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北美的“富二代”们 ,在过着怎样一种生活?,生活在美国微信公众号文章

摄于网络真人秀《公主我最大》(Ultra Rich Asian Girls of Vancouver), Weymi Cho（左）和她的朋友们

PHOTOGRAPH BY ANGIE SMITH FOR THE NEW YORKER

原文/《纽约客》JIAYANG FAN

摘译/日报作者桥西

11月，温哥华，寒冷的星期日清晨。

Weymi Cho开着她崭新的红色全真皮座椅玛莎拉蒂GranTurismo来到我的酒店门口。昨晚她只睡了两个小时：在她价值四百万的海景公寓楼里新装了一台“卡拉OK”机，和朋友们一边喝着Veuve Clicquot一边唱歌。Weymi今年二十岁，身材苗条，有着及腰的长发和漂亮的大眼睛。身穿一件Dior丝绸女士衬衫的她，似乎有种与生具来的矜持与贵族气息。时近上午十点，我们动身去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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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t Renfrew, 人称温哥华版的Barneys，是Weymi周末的寻常去处。“这里根本没法和Vegas比，Vegas的东西和服务要比这儿强得多。”她抱怨道。Weymi的英语稍微夹带着一些亚洲口音，当我提出和她用中文交流的时候，她显得更加放松了。

Weymi说起话来三句不离奢侈品牌的名字——奢侈品，在Weymi的字典里是一种货币般的价值衡量尺度。对于她来说，雇一个月保姆要花上“一双Roger Vivier缎面瓢鞋”；而到城里玩一宿要花“半个爱马仕Birkin包”。“去年三月份我过生日的时候，半个小时就喝出去了两个Fendi totes。”——大概相当于400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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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店里，我和Weymi偶遇到了她之前在温哥华某时装学院的同学，现在正在当导购员。提起来中国来到这儿的顾客，她的同学感慨道，“中国人简直就是把奢侈品店当成菜市场，买件好几万的衣服就跟买颗白菜似的。”另一个导购女孩儿凑过来，“他们这么买东西，不把奢侈品当奢侈品。”

Weymi笑道，“可不是嘛，我现在都不忍直视Chanel了。广场舞大妈都人手一只chanel boy。”

在台湾长大的Weymi，十四岁的时候随父母移居到了温哥华，并在这里进入了一家寄宿学校。她的父母都是大陆人，后来到台湾做半导体生意，把Weymi和她的妹妹送到了某国际学校上学，就是为了以后送她们去国外读书。在上大学之前，Weymi姐妹常常在美国和澳洲度假。“我爸爸想让我们练好英语。他们的计划，从始至终就是要把我们送出国。”

出国，是众多中国新贵们的终极计划。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富人们迅速席卷纽约、伦敦、洛杉矶等城市，横扫房地产市场，让本土人民不禁忧心忡忡。为什么温哥华有如此数目庞大的中国人呢？临海城市，气候宜人，简单而平静的生活，吸引着中国的新贵们蜂拥而来。他们不但在这里进行疯狂的消费和投资，还让自己的孩子们去在这里读书、做生意、社交。

“富二代”，在中国指有钱人的子女。

几千年积贫积弱、战战兢兢的历史，使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与这个国度向来格格不入。去年，中国某位最富有的富二代在微博上晒出一张“炫富”照片，照片中他的宠物狗每只前脚上戴着一块金质Apple Watch，瞬间引来网民热议。很多人吐槽，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暴殄天物的富二代们，根本不懂得挣钱的辛苦，完全丧失了中国社会所敬奉的勤俭精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在讲话中强调，要让企业家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意识到，“挣钱不易，粒粒皆辛苦”。政府还特意招收了国内70名富翁的儿女进行“道德情操教育”，以警戒他们要遵守中华传统美德，勤俭持家，以骄奢淫逸为耻。

纵然如此，富二代依旧过着他们锦衣玉食的日子。在中国风靡一时的电视剧《百万新娘之爱无悔》、《冰与火的青春》，讲述了富二代们纠葛的爱恨情仇和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而Weymi参与拍摄的网络双语节目《公主我最大》，则记录了一群白富美奢靡无度、空虚冶艳、勾心斗角，有如宫斗剧般光怪陆离的富贵生活。这些白富美挤破头皮地互相攀比，同时又对他人张扬和奢侈嗤之以鼻。第一季的结尾，来自台湾的女孩coco因为背了仿制的hermes、穿了非设计师品牌的衣服被别的女孩群起而攻之；第二季则拍摄了两个白富美在洛杉矶看房的经历。

