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ther & Sister
There can be no companion better than a BROTHER & There can be no friend better than a SISTER!
姐弟俩 - 吴国华摄于 2015年7月14日拍摄于奥克兰皇后大街
The sea always filled her with longing, though for what she was never sure.
看海 - Jana Luo 摄于2015年9月鸟岛
去海边拍片，天一直在下小雨，海边人的也不是很多。 看到这个姑娘一直坐在这块大石头上，看着海，坐了很久，我也就在远处看着她，看了许久。 她在等什么吗？ 还是只是喜欢雨中看海?
香港：流光溢彩慶元宵
2月22日，香港市民和遊客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觀看元宵綵燈。
當日，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香港新界、九龍等不同地區舉辦元宵綵燈會，吸引眾多市民和遊客前來觀看。
新華社記者 李鵬 攝
香港逾千人遊行呼籲“全民反暴力守護香港”
新華社香港2月21日電（記者張晶）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21日舉行“全民反暴力·守護香港”大遊行，共有逾千人參加，呼籲支持香港法治及和平的市民一齊反暴力，維護香港穩定及和平。
21日香港天氣轉寒，街上不少人身穿羽絨服還凍得瑟瑟發抖，然而這絲毫沒有影響市民的熱情。午後1時許，灣仔港灣道花園已經陸陸續續來了不少市民。下午兩點半，整個花園幾乎被參與遊行的人士站滿。
記者在現場見到，市民紛紛舉起“反暴力，愛香港”“珍惜和平，維護法治”等字牌。主辦方還設置了簽名區讓市民可以通過簽名表示支持警察反對暴力，很多參與者都踴躍簽名支持。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在遊行前致辭時表示，大年初一發生的旺角暴亂事件中，那些暴徒令人髮指的行為，除了破壞香港法治外，也令社會進一步撕裂。作為有責任的勞工組織，工聯會必須要走出來，呼籲會員及市民一起向暴力說不。
她強調，香港一直有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不少團體都會理性表達自己的聲音，香港人也一貫熱愛和平，珍惜和平。工聯會不主張以暴制暴，而是要和平理性反對暴力，維持和平穩定。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則表示，大年初一，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士組織暴徒挑起事端，製造社會不安，暴徒還粗暴襲擊警察，焚燒雜物、破壞私人財產，危害公眾秩序，做法令人髮指。
遊行隊伍於三時許從港灣道花園出發，沿菲林明道、軒尼詩道、駱克道，一直遊行到灣仔警察總部。當遊行隊伍到達警察總部時，遊行人士向警方遞交心意牌，為警方送上慰問表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香港市民劉先生專門帶著自己6歲的孩子來參與遊行。他說，自己是一名教師，希望通過參加遊行讓孩子接受一次教育。
“社會上一定會有不同聲音，但無論如何也不應該用暴力手段表達訴求。我希望香港市民都團結起來，共同守護我們的家，讓我們的孩子能夠在一個和平和穩定的社會中成長。”他說。
剛踏上工作崗位的年輕人梁先生則表示，和平與穩定對於一個社會來講是最重要的，香港的法治一直是其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如果遭到破壞，對整個社會的打擊都難以預測。
