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按政客标准衡量，18世纪爱尔兰国会议员博伊尔•罗奇爵士(Sir Boyle Roche)的言论也以愚蠢出名。“除非我是一只鸟，否则我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这是他为一次缺席给出的理由（其实同僚中很少有人对他的缺席感到遗憾）。但他的另一句评论，“为什么我们要不辞劳苦地为后人做任何事，因为后代又为我们做了什么呢？”
公共债务就是如今我们不顾后人的方法。英国的公共债务正在迅速接近100%的国民收入。如果我们的赤字处于国民生产总值(GDP) 5%的水平，我们以损害后代利益为代价，使自己的财富提升了5%，至少相对于我们本来会做到的——如果我们没有运行赤字、而且其他一切保持不变。我这句话措辞小心翼翼是为了说明，解释这样一项政策的影响需要多少前提假设。有许多关于赤字的概念（比罗奇更聪明的政客对此都容易混淆），通胀会侵蚀未偿债务的实际价值，而且其他一切都保持不变是不太可能的（的确，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当中关心后代的人，不能不对我们遗留的债务感到担忧。
但公共债务并非唯一（或者最重要）的进行代际转移的手段。如果说公共债务是后人的债务，那么公共基础设施就是他们的资产。放眼伦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且心存感激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祖先留下的遗产——堤防工程、从伦敦向周边乃至全国辐射的铁路网、伦敦地下的地铁隧道以及国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相比之下，伦敦横贯铁路(Crossrail)、千禧桥(Millennium Bridge)、碎片大厦(Shard)以及几十年来最慢的新住宅建设速度是我们今天颇为寒酸的贡献。
但是，如果只从整体上看公共支出的代际影响，而不去分析其具体构成，那也是不对的。教育、养老金和医疗加起来，相当于英国政府总支出的近一半，而这些支出大部分用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教育和养老金最为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医疗支出迅速增加，65岁以上的人群所需的年均医疗费用大约是总人口平均支出的两倍。
一个更加巧妙（却更具实质性）的欺骗后人的方法是通过资产价格。住宅存量在我们国民资产中是遥遥领先的价值最大的一块，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5倍。这意味着房价每上涨1%，就相当于国民收入约2.5%的财富从未来可能买房的人群转移到已经拥有住房的人手中。因此，英国去年房价上涨10%产生的代际影响，吞噬掉了英国财政大臣为了消除预算赤字所可能做的一切。
虽然房屋所有人或许会利用房产价值释放(equity release)的部分资金来进行环球航行，但更多的部分很可能是通过继承留给后辈。这种财产继承中的大部分将由家庭中年龄在五六十岁的成员获得——因此，与其说高房价资助老年人的环球航行，不如说高房价资助他们孩子的环球航行。同代人之间的不平等就这样被传递到下代人之间的不平等。
20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克特里考夫(Laurence Kotlikoff)提出了一个“代际核算”体系，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今天的行为以何种方式影响后代福祉。我们只有发展并扩大这一框架，才能开始应对罗奇350年前向他的议会同仁们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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