选列出传主就任、卸任演讲或在任期间参加重要活动时的讲话中的名言，以及政界其他知名人士、媒体对其的评价；然后以简短的篇幅介绍其基本背景、政治风格、行使总统职权的特点等情况；最后再以六大特质对传主进行评价：公众沟通（意识和能力）、组织能力、政治技巧、政治预见水平、认知风格、情商。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采用了同样的评价标准，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介绍的事实和具体分析中了解到，为什么政治学界和美国公众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一位战时总统的评价会出现截然相反的两极分化态势。比如，罗斯福将集权式的企业领导风格引入美国联邦政府，采用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风格和让助手之间相互制约的做法，以提升总统领导力、影响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但这也造成美国政府内部“揣摩上意”的倾向。

罗斯福的做法被后来的肯尼迪、约翰逊等多任总统采用，让他们都吃到了苦头：没有人在猪湾事件和越南战争的决策过程中，敢于向他们提出风险警示。又如，罗斯福在推进新政政策时，由于依赖直觉，而不进行充分的决策咨询，导致多项新政政策之间出现自相矛盾和模糊不清的问题，这也给后来的经济学界批评罗斯福新政、大政府、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