“年輕人確實更容易衝動，但無論如何也要有底線，要在和平理性的原則下按照法律表達意見。”他強調。
旺角暴亂在2月8日晚至9日淩晨發生，導致超過130人受傷，當中超過90人是警務人員。據了解，警方至今就事件拘捕了69人。（完）
紅包變遷：電子紅包成中國春節“新年俗”
新華社合肥２月２２日電（記者周暢）“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地京”。元宵節的到來，就代表中國傳統節日春節進入尾聲。猴年春節期間的“紅包大戰”令人記憶猶新，電子紅包逐漸動搖了傳統紅包的地位，成為中國春節的一種“新年俗”。
春節紅包年俗有著長時間的歷史變遷。中國春節的傳統紅包俗稱“壓歲錢”，安徽省民俗學會副會長王賢友介紹，關於壓歲錢的起源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古時有種小妖叫“祟”，在大年三十晚上出來用手去摸熟睡著的孩子的頭，孩子往往受到驚嚇而頭疼發熱變成傻子。後來有一對夫妻發現，當把八枚銅錢用紅紙包著放在孩子的枕下時，枕頭便能迸發道道閃光，把“祟”嚇跑。
從此，用紅紙包八枚銅錢嚇退“祟”的事逐漸流傳開來。人們便把這錢叫“壓祟錢”，又因“祟”與“歲”諧音，“壓祟錢”逐漸被稱為“壓歲錢”了。“當然，還有不少其他關於壓歲錢的傳說，大多大同小異。”王賢友說。
據介紹，壓歲錢的形式在古時主要有兩種，一種可見於《燕京歲時記》中：“以彩繩穿錢，編作龍形，置於床腳，謂之壓歲錢”。另一種直到現在也很常見，即長輩用紅紙包好壓歲錢，在晚輩拜年後派發，或在除夕夜由長輩悄悄放在孩子的枕頭下。
王賢友表示，壓歲錢可能最早起源於漢代。它並非是流通的貨幣，而是鑄成錢幣形狀的避邪品。正面往往鑄有各種吉祥語，如“韆鞦萬歲”“去殃除兇”等，背面則鑄有各種圖案，如龍鳳、龜蛇、雙魚等。
宋元明清時，壓歲錢大多數是用紅繩串著賜給孩子。民國以後，紅包的寓意演變得更為豐富。用紅紙包一百文銅圓寓意“長命百歲”，紅紙裏包一枚大洋象徵著“財源茂盛”“一本萬利”。貨幣改鈔票後，家長們喜歡用號碼相連的新鈔票包紅包給孩子們，寓意“連連發財”“連連高升”等。
新中國成立後，壓歲錢曾多為五分、一角的硬幣。上世紀９０年代至今，孩子們的紅包開始上百、上千元，不過大部分最後都交還到長輩手中。
家住安徽合肥的沈先生說，雖然每年都要發出很多紅包，不過最後還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孩子給收回來。基本上就是將錢“轉了一圈”。
隨著經濟水準的不斷提升，紅包早已不是孩子們的專屬。一些“８０後”“９０後”在春節期間還會給父母派發紅包，紅包也成為晚輩對長輩的美好祝福和表達孝道的一種方式。
猴年電子紅包的火爆，讓發紅包這一傳統年俗有了新的形式。猴年春節，微信，支付寶、ＱＱ和百度錢包等各大平臺紛紛推出紅包新玩法，“集五福”“咻一咻”“紅包雨”“搖一搖”等紅包玩法讓人們在除夕夜格外繁忙。
親朋好友之間通過電子紅包互相問候、拜年也逐漸成為了新年俗。
安徽大學社會係副教授王雲飛認為，電子紅包的興起是傳統紅包文化的延伸，是一種既傳統又現代的形式。不僅體現了對中國傳統紅包文化的重視，還凸顯了新時代賀新年方式的變遷。
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看來，科技的進步為電子紅包的興起提供了技術基礎，如微信、支付寶等應用軟件的客戶端正是以智能手機為基礎發展起來。新型的電子紅包借助信息技術影響支持著個體間的溝通交往，但不可否認，電子紅包的興起也使得紅包由個人之間的行為，變成了多為企業參與的行銷活動。
夏學鑾認為，新型電子紅包層出不窮的各種玩法不斷刺激人們的娛樂需求，同時也充當了人際交往中的一種媒介，讓人們的交往變得更加多元和方便。（完）
借來的籃板眾籌的球，鄉村籃球賽引來“洋外援”
