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国内最火爆的交易是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以及资金在境外的交易。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房地产还可以买吗？最近应该换美元吗？如果不换美元，那应该换成什么货币？

上述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不断重复的问题，我的财富如何才能保证不贬值？这个问题被问得如此频繁，本身就说明市场恐慌情绪暴棚。

以前移民潮最大的理由是教育、环境等，但最近民间换汇潮以及资金外流，说明财富的不安全感上升到了首位。从企业大额转移到现在蚂蚁搬家式的转移资金，不安全感已经蔓延到了升斗小民身上，他们甚至想挖个地洞把自己的几十万块钱藏起来。

在人民币市场化的过程中，央行开始清理通过虚假交易出境的大笔资金。路透社报道，中国央行近期再次对严查资金跨境进行口头指导。消息人士表示，央行在上海地区口头指导商业银行严格审核转口转卖业务的真实性，防范资金跨境套利。

去年12月中国的外汇储备下降1083亿元，创历史最大降幅。央行口径人民币外汇占款下降7082亿元，至24.85万亿元，下降幅度再创历史记录。当月银行结售汇逆差达5765亿，相比11月扩大2275亿，结售汇逆差额度仅次于去年9月，为2015年结售汇逆差额第二大月份。

反洗钱是第一要义，从股市到艺术品交易到网银非法转帐，都有案例可循。12月出口上升受到质疑，中国的贸易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人民币汇率与利率上升，境外流入的资金就会增加；如果汇率与利率下降，资金从境内流出到境外，进出口就会有明显的波动，尤其是在特殊监管区域与香港等市场。

恐慌已经蔓延到民间。国际级的企业家、或者具有通畅流通管道的人，受到资金进出限制较少，管道非常多，而民间人士渠道少、信息少，风险一旦蔓延就容易非理性。蚂蚁搬家式的资金转移，用多张身份证积少成多是民间人士的主要渠道。

减少财富不安全感，根本办法是保护合法私有财产，杜绝取利于民。

来自细微之处的不安全感，不断冲击脆弱的信心堤坝。研究退休职工医保缴费，使民间对于政策的信用、对财政收支发生疑问。而对基本保障的质疑又让民间有足够的动力增加储蓄与外汇资产，以应对不时之需。改变游戏规则用民间资金填补保障不足，一旦开了这道口子，信心难以收拾。

与此同时，国内的无风险收益率也在下行，这意味着在国内存款或者进行银行理财与国外的利差在收窄，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动力随之下降。2016年首周（1月2日至8日）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平均预期收益为4.32%，无风险收益率被压在低位，以防止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企业的风险转嫁到国民的身上，就相当于持有人民币的人为高风险买单。他们在理财产品和股市已经买过单。

对于接下来的担心是遗产税和房产税，如果宏观经济好转，人们有理由担心地方政府的主要税种将陆续出台。

法律可以随意修改，民众买单成为常态，财富不安全恐惧症就难以断绝。

另一个办法是减少现金使用量。BBC中文网近日转引路透社报道称，最近有大量来自中国买家的资金进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当局正在寻求应对，将房地产和名贵珠宝买卖行业纳入反洗钱监管法律的范畴。当前的澳大利亚法规并不要求房产和宝石买家出示和登记身份，也不需要说明其资金的来源。

有两件事让人印象深刻，有次考察加州海边别墅，一个从香港过来的经纪一边带着我们往山上走一边说介绍房子的历史：这是一个温州老板从一个台湾人那里买来的，现在希望出手，问盘最多的是国人。另一件事是有个朋友一次性以现金购买了豪宅。只要是预备贷款讨价还价的，基本上不会是国内刚出去的人。很多人愿意现金一次性付清，或者用公司的名义购买，这样转帐的难度会小得多，可以当作公司的投资标的。

国内的银行卡、互联网支付渗透率比较低。根据中国政府网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具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卡已经达到近50亿张，银行卡的渗透率接近50%。另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中国使用网上支付的用户规模达到3.04亿，增长率为17.0%，网民使用网上支付比例同比上升4.8%。手机支付用户规模达到2.17亿，增长率为73.2%，网民手机支付的使用比例由25.1%提升至39.0%。

中国人选择用银行卡、支付宝、微信支付等进行支付，但并不是所有时候。老年人与偏僻地区的人使用现金是习惯与条件使然，其他人恐怕更多的是希望保持隐私。在敏感时刻，这些群体不希望透露资金的数量、资金的用途，以及自己到底是如何投资的，对于税收、转移、舆论等等的警觉，使他们处于不安全感之中。

中国央行最近怪异地提到了数字货币。为了从源头上防止洗钱、出逃、挤兑。1月2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讨会提出，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团队要做好关键技术攻关，研究数字货币的多场景应用，争取早日推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一反两三年前对比特币的反对态度，数字货币被赋予极多的好处，可以降低传统纸币发行、流通带来的成本，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性和透明度，有助于打击洗钱，有助于提升央行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的控制力，并提升支付清算效率。

用数据货币并不是反洗钱、防止信心丧失的好办法。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不能去中心化，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并不清晰，如何在一个中心保证货币的绝对安全，都是未知数。

事实上用网络洗钱也不少见，现在地下钱庄也是网络技术的受益者。加拿大对比特币较为宽松，加拿大银行高级官员Wilkins指出比特币是可替代性金融技术和理念的一部分，正在推动越来越多“脱离传统金融部分”的金融活动，并警告“如果电子货币崩溃了家庭和企业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

激进的挪威央行寻求现金禁令以防止洗钱、挤兑，这并不等于挪威使用数字货币。挪威等国的现金渗透率已在5％以下，中国还有50％的现金渗透率，加之基础货币发行体制仍不健全，一步跳升到数字货币，是不现实的。

用技术解决根本问题，向来是百年来中国改革的首选，从洋务运动开始莫不如此。但实际上技术与创新的背后是市场与制度，如果中国不能保护合法财富、洗钱现象不能减少、主要资产配置不能市场化、体制内外和官级高下的保障机制相差如天壤，人民币的实力与信用就难以树立。

目前务实的做法是减少现金使用量，将货币纳入网络大数据监管，让监管者展现监管的技能与效率，而不是试图借助数字货币走出信心的泥潭。

作者：叶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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