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曾伯父，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弟弟。他叫乔·麦肯纳。他是一位年轻的丈夫和一位半职业篮球运动员，还是一位纽约市消防员。家族史中说他非常喜爱当一名消防员，在1938年，放假的一天，他选择去消防站帮忙，开始擦拭所有的黄铜，消防车上的栏杆，墙上的配件。其中的一个消防水管的喷嘴，一块巨大，沉重的金属，从架子上掉了下来，并砸中了他。几天之后，他的肩膀开始疼痛。再过了两天，他突发高烧。高烧不退，并且不断攀升。他的妻子一直在照顾他，但是她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用，当他们请来医生时，也对他无能为力。

他们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把他带到医院，那里的护士马上看出他得了感染，当时候的人把它叫败血症，尽管他们没有说什么，他们肯定马上就知道他们已经无力医治了。

他们什么办法都没有，是因为我们现在拥有的治疗感染的药品在那时还没有存在。第一个青霉素，抗生素的测试，三年之后才发生。当时一旦得了感染，能够康复算是幸运的，要不然就没命了。我的曾伯父没有那么幸运。他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一直打寒颤，脱水，并且神志不清，他的器官衰退，进入了昏迷状态，他的状况十分危急，消防站的人排队给他输血，希望能稀释他血液中的感染。

一切都没有用，他最终不幸去世了。他年仅30岁。

如果回顾历史，有许多人离世的情况同我曾伯父类似。许多人并不是因为癌症或心脏病去世，不是现在折磨我们的生活习惯病。他们没有患上那些疾病是因为他们活不到得那些疾病的年龄。他们是因身体受伤而死--被牛角顶伤，在战场上中弹，在工业革命的新工厂中粉身碎骨--很多时候，是因为得了感染，因伤势造成的感染。

当抗生素到来时，一切都变了。曾经意味着死亡的感染突然，变成了几天就能恢复的病。它就像奇迹。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生活在特效药的黄金时代中。

现在，它即将结束了。我的曾伯父在前抗生素时代最后的日子中去世的，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后抗生素时代的到来。感染会像从前一样致命，杀死乔（曾伯父）的致命感染会卷土重来。

其实，这些感染已经夺取了很多人的性命，因为有一种现象叫做抗生素抗药性。简单的来说，它的原理是这样的：细菌为了资源和食物相互竞争，有的细菌会针对性地制造致命的化合物攻击对方，其它的细菌则用化合物保护自己，发展防御系统对抗这些化学攻击。我们最初发明抗生素时，我们在实验室中创造了我们自己版本的化合物，细菌像往常一样对我们的攻击作出了响应。

接下来是这样的：青霉素是在1943年发布的，而广泛的青霉素耐药性在1945年就到来了；万古霉素出现在1972年，万古霉素耐药性就在1988年；亚胺培南于1985年，抗药性在1998年又出现了；2003年的达托霉素是最新的药物之一，抗药性在2004年就紧跟而至。

在这70年中，我们像是在做一个蛙跳的游戏--一种药物，一种抗药性，接下来又一种药物，又一个抗药性--现在这个游戏结束了。细菌的抵抗力极快，以至于现在各种感染风靡全球。市场上可购买到的100多种抗生素中，可能只有两种药物会管用，甚至没有。

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的。在2000年，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鉴定有一例患者在一家位于北卡罗来纳的医院里，除了两种药外，对其它药物都有抗药性。现在，这种感染被称为KPC，除了3个州外，已经传播到了美国各地，还有南美，欧洲和中东地区。在2008年，瑞典医生确诊一名来自印度的男子患有的感染。只对一种药没有抗药性，创造这种抗药性的基因叫做NDM，现在已经从印度传播到中国，亚洲，非洲，欧洲和加拿大，还有美国。

我们真心希望这些感染病例只是罕见情况，但是其实，在美国和欧洲，每年都有50,000人死于无药可救的感染。一项由英国政府特许的项目叫做抗生素抗药性评审，预计每年全球死亡人数有700,000。

这个数字巨大，然而这个比例还是很小，所以我们感觉不到风险，在你的想象中，他们是医院里的病人，在重症监护室或者住在疗养院中，接近生命的尽头，感觉他们离我们很远，他们的状况我们还很陌生。

你们想不到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抗生素支撑着几乎所有的现代生活。

如果我们失去了抗生素，我们还会失去所有这些东西：首先，所有免疫系统较弱的人 都失去了保护--癌症患者，艾滋病患者，器官移植接受者，早产婴儿。

接下来，任何需要在人体中安装异物的治疗：中风时使用的支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透析，关节置换……婴儿潮一代的运动员有多少需要髋关节，膝关节置换？一个近期的研究预计如果没有抗生素，每六个人中就会有一人死亡。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失去手术。很多手术的进行需要预防性剂量的抗生素，如果没有这个措施，我们就不可能对人体开刀，于是就不会有心脏手术，没有前列腺活检，没有剖腹产。我们会惧怕那些现在看似微小的感染，咽喉炎以前会导致心脏衰竭，皮肤感染会发展成截肢。即使在最干净的医院，孕产妇的死亡率几乎达到百分之一。每10个孩子中，肺炎会夺走3个孩子的生命。

