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自序：近年来，随着中加经贸往来的迅速发展，国人对于加拿大的关注与日俱增。但是，加拿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其政治和经济情形到底如何，恐怕没有多少国人真正了解。即使有心移民加拿大的人，也未必能够掌握多少有关加拿大的信息。有人可能会说，加拿大差不多就是美国第51个州，根本没什么可说的。确实，加拿大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与美国联系密切。但是，如果据此断定加、美“亲如一家”，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加拿大与美国都存在很大差异，两者并非“一家”。我们如果想投资中加贸易，或者想赴加留学、投资移民，都有必要近距离观察加拿大，了解它的民族精神、政治走向、行业经济以及未来中加贸易的发展趋势。接下来，笔者将结合自己的阅读和体验，为大家描述一个相对清晰的加拿大。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在近代历史上，美国曾经有过排华风潮，颁布过排华法案，但是恐怕不清楚，一向温和的加拿大，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872年，卑诗省议会通过法案，剥夺了华人及印第安人的选举权。十几年后，卑诗省议会又先后通过法案，禁止华人购买皇家土地，限制华人入境。
1885年，联邦国会通过选举法案，剥夺了华人的选举权。十几年后，又要求入境华人缴纳50加元人头税。至1903年，人头税增至每人500加元。这项人头税是专门针对华人的。
1923年，联邦自由党政府通过新的华人移民法案，禁止华人入境，即使拥有英国国籍的华人，也不例外。
以上不过是加拿大排华法案中的几个小片段。根据卑诗省新民党统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仅卑诗省通过的排华法案，就有100多项。为什么注重人权的加拿大，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排华浪潮?为什么又会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
众所周知，加拿大排华法案多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他们认为华人不讲卫生，一心挣钱，难以归化，是没有开化的民族;二是华人劳工的到来，削减了白人工作机会，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因而遭到他们激烈抵制。这两个要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多项排华法案的通过。
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远一点，就会发现，排华法案不是加拿大一国所独有的，它是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宽一点，就会知道欧洲白人不仅排斥华人，也排斥过美洲原住民、穆斯林以及其他东亚移民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近代欧洲白人为何对弱势族裔抱有那么大的偏见?以保护人权与公民权为天职的司法体系，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为弱者伸张正义?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叫作《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以法西斯屠杀犹太人为例，反思了现代性与野蛮屠杀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启蒙运动激发了人类理性，使人理性地规划一切，理性地设计未来。当他们意识到，在未来的人类花园中，有的人不能作为花园中的一景，而注定成为破坏花园的杂草，甚至毒草时，便产生了以非常手段“清洁”花园的理性规划。就这样，绝对理性变成了绝对野蛮，法西斯以绝对理性的方式，完成了对犹太人的屠杀。
鲍曼的这种解释，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反思种族歧视背后的现代性因素。
近代的欧美民众，可能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性规划，但是他们都接受了国家观念的洗礼，成为了一种“特定的人”。你是美国人，他是加拿大人，我是澳洲人，大家都是不同身份的人。而且，每块土地被视为特定人的特定资产。外面的人来了，如果他们欢迎，就允许留下，如果他们不欢迎，就想方设法令其离开。所谓“白人的加拿大”，“白人的美国”，“白人的澳洲”，都是这种国家观念的一种侧面反映。
这种现代国家观念，再加上白人对于华人文化的鄙视，自然会生出强烈的排斥感。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国家观念不仅重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还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自卫工具。在古代社会，帝国对臣民的保护，多出自统治者的良心;近代以来，政府保护公民权益，则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近代欧美国家宪法都承认，政府必须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包括他们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在民选政体下，如果执政者保护不力，还会面临去职的压力。
民选政体下的政治家，为了上位或者谋求连任，必须竭力满足选民的利益诉求。如果不满足，选民轻则予以舆论讨伐，重则走上街头示威罢工，同时还会利用选举投票向政府施压。
其实，无论加拿大还是美国，在排华风潮甚嚣尘上时，都会有“孤独的清醒者”。并不是所有白人，都积极排斥和限制华人。但是，在民主政治之下，在大众意见占据主导的时代，清醒者不敢轻易发声，即使发声，也会被淹没于众声喧哗之中，改变不了大局。
因此，民主政体之下的国家立法，归根结底，取决于多数选民的素养。当多数选民理智温和时，其主导的立法，就会多一些公平的成分;当多数人偏执疯狂时，他们主导的立法，就会多一些疯狂的成分。
不用说别的，仅看看历史上美国的黑人种族隔离，德国的法西斯屠杀，就会明白，那个时代的欧美国家，虽然比亚非大陆“现代”得多，但也只是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制度框架而已，并没有演化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众心灵。相反，由于提前受到了现代国家主义观念的洗礼，他们对弱势族裔的鄙视和排斥，似乎更为强烈。
奠基于这样心灵之上的民主政治，自然而然地就会催生排华法案之类的歧视性法令。
当然，从源头上来说，近代欧美文化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并不是针对特定人的。它追求的是人人自由、平等。法国的《人权宣言》，英国的“不成文宪法”以及美国宪法，都明确表示既保护公民的权利，又保护“人”的权利。换句话说，在法律意义上，政府应该保护境内所有人的基本权利，无论他是公民，还是未被归化的外国人。
可是，到了现实政治中，“人权”与“公民权”往往就成为一对矛盾。当公民要求限制外人、禁止外人入境时，议会应该接受还是应该拒绝?如果接受，就会违背法治精神，使宪法规定的人权保护流于形式;如果拒绝，就有可能失去选民支持，沦为他们抨击的对象。
通常，议会往往满足公民的要求。作为公民选出的政治代表，这样做可以理解。但是，最高法院作为宪法精神的阐释者，按理说，则应该将人权保护放在首要的位置。毕竟，人权是公民权的基础。美国最高法院也确实曾撤销过加州的排华法案。但是当它面对联邦层面排华法案时，往往就会慎之又慎，能不审理就不审理。
这个事也确实令美国最高法院为难。如果尊重华人权利，他们就必须以少数人的意志，否定多数公民的意志;如果肯定排华法案，则意味着自己没有尽到忠实阐释宪法的责任。总之，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以不介入政治为由，拒绝审理。即使迫不得已进行审理，也往往判定宪法赋予了国会全权处理外人入境和出境事务的权力，从而使自己超脱于外。
美国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微妙立场，折射了近代国家体制在公民保护与人权保护问题上的“纠结”：保护外来人的权利，就会“损害”本地公民的权益;如果满足本地公民的要求，又必然伤及外来人的权利。当时，欧美民主政治尚没有能力化解这个困境，只能先履行保护公民的义务。
当前，成熟的欧美国家，已经形成了多元利益协调机制，能够比较好地尽到保护人权的责任。但是，人员流动与责任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失。如何对待外来人口，如化解调少数族裔与主流族裔的冲突，仍是各国需要谨慎面对的棘手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