对“暴发户”的鄙视和“仇富”心理不是中国特产。

然而，这种中国式的仇富却别有韵致。在伟大的中国特色主义精神熏陶下，一切“财富”都是“新财富“。打倒了老地主阶级和富农，也就打倒了旧时的理财经验。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新一代的有钱人们在巨大的财富面前有些不知所措。我问了几个《公主我最大》的女孩，作为富二代，被人嫉妒并且指责是怎样一种体验。

“我知道有很多人骂我们，说我们炫富，怎样怎样。其实我们也没炫什么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啊。”Weymi耸耸肩，不屑一顾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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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完了街，我和Weymi一起赶往《公主我最大》第二季最后一集的拍摄地点。这是一家泰式餐厅，为了拍摄，节目组包下了整个饭店。因为我们到得比较早，我就开始和节目导演Kevin K. Li闲聊起来。Kevin是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来自加拿大一个华人家庭，今年已经37岁了。Kevin说，他想把这套节目做成一个Lifestyles of the Rich and Famous和Real Housewives的混搭。“我觉得，如果我对这些中国富二代的生活很好奇，那其他的加拿大人、美国人也一样很好奇。”

拍节目并非难事。Kevin在此前拍摄了一个宣传短片。在这个宣传短片中，一位朋友的朋友开着一辆兰博基尼，一边展示着她各种各样的包包collection。“我们的短片被一家当地媒体相中之后，大家迅速关注了节目。”Kevin说。“富二代这个词，当下正是个如火如荼的话题。没有人不对这个群体好奇，也没有人不想说点什么。”

我们聊得正热的时候，节目组的嘉宾姑娘们纷杳而至，俨然如一场时装大秀：Helmut Lang, Alexander McQueen, “玫瑰金”iPhone...第一个走进来的是Diana，来自UBC一名23岁的女生，主修经济学和亚洲研究，曾经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香港居住过。还有她的朋友Chelsea——嘉宾中唯一一位已婚女生。虽然最近刚刚生了小孩，Chelsea的身形依旧修长袅娜。她身穿一袭精致的嫩粉色羽毛娃娃裙，足蹬一双恨天高的Gucci高跟鞋，活似一只行走的粉色鸵鸟。紧接着是Ray以及她的男朋友Pam，同样来自UBC，两个人也都是富二代。Pam今年26岁，显然是嘉宾中最成熟、最有经验的。姑娘们一边等待节目开拍，一边紧张地打量着对方的衣着和饰品，丝毫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剑拔弩张的空气里，她们却又勉强维持着假惺惺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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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在这期节目中担任主持。当Kevin提出让大家围坐在圆桌边的时候，姑娘们显然有些不高兴。“要我们都坐到桌子后面，那我们这些衣服不就白穿了？”Chelsea说，“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穿睡衣睡裤来呢。”即使如此，Kevin还是坚持让她们做到桌子后面。“我很理解你们的想法，不过你想想，六双参差不齐的腿，在镜头里会显得特别乱。”

节目开拍，大家先是喝香槟、碰杯，然后Kevin问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Diana，你那个‘过一天穷人日子’实验怎么样了？”

“不太好。”

“在洛杉矶找没找到满意的房子呢？”

“房子都不错，可惜位置不行。”

“你们感觉，找一个和自己经济实力不匹配的男生date是否很有挑战性呢？” Kevin问姑娘们。

姑娘们沉默了一下。Diana整理了一下刘海，从容地说道，“挺难的。以前我这么尝试过，感觉就是.......就是很尴尬，很难堪。”

录制完毕，姑娘们开始闲聊起来。“我最近打算去做一下整容，哎，你们听没听说过，韩国最新发明的一种3D molding整容术？据说是不留伤口那种，只需要带上一些矫正器之类的就行。”Diana说，这种新整容术可以让她变成完美的“瓜子脸”——当今中国女生梦寐以求的“女神”脸型。

“对啊对啊，上次跟我爸妈去韩国的时候，我和我妹妹就想去做这个手术，但是他俩没同意。”Weymi插了一句。

Diana淡淡地说道，“这是高科技，做出来效果特别自然。而且八个月左右就能恢复好了。”

