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敲房门，随后听见了她的声音，“门是开的。”

这是一间位于美国北加州的两居室公寓，伊娃·赫歇尔 (Eva Hirschel)是一个小个的老太太，坐在墙角的窗边，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嬉闹。

我称她为伊娃，虽然她可以做我的外婆了。我放置停当录音机，不需要做任何提示，她侃侃而谈，伊娃已经准备好讲她的故事。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在此前5年，伊娃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的一个犹太家庭。他们是普通人，带着恐惧，敬畏和难以置信的混合心情看着一个疯子爬上权利之颠。作为一个孩子，她见证了“水晶之夜”的疯狂的仇恨和令人心碎的残酷。弟弟在学校被打，她被希特勒青年团羞辱和吐唾沫。

1940年她11岁时，父亲被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六个星期。当他被放出来后一家人感觉到德国是不能待了，伊娃和父母，还有弟弟在意大利热那亚搭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中国上海，一个由中国和国际两个市政局共同管理的开放港口城市，不需要入境签证，是世界上唯一愿意接受他们的地方。伊娃后来发现，她们乘坐的意大利客轮——Conte Verde，是最后一班离开欧洲的客轮。在半途中意大利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她家族其余的人都被困欧洲了。

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对于超过两万欧洲犹太人来说上海曾经是家。这意味着绝望的生活条件，无时不在的饥饿，奇怪的语言；这意味着穿越数千公里的不确定海洋，到达罪犯黑帮出没，混乱习以为常的城市。但最重要的是，当纳粹党旗飘扬在从巴黎到波罗的海的欧洲大地时，上海意味着一个躲避希特勒和大屠杀的避风港。

在局促困顿和疾病缠身之中，伊娃在上海度过了她的少年时期。当时上海被日军占领，日本占领者会因为最轻微的事情就拿刺刀乱刺中国人。到了1943年，犹太人被赶进贫困的“虹口隔离区”。早上，死于饥饿或疾病，被报纸包裹的尸体就会出现在街道上。

伊娃15岁时退学来支持她的家庭，母亲体弱多病，父亲是个酒鬼，弟弟还只是个孩子，她便成了家庭的主心骨。她回忆说，“家人同另外24人住在一所房子，共用一个只有冷水的浴缸和两个小厕所。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里中间隔一个夹板墙，另外半间住另一对夫妇。”

然而并非所有上海的回忆都是暗淡的。伊娃，如同30年代世界各地数百万记的儿童，崇拜偶像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她一直以为美国童星也跟自己一样——是一个德国犹太裔女孩。

伊娃回忆到： “我刚到上海只有几个星期，有一天走在一条岔路上，我正巧路过一家电影院，在那里有一张大型的海报，让我惊喜万分的是秀兰·邓波儿正对着我微笑。我几乎要拥抱了她，我真的很高兴而且松了口气。“

伊娃跑回家，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

“秀兰，秀兰·邓波儿。是不是很美妙？她离开了德国。她安全了，而且生活在上海。我知道。我看到了她的照片了。”

数以千记的犹太人也像伊娃那样在上海活了下来。靠着决心，智谋，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使他们能够战胜来到新城市的诸多挑战。很短时间内，一个繁荣，热闹非凡的犹太文化便在上海出现 。一流的剧院，芭蕾，音乐会，报纸被印成十几种语言，还组成了校际运动队。上海的犹太区被称为“小维也纳”。

由于日本人的新闻审查，上海的犹太人完全不知道他们在欧洲的家人怎么样了。直到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视察解放了的纳粹集中营的图像传来，他们才知道这一恐怖的消息。

“谁能想象得到吗？我们的隔离区里一片死寂，你可以听到针掉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没有失去亲友的。发生在1940年呢？发生在德国？发生在歌德，尼采，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国家？我永远无法理解这一切。”

伊娃留在欧洲的家族成员都死于大屠杀，如果不是在身体上，便是在心灵上。在20世纪70年代，她远赴柏林看望家族唯一的幸存者，曾在集中营中待过的小姨。“我的阿姨，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知道她，我总是到他们家度过假期。她不知道我是谁，我来做什么呢？”

心碎不已，她再也没有回到欧洲去。

大多数上海犹太人在二战结束后便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少数留下来的经历三年的中国内战(解放战争)，和毛时代的早期，但到了50年代末，上海繁荣一时的犹太区已经全部消失了。

尽管困难和饥饿，伊娃认为她在上海的经历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很快长大 ，我们学会了责任，我们学会了互相帮助。我不羡慕这里(美国)的孩子的一切。我不会拿它换世上任何的东西。”

伊娃的一生是普通的，同时也是不寻常的。她拿出盖有尘土的相册，从泛黄的页面里走出一个鲜活的年轻女子，在酒吧与朋友喝酒， 坐在B-29轰炸机翼尖上，挎着身穿美军制服的新墨西哥州“甜心”的手臂咯咯地笑。她的笑容，她的举止，她的活力掩饰了内心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