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如果你知道任何伤口都有可能致命，你还会不会去骑摩托车，从雪山上飞驰而下，爬上梯子去挂你的圣诞彩灯，让你的孩子滑进本垒吗？毕竟，第一名接受青霉素的病人，一名叫阿尔伯特·亚历山大的英国警察，他的感染严重到他的头皮都渗出了脓液，一只眼睛也被医生摘除了，他的感染的起因十分微不足道。他走进他的花园，然后脸上被刺划伤了。刚才我提到的英国项目预计现在每年的，全球死亡人数为700,000人，他们也预测如果我们无法在2050年前，控制现在的情况，在不久的将来，全球死亡人数会上升到一千万。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面对这些可怕的数字，我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残酷的现实是，这都是我们的自作自受。抗药性是一个必然的生物过程，但是我们要为加快这一过程承担责任。我们随心所欲地滥用抗生素的行为现在看来十分触目惊心，青霉素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非处方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很多抗生素依旧是。在美国，医院给出的50%的抗生素都是没有必要的。医生办公室中开出的45%的药都是抗生素。这只是在医疗系统中的数据。在全球很多地方，许多家畜每天都进食抗生素，不是为了治疗疾病，而是把它们催肥，为了在工厂化养殖的环境下保护它们。在美国，每年大约有80%的抗生素是卖给农场动物的，不是病人，于是创造了抗药性细菌。它们从农场流到了水里，到灰尘中，到这些动物最终变成的肉制品中。水产养殖也依赖抗生素，尤其是在亚洲。水果种植也依靠抗生素，让苹果，梨，柑橘远离病害。由于细菌能够互相传递DNA，一旦我们促进这种耐药性，就无法控制它的传播。

这是可预测的。事实上，发现青霉素的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早已预测到了。他在1945年获得诺贝尔奖表彰，在之后的一个采访中，他说：

“滥用青霉素的无知的人将在道德上为他人的死负责，他的无知带来了耐药性的问题，导致那些人为此丧命，”他补充道：“我希望能够避免这个厄运。”

我们能避免它吗？有些公司正在研发新型抗生素，一些超级细菌从未见过的东西。我们十分迫切地需要这些药物。我们也需要一些奖励：研发补助，延长专利，奖金等等，去吸引其它公司制造抗生素。

但是这还不够，这就是原因：大自然的进化总会赢。细菌每20分钟就能生成新的一代 ，药物化学家需要花10年才能制成一种新的药，每次我们使用一种新的抗生素时，我们就给了细菌数亿次机会去破解我们建造的防御系统的密码。迄今为止，任何药物都不能够打败它们。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但是我们能够改变它的结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系统去收集数据，并且自动、具体地告诉我们抗生素是如何被使用的。我们可以在药物订购系统中放置守门人，再次检查每一个处方。我们可以要求在农业中不再使用抗生素。我们可以构建监控系统，及时告知我们哪里出现了抗药性。

这些是科技解决方案，这些还不够。我们都要出一份力。抗生素耐药性是一种习惯，我们都知道改掉一种习惯是很难的，但是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曾经做到过人们曾经在马路上随便扔垃圾，曾经不系安全带，曾经在公共场所抽烟。我们不再这么做了。我们不破坏环境，不引发巨大事故，不再使别人得到患有癌症的风险，因为我们懂得那些事情代价太高，具有毁灭性，对我们没有一点益处。我们改变了社会规范，我们也可以改变抗生素使用的规范。

我知道抗生素耐药性的规模看似巨大，但是如果你对气候变化感到忧虑，于是去购买荧光灯泡；或者考虑到棕榈油毁林，就每次阅读一盒饼干上的标签，你应该已经知道 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去改变一个大问题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改变抗生素的使用。如果不确定我们是否正确使用抗生素，那就放弃它。我们可以不要执意为孩子的耳部感染开处方，而是先查明起因。我们可以询问每一家餐厅，每一家超市，它们的肉制品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做承诺不再购买长期使用抗生素养殖的鸡，虾或水果。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我们可以减缓后抗生素时代的到来。

但是我们要马上开始行动。青霉素在1943年开启了抗生素时代，仅仅70年后，我们已经走在灾难的边缘。我们没有70年的时间，去找到我们的出路。

谢谢大家！

本期讲者Maryn McKenna是一名公共卫生领域的记者，曾报道了许多有关耐药性疾病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