新華社銀川２月２１日電（記者何晨陽）不大的籃球場被圍得裏三層外三層，沿著山坡向上望去，房頂上、墻頭上都是圍觀群眾。這裡是寧夏海原縣賈塘鄉堡臺村舉辦的首屆籃球運動會，除了放下農具的農民在場上揮汗拼搶外，三名黑皮膚“洋外援”連貫有力的扣籃和空中接力也不時引來村民歡呼吶喊。
寧夏西海固地區素有“貧瘠甲天下”之稱，海原縣堡臺村正位於這一區域，雖然自然條件艱苦，但籃球賽卻幾乎是每個村子的春節“標配”。雖然這場歷時８天的籃球賽已結束，但它仍然是村民們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這次籃球賽吸引了２００多公里外的群眾前來看球，觀賽群眾近６０００人，而堡臺村總共只有３５００餘名村民，可算掙足了面子。但為籌辦這次球賽，村委會主任田希福一度可愁壞了。
“村裏沒有一副籃板也沒有籃球，為辦球賽，３０多名籃球愛好者租農用車到近１０公里外的鄰村借了一副籃球架，村民們集資買了籃球，再加上本村一些老闆贊助，籃球賽才組織了起來。”田希福說。
雖然條件艱苦，堡臺村的籃球賽卻辦得精彩，尤其是三名“洋外援”的加盟，為球賽增色不少。據記者了解，三名“外援”均來自塞內加爾，在廣西某俱樂部參加訓練的間隙，聽說寧夏西海固地區球賽很熱鬧，“慕名而來”。“沒有想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有這麼一群籃球發燒友”，出生於１９８７年的“外援”謝赫說，他這次切身感受到中國山村農民對籃球的狂熱。
堡臺村首屆籃球賽的贊助商之一、養牛大戶田希鑫告訴記者，此次籃球賽，全村僅參與維持秩序的村民就近百人，小轎車、麵包車將三四公里長的村道堵得水泄不通。
“比賽原定上午十點半開始，但由於村民提前趕到，道路全部被堵，運動員們只能跑步到達球場。”田希鑫說，主辦方對觀賽人數預估嚴重不足，以致出現了這樣的尷尬。
籃球為何有如此大“魔力”？在有十多年球齡的田希福看來，一個籃球抵得上他磨破好幾張嘴皮子。“以前村裏年輕人玩牌耍賭的不少，我勸過但效果不好，有了籃球賽，這些耍賭的年輕人就走進球場了。”田希福說。
田希鑫則說：“‘洋外援’來打球在西海固地區確實是新鮮事，但我覺得隨著小康社會建設進程的推進，肯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友人到西海固地區來。”
採訪結束時，田希福一再表示，希望能有好心人為村裏解決一副籃球架。“這次比賽完，我們借的籃球架就要還回去，我代表全村３５００名父老鄉親感謝好心人，熱切期待村裏能早日有籃球架，這樣，村民們的運動熱情就能更好釋放，村裏的籃球賽才能越辦越有勁！”田希福說。（完）
美國收藏的３０００餘張敦煌石窟舊照或將年內出版
新華社蘭州２月２１日電（記者張玉潔）美國收藏的３０００餘張拍攝於上世紀４０年代的敦煌石窟舊照，或將年內出版。專家介紹，這批照片的系統性和完整性，超過了探險家伯希和、奧登堡等人拍攝的敦煌舊照。
“這批照片由記者出身的羅寄梅於１９４３年拍攝，後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收購。”敦煌研究院研究員趙聲良說，在美中雙方的努力下，這批本用於教學的珍貴資料已經整理完畢，或將在年內出版。
１９４３年，國民政府決定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對敦煌石窟進行保管和研究。羅寄梅受聘為敦煌藝術研究所研究員，攜夫人到敦煌，承擔起對敦煌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洞窟進行拍攝存檔的任務。
在一年多的時間裏，羅寄梅的拍攝範圍幾乎涵蓋了莫高窟的所有洞窟。對一些重要洞窟，他除了拍攝全窟壁畫外，還對單個的菩薩、飛天等局部壁畫進行了拍攝。此外，羅寄梅的鏡頭還紀錄下了莫高窟、榆林窟的洞窟外景、周邊環境，以及敦煌城內風情等。