“你们这么年轻，就要去遭这个罪，何必呢？”我问她们。

Diana睁大了眼睛，又是困惑，又是同情地看着我，“当然是为了变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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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银行的一项研究调查表明，中国有60%的有钱人们都打算移居国外；他们或是已经开始着手移民投资、购置房产，或是正在酝酿移民计划。（注：这里的“有钱人”定义为资产高于1000万人民币，约等于150万美金，这在中国是相当大数额财产。）据美国国家房地产协会汇报，中国消费者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中占据了不可撼动的比例和地位。

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的有钱人要移居外国呢？

有人是为了躲避空气污染，有人为了让孩子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斯坦福社会学教授周学光先生称，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环境异常竞争激烈。是否能受到高质量的教育，通常和家里钱多钱少无关——有的时候，即使你花再多的钱，也不一定能把孩子送到清华北大。而除了上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钱留在中国不安全。中国经济发展缓滞，股市风云莫测，加上近年来快刀斩乱麻的反腐、“打老虎”，把国内许多以政府官员为靠山的有钱人吓得心惊胆颤。

John Osburg, 一位专门研究成都商业人士的人类学家表示，想在中国做好生意，很大程度上要靠找对后台。所以，近几年来的反腐搅得富人们草木皆兵：一旦自己在政府的后台“下了马”，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弄不好就被没收财产。“当然，也有人害怕生意对手在背后捅一刀，运用关系把他们拖下水。”有人甚至把登上福布斯财富榜视为诅咒。Osburg说，这个财富榜上的中国人，每过几年都会有那么一两个被政府“下马”的。

在温哥华，Weymi也曾和我提到这种紧张氛围。“我们家在上海有些政府里的亲戚。额，当然，都是清官，和我讲过挺多这样的事。现在不一样了，在中国不全是靠关系做生意了。”近几年，北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华人移民大潮。

在拍摄节目后的派对上，Ray和她的男朋友指向一个男人，对我说，“这个人，他谁都认识。”这个人开一辆阿斯顿马丁——对于Ray来说，阿斯顿马丁并不是什么稀奇东西，因为她和男朋友每人都准备买一辆。而这位的阿斯顿马丁，是世界上唯一一辆、James Bond 007幽灵党同款的阿斯顿马丁。

这个五十岁的男人名叫Paul Oei, 一头干净利落的银发。当我和他介绍自己时，他立马掏出手机和我照了一张自拍，然后发到了instagram上面——这是他通常的“见面礼”。他紧接着递给我三张名片：Organic Eco-Centre生态肥料公司的CEO，这家公司也是《公主我最大》的赞助商；“温哥华中国小姐”选美赛的主席；以及加拿大Manu移民及金融咨询公司的主席。据他说，在温哥华移民的富二代们眼里，他就像一个非官方的领事馆大使——想来温哥华，第一个要找的就是Paul Oei。

在一家窗外停满了宾利和路虎的中餐馆内，我和Oei悠闲地吃着88刀的烤鸭，喝着小陶罐里香喷喷的蘑菇汤。“这些中国富人一开始来温哥华的时候，都把这里当成临时住所。很多人觉得北美是个无聊的地方。但是过了那么一两年，他们的孩子毕业了都会说，我爱加拿大，我不想回去了，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餐厅的老板娘胡燕是一个举止端庄的四十岁女人。来到美国之前，她在西安曾经开过一家餐馆，生意非常可观，收入丰厚。“当时我老公在温哥华旅游，几个朋友非得拽着他去看什么房子。结果你猜怎么的，第二天我们俩就签了合同，把那房子买下来了。”虽然房子花了她家一大笔钱，胡燕并不觉得自己是为温哥华经济“做贡献”，反而更像买了保险，把自己的财产从前途未卜的中国挪到了加拿大。而胡燕的儿子让她更加坚定了留在加拿大的决心。她骄傲地对我说，自己的儿子正在洛杉矶参加一个高尔夫锦标赛。她还打算把餐馆开到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最后开到纽约。“你知道，美国东北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等以后搬到纽约，我儿子就可以离这些大学更近一些。”

Yan毕业于UCLA，目前在著名建筑家Bing Thom的公司任职。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Yan发现，温哥华有70%的房子是被中国人买下的。而奇怪的是，这些平均价值$305万的房子的房主们，大多数人都自称是家庭主妇或者学生。事实上，真正的幕后购买者是这些“家庭主妇”远在中国赚钱的丈夫们——由于中国市场巨大，钱来得快且容易，而加拿大金融稳定、安全，富人们选择在中国吸金，然后把财产存进加拿大这个“储钱罐”里。

在中国人疯狂购买的冲击下，温哥华的房价在过去的六年里涨了足足75%，导致很多本地居民买不起房。市长Gregor Robertson不得不用调高税收的方法控制这种冲击与不平衡。

