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洪林

文 | 张丰

与杨绛相比，保育钧和李洪林两位先生的去世，只在读书界引起了一波小范围的怀念和追思，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他们属于那个让人怀念的80年代，对今天的青年来说，他们已经显得过于陌生了。

保育钧作为知名报人的地位，奠定于他拍板刊发“小平，您好”的照片。1984年的“国庆阅兵”，群众游行时，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拍下了这个镜头，晚上，编辑把它排上版，拿给夜班编委保育钧签发。按照规定，这种图片应该刊发新华社播发的通稿图片，但是新华社图库根本没有发这张照片。当晚，时任人民日报编委的保育钧值夜班，负责主编二版，他决定刊发这张照片，“哪怕明天挨处分”。

▲ 保育钧

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曾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读书无禁区》的李洪林，被免去了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职务。到了1984年，对从事思想领域工作的人来说，仍是一个难以把握方向的年份。事实上，那几个打出“小平您好”横幅的北大学生，正被相关部门调查，人民日报在2版刊发这张照片，似乎传达出某种肯定的信号，让这几个学生得以脱身。但是对拍板刊发这种照片的保育钧来说，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保育钧曾做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而李洪林在北京最显赫的地位，则只是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在今天看来，这是标准“体制内”的职位，但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们却站在思想的最前沿。保育钧对“小平您好”的理解是，这种对领导人的亲切称呼，反映了年轻人一种平等思想，不仅没有冒犯领导，反而体现出了某种开放精神。1979年，李洪林写《读书无禁区》时，最初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其实，这一年年初的理论务虚会，邓小平就指示理论务虚会“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胡耀邦在开幕词中也号召“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李洪林敏感地从领导人的讲话中嗅到了这种思想解放的气息。既然耀邦已经提了“冲破一切禁区”，那“打破读书禁区”，不就是理所当然的吗？

《读书无禁区》来自董秀玉的约稿，《读书》选择这样一篇文章作为杂志创刊的开端，有点创刊词的味道。但是，对李洪林来说，选择写这样一篇文章，却是在一潭死水中投下那颗最危险的石子，他肯定知道这样一篇文章的风险，因此在写的时候分外谨慎，反复推敲。“文革”10年，可以开放的人文社科图书，只有一千多种，在这种氛围下，读书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危险的行为。“象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十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

李洪林被视为“著名理论家”，但是，他的理论，在正常社会看来不过是常识而已。他的《读书无禁区》呼吁的是出版和阅读自由，其中有这样的话：“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自由总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正如在马路上驾驶车辆的自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一样。就是在所谓西方自由世界，也不能容许败坏起码公共道德的黄色书籍自由传播，正如它不能容许自由抢劫、自由凶杀或自由强奸一样。因为这种‘自由’，势必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任何社会，对于危及本身生存的因素，都不能熟视无睹。无产阶级的文化政策，当然更不会放任自流。”

今天我们或许认为这样的认识还显简陋，但是在1979年，使用“自由”这个词本身就是革命性的了。李洪林发表《读书无禁区》后，有同事当面质问他：你的意思，小学生可以看《金瓶梅》吗？这样的质问，其实反映了一般的社会思想状况。因此，今天重温《读书无禁区》，仍然感觉意义重大，它对中国最近30年的意义，堪比1644年约翰·弥尔顿为英国写下《论出版自由》。

1979-1984年的中国思想界，还处在某种拉锯的状态，选择“解放思想”这一端的人，并不占优势。李洪林和保育钧的勇气，就体现在局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自觉站在了进步的一方。不过，像他们这样勇敢的思想者，在当时也并不是个案。范用把李洪林的标题《打破读书禁区》改为《读书无禁区》，就在李洪林的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这篇文章发表后，《读书》杂志最初印的5万册一售而空，加印的5万册也很快售完。但是，杂志也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他们没有选择回避，而是继续刊登批评与反批评的文章，把讨论引向深入。《读书》杂志的领导机关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曾彦修也用化名“范玉民”的笔名发表了《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呼吁思想领域的进一步开放。

当时，沈昌文刚调入《读书》杂志，就被喊去新闻出版总署开会，要代表杂志作深刻检讨。但是，当时担任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杜导正，最后以时间不够为由，没有安排他上台检讨。沈昌文后来回忆，认为“那时他是在故意放我们一马”。（《也无风雨也无晴》，128页）1981年4月，《读书》两周年，陈翰伯所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专门加上这样一段话:“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两年后的总结，仍然是在捍卫，也仍然面临着风险。

这些轶事，当事人如今回忆起来饶有趣味。但是，后人应该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人事实上组成了一个神秘的精神共同体，共同承担着思想的风险。这种难得的风气，放到今天，仍然让人神往。如今，人们怀念李洪林和保育钧这样的思想者，就是在怀念这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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