上世紀４０年代，敦煌莫高窟條件艱苦，電都不通。為拍好洞窟內照片，羅寄梅動了不少腦筋。趙聲良介紹：“莫高窟後壁終年不見陽光。羅寄梅利用鏡子把太陽光反射到洞窟裏，在洞窟內用白紙或白布再次把光線反射到墻壁上，拍攝出許多好照片。”
由於記者出身，羅寄梅擁有當時最好的照相機及較好的進口膠片，沖洗照片親力親為，照片品質較高。
“羅氏照片的系統性和完整性，是探險家伯希和、奧登堡等人拍攝的敦煌舊照無法相比的。”趙聲良說。
拍攝完照片後，羅寄梅夫婦回到重慶，後遷居南京、台灣、美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史專家方聞得知羅寄梅擁有這批敦煌石窟照片後，建議校方購買。１９６８年，普林斯頓大學購得了羅寄梅在敦煌石窟拍攝的全部照片。趙聲良說，長期以來，這批照片均作該校師生教學之用，並未公開出版。近年來，伴隨著“敦煌熱”的出現，普林斯頓大學決定與中國專家合作，全面整理羅寄梅拍攝的敦煌舊照片。
２０１０年，趙聲良被邀請至美國，對這批照片進行了為期半年的整理工作。經過整理，每張照片的內容、所在洞窟及其位置、壁畫的時代等內容均得以確認。
“這批照片記錄下了敦煌石窟的珍貴資料，一旦出版面世，將對敦煌學研究起到積極作用。”趙聲良說。（完）
奧運期間裏約賓館最高漲價９倍
新華社裏約熱內盧２月２１日電（記者姬燁）據巴西《環球報》日前報道，在裏約奧運會期間，該市的一些賓館價格上漲幅度很大，有的甚至漲高９倍，裏約消費者協會已開始對此進行調查。
再過不到６個月，裏約奧運會就將拉開帷幕，來自全球各地的眾多遊客和觀眾已開始提前預訂奧運期間的酒店房間，但是等待他們的價格將會如何呢？
《環球報》從當地旅行社和網絡訂房網站對奧運期間酒店房價進行了調查，發現裏約市中心老城區４星級酒店在奧運期間的房價普遍上漲５到６倍，在科帕卡巴納海灘附近的酒店價格漲幅更加離譜，一些甚至比平時貴出９倍，而像溫莎大西洋這樣的５星級酒店則早已被預訂一空。在奧林匹克公園所在的巴哈區，也存在賓館價格猛漲的情況。
在一些網站上，已有消費者開始埋怨。其中一名消費者投訴說，要求監督賓館調價的情況。他說一家遠離奧運賽場的小旅館在奧運期間的房價都要高達每晚１２００雷亞爾（１雷亞爾約合１.６２元人民幣），由於價格太高，他甚至想賣掉奧運門票，取消裏約之行。另一人則抱怨賓館開出了天價，平時每晚３５０雷亞爾，奧運會期間則要３０００雷亞爾。
目前裏約消協已列出了該市１４２家高級酒店，並且正對其中的３５家房價進行調查。該協會主席索朗熱表示：“（這些酒店）有１０天時間對漲價４倍、甚至９倍的情況進行說明，這是行政管理手段，可能會進行罰款處罰。”（完）
（行走中國）一位攝影師在列車上的３８年別樣人生
新華社北京２月２０日電（記者楊春雪）７３歲的攝影師王福春自稱在火車上做了３８年“小偷”。
他不圖錢財珠寶，“偷”的卻是人間百態。手持一台小巧的卡片相機，身著一件外套做掩飾，他在“哐當”搖晃的列車上來回踱步。目光四處打量，大腦飛速運轉，思忖著拍攝角度和畫面構圖。時不時地趁人不備“咔嚓”一張，未及對方反應過來，他已經轉向下一個“獵物”。
３８年來，他不停地按動快門，記錄了一節節狹小車廂裏最自然，最生動的人物面孔和生活百態：朝著八寶粥鐵罐裏撒尿的光屁股男童，倚在過道旁打瞌睡的打工族，擠在一個床舖上嬉鬧的情侶，匍匐在車廂角落朝拜的信徒……
“火車就是一個濃縮的社會。悲歡離合，善惡美醜，社會有啥它有啥。”他說。
一張張瞬間串聯成的畫冊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時代變遷提供了另一種注解。
“例如人們的著裝變化，７０年代末，我拍到的都是色調單一的解放裝，千人一面；８０年代中期開始，喇叭褲逐漸成了時尚；到了９０年代開始流行文化衫……”他數著照片說。
再如通訊方式，由最早的傳呼機，大哥大，到翻蓋手機，再到集各種娛樂功能為一體的智能手機，王福春都有留下影像記錄。還有那些零散在歷史角落裏被人遺忘了的場景：乘客提著暖壺在熱水房前排隊，售貨員挑著秤砣叫賣，乘客集體做廣播體操，乘務員舉著“放像車廂”牌子招攬生意……