很多人都认为，富二代们长大之后通常都理所应当得继承父辈的家业。但实际上，一个女孩告诉我，她的父亲并不想让她接手自己辛苦经营的公司。“我爸的意思是，不想让公司葬送在我手里。他说，你要是没有管事的能耐，还不如让别人来，然后你自己每个月拿点钱得了。”有些父母会给孩子一段“实习期”，以此测试一下他们的商业能力。Weymi’s的爸妈则给了她五十万美金，用这个钱创办一个中英双语的奢侈品时尚杂志，卖到各大奢侈品店。“我倒是不指望用这个杂志赚大钱，”Weymi说，“不过我的朋友都觉得，这个project太适合我了。”同样，Ray的男朋友打算用父母给他的资金，在温哥华开一家旋转寿司店。“我想，每桌上都有个iPad，客人可以在iPad上点餐，还可以玩游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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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场真人秀的姑娘们中，唯有Pam是有工作的。“如果我留在中国，肯定还活在父母的翅膀下，不知道外面的大风大浪。在国外独自生活的经历，让我更能体会到父母为我的付出。他们为我牺牲了很多。有一次我让他们给我转一万多刀到我的账户里，等了好久也没转过来。我就打电话问我妈妈，她说是银行processing这边出了点问题。后来我才从一个亲戚那里知道，我妈妈的生意快要破产了。那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体会到，他们为了不让我担心，承受了多少压力，而我又是多么不成熟不懂事。”

Pam慢慢地跟我说道，“其实我也根本不适合在中国工作了。我没有父母那种老成，至少是在国内经商的经验。西方人都是直来直去的，但是中国人不一样，要学会周旋、学会言外之意、说话要绕弯子。我在中国简直就像个外星人。” Pam和她的朋友们一样，很早来到海外，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生存。她们的父母希望她们可以继承中国的血统和文化，但是在加拿大生活了数年的她们，再回到故土，已然是“相见不相识”了。

一天晚上，我和Weymi在“小四川”约了晚餐。这一次，她终于穿得随意了些：素颜，齐膝羊毛大衣，舒服的平底鞋。小四川在Richmond，是一家加拿大华裔开的餐馆。和Flushing、Queens很像，小四川仿佛是加拿大华裔们的人间天堂。

我问开着车的Weymi，“比起亚洲来，你是不是更喜欢温哥华呢？”她先是没开口，用手指轻轻敲着方向盘，“这样说，比如我想拐个弯，我直接打上转向灯，然后旁边的都会给我让路。这是正常人的思路吧。在中国呢，我打转向之后，旁边没有一个减速的，全都抢进来，我根本都拐不出去。真是气死人了。后来我也不打转向了，干脆就直接拐。别人都这么干，你想守规矩都没法守。”

“小四川”一点也不小。几乎所有的顾客都是中国人。Weymi朝一桌吵吵嚷嚷的男生招了招手，回头悄悄对我说，“在温哥华这地方，抬头就能撞见熟人。”点菜过后，Weymi拿出手机，“想不想看我和Justin Trudeau的自拍？”没等我回答，她就从手机相册里翻出了照片。“当时他还不是加拿大总理呢，我就和他照了一张。我挺喜欢Justin的。说实话，加拿大这些政客们我都挺喜欢。只不过西方的政客都太过liberal了，比如在大麻和死刑这些问题上面。”（中国是每年执行死刑数最多的国家）

我们吃着饭，不知不觉就说到了中国和加拿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你去过East Hastings吗？”Weymi问我。

East Hastings，是温哥华最为奢靡昂贵的住宅区，毗邻诸多极受欢迎的夜店、酒吧和天价楼盘。

“在这儿，你看到的是最上层的生活。每个人都过得非常好，至少比在中国好。”她回忆起小时候在上海，曾经看见过农民工们风雨飘摇的铁皮屋，还有她妈妈的老家，云南某个破落寒酸的小山村。“小时候我妈总是给我讲，这些人有多穷多困难，听得我毛骨悚然。我的姥姥就是洗衣工出身。但是我妈妈不想像村里的人一样，成天七嘴八舌地讨论谁家买了只鸡，谁家死了只猪。”

字里行间，我似乎能体会到Weymi内心的恐惧：对贫穷恐惧。“如果我妈妈没走出那个村子，也许我现在就是个井底之蛙的农村小姑娘......你想象得了么？”

说到这里，Weymi倒吸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