長期以來，火車是中國人最重要的出行方式之一。尤其在上世紀經濟條件不富裕的情況下，較之昂貴的飛機，老百姓更願意以付出時間的代價來選擇價格低廉的火車出行。這種交通工具的盛況在每年一次的春運時期達到了極致。
“過去的春運擁擠到需要爬窗而入。”王福春說，“那時車票沒有座號，人們爭先恐後上車搶座位，甚至還有用高跟鞋佔位的。”
他的每一句話幾乎都有影像印證。在１９９５年拍攝的照片上，在西寧車站站臺，有人正拼命往窗裏爬……
進入新世紀以來，王福春拍攝的站臺照片與以往有鮮明對比：透過密封車窗，車內車外的人要通過寫紙條或者打電話的方式交流。
“短短幾十年，整個時代都變了。”他說，上世紀末，車廂裏人滿為患，連過道夾縫裏都塞滿了人，空氣不流通，煙味、方便麵味、鞋臭味混合在一起，一連坐十幾個小時的火車是“活受罪”。
如今，高鐵出現了，鐵路交通工具的速度提升了，座椅也寬敞了，乘客以各種舒適的坐姿看電影、聊天、休息，鐵路出行已成為一種享受。
儘管如此，王福春卻感慨火車上的故事少了。過去坐一次火車就能交一群朋友，跟鄰座鄰鋪有說有聊，現如今鄰座很少交流，大家都低頭看手機。
他感到疑惑，科技把世界變小了，人心的距離卻疏遠了，這究竟是好還是壞呢？
２００１年，王福春將積累了２４年的照片整理後出版了《火車上的中國人》一書。１５年過去了，他的照片至今仍在網絡上廣為流傳，被很多讀者標榜為“生動的時代記憶”。很多人認為，這些照片記錄的瞬間並沒有令人不堪回首，反倒妙趣橫生，時而引人發笑。
１９９６年拍攝的一張照片中，座椅上空無一人，但椅套下卻鼓鼓囊囊的，看起來格外有喜感。“那是從北京開往呼和浩特的列車上，空調開得太大了，乘客都鑽到座椅套下去睡覺了。”他解釋說。
同年在吉林駛往哈爾濱的火車上，一件外衣的兩個袖子被係在窗戶左右兩側，作為“臨時窗簾”，簾下的人在專注地打撲克……王福春在構圖時善於突顯這些一反常態的細節，這正是他獨特的幽默角度。
２００２年，退休了的王福春離開哈爾濱，搬家來到北京。他帶著相機四處取景，繞著天壇、故宮這些標誌性建築物轉了好幾圈也沒有尋得靈感。而當他擠上地鐵，在昏暗、狹窄、晃動的空間，他恍然找到了似曾相識的感覺，決心開始拍攝火車專題的姊妹篇——地鐵上的中國人。
回憶起和王福春一同坐地鐵的經歷，攝影師李少白開玩笑說自己只能“假裝不認識他”。
“他時刻拿著相機偷拍不說，關鍵是他離拍攝對象太近了。”李少白說當時特別擔心對方會因此惱火。
為了避免擺拍，捕獲最真實的瞬間，王福春的作品大多采用偷拍的方式。而這種拍攝手法往往是離人越近，難度越大。即使在狹小無比的空間，人與人之間仍需要保持一種微妙的距離，悄悄伸探過來的鏡頭往往會令人感到被窺視，心生不安和厭煩。
王福春回憶說，上個世紀，中國人肖像權、隱私權意識沒有那麼強，照相機也不常見，倒是自己經常被人懷疑是小偷。
“你走過一個來回、兩個來回不要緊，到三四個來回的時候，人家就煩你了，覺得你要麼不正常，要麼就是壞人。”他說。
為此，還有人偷偷報乘警，更有甚者會一把奪過他的相機，拽出膠捲。對於這種常見的麻煩，王福春有一個絕招——微笑，這也是他在火車上拍攝３０餘年的生存法則。
“他不讓我拍，我就不拍了。他撕了我的膠捲，我還是會微笑著面對他。要是態度蠻橫，可能就要發生爭執了。”他坦言，如今隨著人們自我防範意識增強，在高鐵或者地鐵上拍攝的難度更大了。
再過兩年便是王福春拍攝火車的第４０個年頭，他打算做一件特殊的事情——為自己當年的照片尋找主人公。
他將為每一張照片標注拍攝的時間、地點、車次，通過網際網路面向全國徵詢。他期待地說，“二十年前的光腚小孩如今也長成大小夥子了，當年列車上的匆匆過客看到曾經的自己，會是怎樣的感覺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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